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其产生以来就始终受到方法论的困扰。最初是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影响，人们过分注重实际，汲汲于功利，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严格的定量方法，试图建立社会科学的中立形象。接着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哲学独显其尊的时代，作为显学的哲学取代了其他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患了集体失语症。到了80年代初，国内学者的眼光又重新转向定量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改造来提升它的品质。这次的转向，由于痛感社会科学几十年来的不良形象和自我存在价值的危机，试图重新赋予它一种科学的面貌，定量研究又成为一种时尚。在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始终面临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价值与事实、科技理性与人类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面临着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确证。同时社会科学也始终没有放弃寻觅新的表达的可能性，没有放弃寻觅真实地表达自我和自我对世界认识的可能性。

研究方法是什么？它是研究者由已知的此岸达到未知的彼岸而必须经过的一座桥梁，是研究者的一种表达的可能性。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分野，其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上的不同，甚至也不在于内容和手段上的不同，两类方法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都是可以适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极为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自身存在，是活生生的常人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他们的命运、处境。就此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既要认真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但又不应是简单的、不加分析的套用。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强调如下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不排斥价值。与实证主义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承认，对社会与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面对价值问题，因此在研究中不可能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信守价值中立。关键是如何把它置于一个适当的位置，使之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人文社会的研究者必须深入到被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必须体会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人文社会研究所关注的不是应否涉入价值的问题，而是如何涉入价值、确立价值基础的依据是什么、一个具体的研究会受到哪些方面的价值的影响、不同的价值观如何平衡和协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如何创造一种新型的人际态度和思维方式这样一些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始终的基本问题。

第二，不排斥实证研究方法。同传统的以沉思、辨析、怀疑、批判为基本特征的定性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除了继承传统方法的长处之外，还应博采各家之长，提倡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我觉得，社会科学界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常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自然科学定量研究方法，对研究“信度”“效度”等等充满一种盲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社会科学研究除了要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中可资利用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人种志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口述史方法、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自传体研究、文学作品研究、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社会科学的这种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既有别于传统的定性方法，又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目的在于创设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互相沟通的途径，较好地处理研究过程中的各种价值冲突和矛盾，特别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各种价值冲突和矛盾，直面常人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展示人性本质、分享人生经验，从而扩展自己的表达力。

第三，不排斥被研究者对研究的介入和影响。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都是以被研究者的人为中心来展开的，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被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客体，而且会作为关系主体主动地参与到研究过程中来并产生某种价值态度，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产生频繁而强烈的互动，既使研究者的属性有所变化，又使认识客体派生出许多新现象。因此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不单纯是对一个既定的假设的验证，而是互动、共创和分享的过程，研究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判者，被研究者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客体，二者应构成和谐、宽容和极具亲和力的研究氛围。

第四，不追求所谓的客观规律。人文社会问题大多数是在无规律的非决定论系统中发生的，在这里主体的选择和行动起着决定作用。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和偶然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和偶然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表现为一种或多种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进行预言，但预言并不是客观规律。在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主体的价值选择不仅体现着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试图寻求一种普遍的人文规范来统摄人的生命欲求，遮盖人的价值世界，就会出现理性与价值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偏颇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历史不过是人们在比较、鉴别、协调、平衡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类似于自然领域中的所谓“规律”。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不是追求那种现实中一般并不存在的假设的东西，而是揭示貌似自然的事实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

第五，不追求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不应主张把研究方法绝对化，看成是人类一切价值生活的决定者，而应强调研究过程中的自我批判、学习、修正、补充、换位、分享等等。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独特事件，这些独特事件的原因都是由各各不同的原始条件决定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境遇和逻辑，因此对于这种独特事件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历史的。由此我们应坚决摈弃那种以不变应万变，以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假说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做法。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就方法论的意义而言，应该是“法无定法”；同时这种研究又总是处处透露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价值追思，因此又可以说是“道有常道”。“法无定法，道有常道”，这就是我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的基本概括。

（原题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刊发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作者劳凯声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转载时有改动，在此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