<p align="center"><strong><font color="#cc0000">时代呼唤马克思的在场</font></strong></p><p align="center">罗骞  <font color="#cc0000">2009-5-19 16:03:20</font> 来源： <font color="#cc0000">中国社会科学院报</font>  </p><p align="left">　<strong><font face="仿宋_GB2312"><u>在我们看来，中国实践的“大目标”和“大方向”不该是“成为现代”，不应该仅仅是在现代霸权结构中实现一次身份的倒转，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它应该是力图达到现代尚未达到的人的解放的水平，由此开启一种超越现代的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形态。</u></font></strong>
        </p><p>　　<strong>为什么马克思被边缘化</strong></p><p>　　这两年国内讨论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产生了一定反响。至于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否被边缘化，这样的问题已经无法提出来了。作为学科建制，实事求是地说，科学社会主义差不多处于临终状态。在马克思主义三大学科中，唯有哲学似乎还比较景气、繁荣。然而，丢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的挺立是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呢，还是相反，它是以某种特殊形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着其生命力？更加严重地说，这种挺立如果只是徒有其表的“孤立”，甚至只是脱离实践的“唯灵论”存在，它是否迟早会轰然倒塌？如果问题是从这样的高度提出来的，那么，如何看待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一状况，就不是一个形式的、随便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学科建设本身合理与否的问题。</p><p>　　即便不讨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边缘化的实践基础本身，也不讨论学科建制中三大板块的划分在方便教育普及的同时，实际上是否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分化，仍然可以追问的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制内的景气，是否得益于它作为哲学远离了实践，并且得益于这种板块划分使它作为较抽象的学科能够保持这种远离而免遭打击？</p><p>　　<strong>实践不能停留于观念</strong></p><p>　　这样的提问似乎毫无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些年的进展不正在于强调实践，并且以实践标志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吗？然而，问题在于何种实践性：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意义在以实践观点终结了陷入困境的形而上学；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在于针对现实提问，让现实成为理论密切关注的对象。概而言之，就是实践成为原则，或者成为内容，两者之一或兼而有之，这就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基本内涵。不论哪一种情况，马克思哲学的意义都指向了思想史内部的革命性变革，被阐释为当代思想的一种本质形态。这样一来，马克思如何批判现代，历史之变迁如何对马克思思想构成挑战，就不再是根本性的东西了，即便在衰败乃至在卑污的实践中，马克思哲学也仍然能因其密闭而保持常新，高高在上，远离在实践中被击落的部分。</p><p>　　且不说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批判观念论内部的自我旋转，就算以理论的方式切中了现实之本质，亦即是正确地解释了世界，难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性吗？当哲学家们用《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指证马克思开启实践哲学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这至多落在该条提纲的前半部分，即解释世界的层面，因此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层面。这些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繁荣”，就在于找到了这个层面，并且待在这个层面上。如果说传统解释是把哲学都做成了马哲，把马哲做成了政治，那么，这些年的进展则是把马哲做成哲学，把哲学做成学术！这样的进展当然也算得上是进展，至少在纠正对马克思思想之粗疏的理解方面是重要的，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因此，这种“回到马克思”的工作不可或缺。但问题是，这样回到的马克思只是思想史硬壳中的马克思，而不是那个真正立足于历史存在基础之上，并且力图去改造这一基础的马克思。在这种视角中，我们至多能看到，马克思在观念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打了胜仗，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英雄。然而，这不正是马克思要不断告别的形象吗？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阐释，始终面临着马克思终结哲学的困扰。</p><p>　　按照马克思的问题逻辑，真正说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意义，不在于为马克思在思想史中争得并捍卫一个地盘，这一点当然重要，但进而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思想与历史的变迁之间进行双重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性地走进现实。这里的批判性是指，马克思的思想不可能原封不动、不加修正地移入现实，同时也是指，现实的直接性不能非批判地成为剪裁和评判马克思思想的标准。按青年马克思的正确提法，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这种思想与实现辩证关系的意义上，因而在真正实践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之后本质重要的是“迎候马克思”，让马克思以一种鲜活的形象走进“历史的此在”。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列宁在现实与理论的交汇点上所作的贡献，没有由其引发的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降生，不管它是哪样一种性质的降生，哪有今天这个形象的马克思，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呢？看看科尔施列举的西方哲学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轻描淡写的提及，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p><p>　　<strong>马克思岂能是饭碗</strong></p><p>　　研究的意义绝不只在于还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让它如其所是，而在于“迎候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向我们，让这个世界精神骑到马背上！统治者们历来不怕把马克思作为思想大师，不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思想，不怕迂腐的专家们拿着放大镜或显微镜寄生在马克思思想的躯体上考古，他们才不在乎这个躯体本身的死活呢，大不了，最后一哄而散！</p><p>　　在这样的热闹中，高度强调实践的理论没有了实践，因为实践只是被做成了的理论，做成了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范畴！那个在哲学上，从而在观念上被高度颂扬的马克思雄踞在思想的高峰，成为一个观念的神。曾经打破观念拜物教的马克思再度成为拜物教的观念。问题还在于，如今这种观念的拜物教只剩下了拜物教的外表，“先知先觉”的教士们早就解除了思想武装，他们只是徒有其表地“拜”一个自知并不在场的上帝，因为这样有肉吃。这就像西方宗教改革的前夜，不少教士已经率先在内部开始腐烂，因而并不是真正的教士一样！一个看似强大的形式可能因此瞬间轰然坍塌！</p><p>　　那么，这种状况，比如说苏东剧变等等，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生命力的衰竭呢？不是，我们没有权利“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马克思思想混淆起来。也许恰恰相反，只有解除了各种观念拜物教的魔法和话语泛滥之后，在外在的形式爆裂之后，我们才能发现真理的瑰宝，再一次迎候马克思思想的降生。</p><p>　　<strong>时代呼唤马克思</strong></p><p>　　马克思思想的效果历史不会是一次完成的，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如何分析和批判现实，如何以马克思的方式，或者说立足于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剖析现实，并且不把这种剖析仅仅看成是理论对现实的直观，而是改变现实的内在环节。以这样的方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给定了的静止的思想实体，而是当代历史变迁中最为内在的流动因素。发达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和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展示了这一点。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秉承马克思将理论实践化、历史化的思路，在历史的演进中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意义及其变迁，让他如其所愿地走出阿门塞斯冥国，来到我们当中，参与造就一种历史的生成状态。</p><p>　　今天，这种可能性因为历史的因素更加朗若白昼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这倒不只是说如今日益蔓延的经济危机印证了马克思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因此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而是说，马克思思想的担当意识及其以各种方式造成的历史状态使我们不可能在没有马克思的情况下走向未来。当然，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思想的佐证是显著的。在西方国家，我们看到了《资本论》在经济危机中畅销，这至少表明，想象中的马克思思想的死亡并不是所谓铁板钉钉的事情，对于那些自称在马克思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的人，也许还不值得我们以圣人之言回敬：“小人无知无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p><p>　　<strong>中国发展需要超越现代性</strong></p><p>　　就当今中国来说，经济危机对世界的冲击至少让那些急速奔赴资本的步伐慢了下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龟缩了。在持剑经商的资本逻辑中，以美国的方式成为美国，以及“彼可取而代之”的那种黑社会意识也许也会因此有所收敛。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取代只是模仿，没有真正的未来，况且老大今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当然，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在诱惑面前，翻身做主的欲望总是异常强烈，激动人心。中国的发展已经被称为威胁，难道它真的将不可避免地重走西方资本霸权崛起之路吗？</p><p>　　在我们看来，中国实践的“大目标”和“大方向”不该是“成为现代”，不应该仅仅是在现代霸权结构中实现一次身份的倒转，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它应该是力图达到现代尚未达到的人的解放的水平，由此开启一种超越现代的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形态。人从来不是通过在狼群中成为狼而与狼共舞，即便可能，它也不是人的方式。人类实践具有超越之可能性。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危机，中国看到的不应该是成为“美国”或超过美国的诱惑，而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以一种超越视角检视资本文明的限度和困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牢固地建立在扬弃现代原则的目标指向上，并将此提升和强化为坚定的实践意志。在理论上，需要直接明确它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差异和关联，由此形成和展示能够标志当今时代精神的思想成果。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实践才是有理念的，我们才有可能抓住历史机遇，通过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开创未来的使命，而不是以复古的民族主义拒斥现代文明，或者仅仅力图在资本的角逐中争得一个有利的、甚至是霸主的席位。真正说来，这样的席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p><p>　　因此，所谓“迎候马克思”，就不是停留于观念上为其优越性证明，而是让它从单纯观念的操作中解放出来，在实践中为他准备一个名副其实的位置，于历史的呼唤中真正历史地在场，与我们一道面对存在的困境，伴随并促成未来的降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