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的问题

     最近经济学界集中讨论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就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辩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中根据对多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统计规律而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相对比较含糊，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概念。从问题的学科归属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而发展经济学最基本的模型和理论基础是刘易斯模型。事实上，刘易斯模型，以及改进的刘易斯-托达罗模型本身就是存在理论问题的，它并不适合于解释今天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刘易斯模型集中体现在其“劳动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 No.2, 131—191）。这个模型可简要地以下图表示。

“劳动无限供给”的假设条件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直线。它只是第一阶段成立的，当农业劳动人口不断向工业领域转移，到了劳动供给曲线开始脱离水平直接向上弯曲时，就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与“人口红利”消失概念密切相关。

    这个假设有以下严重缺陷：

    一是无法确定处于左边无限供给状态时劳动供给曲线的水平位置倒底是多少。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可以“沿着”劳动供给曲线运动到向上弯曲的拐点，这时劳动价格会上升。但也可以是供给曲线本身在向上移动，这样劳动价格也会上升。那么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劳动价格上升时，倒底算是沿着劳动供给曲线运动到拐点出现的上升，还是因曲线本身向上移动导致的上升呢？这个模型本身根本无法给出答案。既然如此，当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劳动力价格上升时，就不能以此确定是进入了刘易斯拐点。

    二是既然会出现拐点，就表明劳动力供给不是“无限的”。如果劳动供给真是无限的，就不可能出现拐点。既然存承认有拐点存在，这本身就表明劳动供给只可能是有限的。因此，这个理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理论基础都是不牢靠的，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人口红利等都是要打问号的了，更别提以它们来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进行判断就会错得更远。

劳动有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由于劳动供给只可能是有限供给，因此经济发展理论必须建立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在《生态社会人口论》（第七、八、九章）一书中对相应的经济发展模型进行了详细讨论。本处简要介绍如下。

劳动有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假设：

• 劳动力整个转移期内，劳动力总量都是固定常数Tl。
• 农业的产出总量也为一固定常数Qu1。
• 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为Q。
• 劳动力价格为P。
• 由此可得劳动供给曲线方程为P=Qu1/(Tl-Q)。
  

    假设刚开始100%的劳动力都是农业人口，只要一开始转移，劳动供给曲线就会开始往上走，根本没有一个从直线变为向上弯曲的拐点。当50%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工业领域时，劳动力价格上升1倍，曲线的切线斜率为大于1。此后随着转移的继续进行，劳动力价格会上升速度越来越快。

    以这个模型为前提，才能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建立最严格的理论基础。

四元经济和三阶段转移过程

     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需要用四元经济模型来描述。现在的人类社会中存在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单元

    第一单元：传统农业生产部门。

    第二单元：工业生产部门。

    第三单元：低技术服务业部门。

    第四单元：属于高智能产业革命的生产部门。包括研发、咨询、市场营销、企业管理、交通、网络通信、物流、法律、医疗、金融分析、投资、政府管理、教育......等产业或工作。

   
    以往是把三、四单元的经济都称为是“第三产业”，这种归类是有非常大问题的。显然，餐饮、家政服务、金融投资、科学研究、高科技开发等都属于第三产业，但家政服务怎么可能与高科技开发和科学研究相提并论？因此，严格区分“低技术服务业”与“高智能产业”是极为重要的，也是一个国家能否最终走出各种陷阱的关键所在。

    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前三单元经济体的人员会持续不断地向第四单元经济部门转移。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如何实现劳动力持续的有效转移，需要解决以下重要的问题：

    一是需要有第二、三、四元经济体的有效持续转移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资金，使得第一单元的农业生产技术投入具备有效的来源。

    二是需要有教育、尤其是中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普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全社会人才具备不断成功转移的人才素质可能。

    我们可把第一单元向第二单元的转移称为“工业化阶段转移”。

    第一、二单元向第三单元的转移称为“后工业化阶段转移”。

    第一、二、三单元向第四单元的转移称为“高智能产业化阶段转移”。

    三个阶段的转移需要持续地“梯次”进行。这三个阶段的转移，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产业升级”。

    三阶段转移节奏失配理论

     三个阶段转移如果在节奏上出现不匹配，就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理论上来说有七种可能的情况：

•     前面单元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挑战
•     过早遇到0剩余点
•     转移积压
•     转移阻塞
•     生产机会过早外泄
•     挤出效应引起的社会抵触
•     基础要素价格泡沫
  

    以下将分别予以介绍。

1.前面单元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挑战

     农业劳动力从占比50%以上，转移到50%以下。这个阶段如果伴随其它因素一起，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快速上涨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快速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会使经济发展受阻。后工业化阶段转移和高智能产业转移也存在同样问题。

    设初始阶段劳动价格为，当前阶段劳动价格为，以劳动价格上升率=来评估劳动价格上升的程度。如果将劳动价格上升率达到1倍定义为“显著上升”，那么如果初始农业劳动力占比假设为90%，当其下降到45%时就必然会达到劳动价格显著上升点。

    劳动力价格上升本身是一回事情，而这个“价格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不管这个价格上升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是否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引起，只要它上升了，由此引起的对人口转移的潜在挑战和问题都是一样的。

    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密切关注农业劳动力占比开始低于50%，或城市化率达到50%等关键指标，并在此之前加快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第三单元及第四单元经济体的发展。

    尤其那些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开始时主要是靠劳动力价格更便宜吸引国际投资获得发展，一旦劳动力价格开始普遍地快速上涨，而工业生产效率却没有相应地快速提升，其劳动力价格竞争优势就会迅速丢失，从而使国际投资转向。

2. 过早遇到0剩余点

    如果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不能有效增加，导致当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时，过早遇到0剩余点，工业化阶段转移、与保证农业生产开始产生矛盾。

    要使得0剩余点向右移动，从而剩余出更多劳动力，就需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提升被转移部门的劳动技术生产率。如果不能有效使0剩余点右移，就会过早出现前一个经济单元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如果有学者观察发现，当前农业劳动力开始出现不足现象，并且我们假设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当前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占比，相比最发达国家又存在极大差距。那么，就属于“过早遇到0剩余点”。这些经济学家发现的“当前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是正确的，但简单得出的“应当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结论却完全错误。

    前一单元的经济体“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一般来说都是一个伪命题。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国家的单位耕地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一个标杆。如果在没有达到这个标杆之前，谈论农业劳动力不足都是错误的。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就正是努力使其0剩余点右移的绝好时机。

    该问题以“0剩余点提前率”来量化。以当前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为标杆，计算出当前耕地面积下劳动力需求量，这就是“标杆劳动力数量”。如果在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下降到该数量之前，就遇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属于“过早遇到0剩余点”。将此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除以标杆数量，就是0剩余点数量提前率。即：

    0剩余点数量提前率=当前遭遇劳动力不足时数量/标杆劳动力数量

    它也可以用农业劳动力占比来计算。

    0剩余点比例提前率=当前遭遇劳动力不足时的农业劳动力占比/标杆劳动力占比

    如果以美国为标杆计算的中国标杆劳动力数量为294万，而在农业劳动力为2.94亿时就遭遇农业劳动力不足问题，那么遭遇0剩余点提前率就是：

   2.94亿/294万=100

    这个数量越大，表明农业劳动生产技术升级的空间越大。只有当这个指标为1时，才不算过早遇到0剩余点问题。

    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一步步实现农业更高程度的集约化生产，并一步步进行更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投入。

3. 转移积压

    前一单元劳动力转移过快，或后一单元发展不顺，劳动力消化能力不足，就会导致转移到城市的大量人口，以失业状态进入平民窟，并造成其它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城市的工业生产在不断发展，需要新增劳动力，劳动就业不足仅在农村存在，那么城市就不会存在失业。因此，城市的失业率就可以用转移积压的数量表达。

    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不仅仅是因为工资高，而且还有一个方面的半隐性因素，和一个方面的隐性因素：

    半隐性因素。如果成为城市人口，可以享受超出农村的社会福利，这会在工资之外提供显性的附加收入。尤其在中国等社会福利存在城乡差别的地方更是如此。

    隐性的因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过多集中在城市。从而，生活在城市可以无形中享受很多在农村没有的生活条件。如：更大、商品更全的商场，电影院，更便利的交通，更好的医疗条件......

    由于这些因素，就会导致农民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超过工业生产的需求。

    另外导致转移积压的原因是，农民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因挤出效应导致农民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出路。

    解决此问题，需要按发展阶段有效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同时，有效控制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节奏。中国的户籍制度虽然有种种缺陷，但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在控制农业劳动力转移节奏，避免转移积压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

4. 转移阻塞

     转移阻塞是因存在各种障碍，使得前一单元的经济体尽管存在大量剩余人口，却无法有效地向下一个阶段转移。它与转移积压从数量上说是相反的问题。

    人口转移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量转移问题，而且意味着转移的人口自身面临着工作转型的挑战。过去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需要其工作技能发生转型的变化。即使已经从事某个工业生产工作的人员，从一种工业生产转变为另一种工业生产，或从工业生产，转为建筑、餐饮等其它工作，都意味着要改变工作技能。因此，对被转移的人口来说，转移就是转型。即使其从事的还是相同的工作，也可能要面临工作地，或工作环境的变化，同样有转型的问题。

    因教育和人才培养不足，导致因人员素质的限制，就会无法有效实现各梯次发展阶段的顺利转移。这样即使工资提升，也难以招到合格的劳动力，这就是转移阻塞的典型表现。缺工的数量即是转移阻塞程度的量化表达。

    一个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工资收入，可能是一个从事纺织工业生产劳动力工资收入的5到10倍。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只要前者大量缺人，后者就可以向前者转移。

    解决此问题需要：

    普及全民初等教育、提升识字率到接近100%，以有效完成工业阶段转移。

    扩大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以有效完成后工业化阶段转移。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最终达到普及高等教育，为全面进入第四单元经济发展阶段作好准备。

    转移阻塞也可能是因其它因素导致。如因户籍制度改革不及时形成转移阻塞，会造成大量农民工处于半转移状态，无法真正永久性融入城市生活。

    解决方法是适时改革户籍等限制转移的制度因素，尤其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于50%之后，需要分阶段消除户籍制度。并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于30%以后，逐渐完全消除户籍制度。

    基础设施不足阻塞。交通、信息网络、能源等基础设施不足，也会导致产业转移的阻塞。例如，处于偏远山区的人，因信息闭塞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在大量招工，从而一方面沿海缺人，另一方面在偏远山区仍然积压很多过剩人口。

    解决方法是基础设施需要适度先行开发。

    思想观念和意识阻塞。对需要转移的人口来说，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本身也可能意味着很多风险，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困难。这些思想观念和意识问题也会造成转移的阻塞。（二楼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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