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25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6月27日
存量机构激进扩张、新设机构不断涌现，中小银行的抵御风险能力仍是短板；新旧迭代之际，亟待建立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


财新记者 吴红毓然 韩祎
　　宏观形势复杂而严峻，利率市场化基本落地及互联网金融的拓展，令银行业整体入冬。
　　中小银行的抵御风险能力更为脆弱，并购重组已经发生。但同时，新的中小银行仍在不断涌现——第一批5家试点之后，已有12家进入银监会论证阶段，民营银行的设立将常态化。新旧迭代之际，中小银行的转型刻不容缓。
　　现有中小银行仍在逆势扩张，大力发展表外甚至表表外业务，非标及债市风险隐患重重。传统业务的信用风险也持续爆发，由于中小银行与地方政府关系嵌套更紧，解套更难。不良压力及息差急速收窄，也在考验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
　　新设立的民营银行，大多还是与互联网公司联姻。比如，曾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的刘永好，从2014年起不断减持民生银行，现在终于“自立门户”，联手小米CEO雷军拟成立希望银行，现已获批，两人持股比例分别为30%、29.5%，旗鼓相当。
　　但新设的民营银行能否“力挽狂澜”？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王永利在2016年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完全靠单独成立小的互联网平台、做互联网金融的企业，近期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从长远看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大的互联网企业会利用整个生态的影响去延伸金融的服务，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在改进自己的服务，这会形成两面夹击的局面。
　　6月11日，央行副行长张涛在2016年陆家嘴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传递出完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的信号。“对于经营出现风险、经营出现失败的金融机构，要建立有序的处置和退出框架，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该重组的重组，该倒闭的倒闭，增强市场约束。一个没有优胜劣汰机制的行业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
表外激进扩张
　　“银行扩张规模的冲动还是没降下来。”一位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坦言。
　　银监会数据显示，城商行的规模扩张仍未止步，2016年以来，总资产以同比27%左右的月均增速持续扩张；农商行则开始放慢步伐，总资产同比增速逐月下滑，从1月的18%降至4月的16.6%。
　　据金融监管研究院测算，按央行宏观审慎评估（MPA）新口径，截至2015年末，贵阳银行、广东华兴银行、盛京银行、锦州银行、江苏紫金农商行、南京银行（601009.SH）、江西银行、宁波银行（002142.SZ）、湖北银行的广义信贷增幅不低于40%，而大部分增长都来自应收账款、买入返售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如贵阳银行，广义信贷增幅达74%，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比增逾300%，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同比增逾100%。
　　监管已注意到此苗头。银监会城商行监管部主任凌敢2015年8月在“新常态下城商行与民营银行的发展与监管”文中指出，城商行贷款增速下滑，投资和表外等类信贷业务增长较快，已高于同期贷款增速。
　　城商行热衷于投资同业资产，主要是由于深受资本金限制，有银行人士直呼现在是“资本金饥渴”的时期。一位银行人士总结道，银行作为交易对手的风险远低于企业，城商行投资同业资产可以解决地域局限的问题，还不会占用太多资本金，所以资金一直在同业的体系内流转。
　　在票据业务上，中小银行的角色多是过桥银行。一个通道接另一个通道，票据反复转贴现，市场里资金空转，银行借此扩张规模，“除了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这类大城商行会做贴现。”一位银行人士指出，多数城商行人员配备和经验存在不足，加上企业客户群资质较差，贴的票不好转卖，而做过桥行只需要做好收款、出款，就能赚点差，也不会占用资本金。
　　正是因为通道安全，有的票据中介甚至直接控制了中小银行的公章或同业账户，以银行的名义为企业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或进行买入返售票据等，直至风险爆发。据财新记者了解，比如浙江省稠州商业银行就因作为天津银行的过桥方，在后者8亿元票据案爆发后，被多家银行暂停了授信额度，一度流动性紧张。
　　非标仍是城商行扩张的重点。一位接近南京银行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在经济下行期，很多房地产项目不能满足贷款审批的要求，例如因为“四证”不齐全，或者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投入不足30%、未能持有二级开发资质。如果银行经过具体分析，认为这一项目风险可控，只是达不到硬性规定，通常会通过表外理财等方式投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介入股权投资的风险。有城商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近年来，并购产业基金这类结构化产品进入城商行的投资视野，业务堪称“爆炸式增长”。一位基金人士解释道，通常券商借助牌照优势来发起项目，比如财务公司可以做优先级、养老基金这类资金做劣后，银行则给项目提供贷款。
　　一位广东某城商行副行长对财新记者指出，很多银行把理财资产池当做“最后的堡垒”，小型银行也学会了。“资产池以前只是非标，有的行按贷款做的，无非是影子银行；但是现在资产池做了股权投资，就是影子投行了。”据其观察，城商行用资产池对接红筹股VIE回归、新三板甚至直投二级市场，风险极大。“现在各类PE、VC对项目股权估值偏高，泡沫比较大，银行风险怎么控制？”
　　“大部分的小银行，对所谓创新业务一学就会，其实是面上会了，但实际风险控制差异很大。”前述广东某城商行副行长指出，大多城商行处于偏远地区，专业人才比如真正管风险的人不会去，去的都是做业务的人。“这些人到小行一忽悠，业务短、平、快，做的全是股权类的、期限长的业务，但是没人管得好。”
　　对市场敏感性不足及风险偏好保守，往往造成小银行在高位才跟风大银行，这种滞后反而加大了风险。一位中部地区省联社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他们今年才开始大举投向债市。2015年，该省省联社有1000亿元规模投向债券，今年半年来已经超过这个规模，这部分资金占省联社富余资金的三分之一。但相比前两年，债市波动加剧，收益并不如往年了。
　　中小银行囿于自身管理能力，又大力发展银行委外业务。参与委外业务的包括全国各地的城商行及农商行，经济发达地区即江浙、广深一带的城商行参与较多。委外投资仍以债券为主，控制在1倍杠杆率以内，收益率保持在4.5%以上，多配置AA评级以上的债券，以私募债和永续债居多（相关报道详见《财新周刊》2016年第18期“银行委外之忧”）。
　　一位工银瑞信基金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公司自身的委外业务有几百亿元规模。虽然前段时间债市信用风险暴露，但银行仍在继续追加资金，一般初期投资5亿元，后期追加到10亿元左右规模。
　　如此，中小银行的理财规模激增，近两年来规模增速超过180%。财新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截至2015年末，城商行理财产品余额3.1万亿元，农商行理财产品余额0.9万亿元，共约4万亿元，但负债成本极高，资金倒挂明显。“城商行的资金成本比股份制银行平均高20-30个基点。”一家银行金融市场部的人士说。

不良压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防控信用风险仍然是城商行的首要任务。”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5年9月召开的城商行年会上表示。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末，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46%，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6%。但个别银行已经尝到了不良的苦果。
　　比如深陷吴东骗贷案的柳州银行，在5月末披露的2015年年报显示，该行净利润6.53亿元，同比下滑37.82%；不良贷款增长3亿元，增幅高达160%；关注类贷款规模57.04亿元，同比也增加160%；拨备覆盖率为226.88%，同比下降130%。
　　2015年9月，据《中国经营报》报道，经警方查明，广西的吴东家族涉嫌非法从柳州银行拿到328亿元贷款，其中涉及骗取银行贷款175亿元，涉及贷款诈骗153亿元。在柳州银行2014年年报中，吴东家族旗下企业中联通润石油科技公司是柳州银行的第七大客户，并且被办案机关认定贷款诈骗27.9亿元。
　　柳州银行的最新年报尚未详细披露这一事件的影响，仅在未决诉讼中，披露了对吴东实际控制的广西中美天元投资集团的诉讼案。但无疑，不管是新增的3亿元不良贷款，还是57亿元关注类贷款，抑或期内计提的4.36亿元呆账准备金，均无法抵御骗贷案这颗“定时炸弹”。
　　此外，柳州银行2015年年报还披露，前十大贷款客户中，第一大客户广西中旭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5.5亿元贷款，第四大客户柳州闽旭贸易有限公司的3亿元贷款，均为关注类贷款。
　　管理混乱，往往是中小银行出现不良的重要原因。比如据江苏省纪委网站披露，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委第八巡视组向江苏银行反馈巡视情况称，该行对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对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损失问题的相关责任人有的没有及时问责、追责；少数重大贷款项目决策失误，有的分行不良贷款率远远超过风险监管指标。
　　一方面中小银行管理能力弱，不良高悬，往往一笔贷款出风险，就足以“前十年都白干了”；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化解不良能力更弱，往往跟当地政府紧密绑定，当地企业出现风险，有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银行施压，迫使银行救助当地企业。
　　比如此前的渤海钢铁近2000亿元债务危机中，有一笔国民信托的信托计划逾期。这笔信托资金的托管银行为渤海银行，“天津准备让渤海银行去兜底，托管变成托底的了。”有接近天津市政府人士当时对财新记者感慨。
　　“我行作为地方银行，前期按照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进行了风险缓释，导致我行信贷资金暂不能从某些高风险行业和企业迅速压退，带来了风险积累。”湖北银行在2015年年报中坦言。
并购重组热门
　　近来，中小银行成为并购重组的主要对象，民企险资通过入股中小银行，迅速扩大自身规模。
　　据财新记者了解，近日银监会针对投资者在二级市场增持上市银行股份日益增多的现象开展调查，向在A股和H股上市的城商行下发调研函，想重点了解银监会对城商行股东资格审核的规定，与A股、H股相关规则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交叉或空白。
　　毫无疑问，险资是银行的重要股东。2011年，尚不起眼的安邦保险作为战略投资者，跻身成都农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之位，持股35%，彼时安邦总资产仅256亿元，而成都农商银行已达1600多亿元。这笔“蛇吞象”的交易，一直颇有争议。2015年11月底，生命人寿通过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买入乐山市商业银行7.6%的股份，已获四川银监局批准。
　　多位银行人士认为，现阶段保险资本介入上市银行并不是冲着分红来的。前述金融市场部人士认为，保险资金进入后想要溢价转手，很难有投资者来接盘；其次，分红也难，因为要想保持中小银行规模15%-20%的扩张速度，利润也仅仅够补充资本使用，盈利水平还不足以分红。
　　一位四川某城商行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险资看中的，一是并表可能性更大，二是这些中小银行的大量网点可以代销保险产品。
　　另一位银行人士也指出，近年来许多保险公司通过投资连结险和万能险聚集了大量资金用于收购，一两年后资金到期时只能通过发行新的保险来兑付到期产品，激进的风险偏好与银行文化不太相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城商行或农商行都跟险资有合作，这些银行给未达到贷款门槛的客户放贷，担保方就是这些保险公司，前提是批量销售保险产品。由此，银行贷款规模翻倍，保险公司规模也翻倍。“你想想，我们都看不上的客户，那是有多差。”前述城商行人士说。
　　据银监会数据，2015年共有49家城商行和20家城信社，坚持市场自愿原则，通过重组、联合、收购和兼并等方式重组为11家城商行。
　　并购重组能有效做大银行资本金。中小银行的资本缺口因净利缩水而加剧，但大部分银行的股权转让遇冷，在资本市场融资也困难不断。比如成都银行中止了IPO，桂林银行暂停上市新三板，近年在H股上市的多家城商行，上市即破发，窘境明显。
　　不过，城商行、农商行在A股融资或有转机。6月17日，证监会核发新一批IPO批文，江苏银行获准在上交所首发，为近十年来在A股融资的第一家中小银行。不过，江苏银行原计划发行不超过25.975亿股，而证监会批复核准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11.54亿股，发行股数缩水一半多。
　　江苏银行最新招股说明书披露，其股东除了江苏各地企业，还包括华泰证券、沙钢集团、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华西股份、苏宁云商等。同时，华西股份还认购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即使银行上市融资，也面临股权纷争。6月21日，徽商银行（03698.HK）公告称，目前该行公众持股为20.5%。这是因为大股东“中静系”通过多家公司接连增持该行，致使公众流通股低于港交所25%的规定。
　　由此，围绕徽商银行定增60亿元优先股的截然相反的两个议案，被同时列入股东大会审议议程。5月末徽商银行公告称，中静四海增加临时提案，要求审议批准终止该行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临时提案；而徽商银行董事长李宏鸣则在公告中指出，董事会不会撤回发优先股的方案。
　　“本行正在积极寻求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尽快恢复本行公众持股量的解决方案。”李宏鸣在6月21日的公告中称，包括继续推进A股IPO，尽快联系主要股东以建议其减持股份，以及择机进行H股配售。由此可见，“股权战争”尚未结束。
　　也有银行人士指出，大的城商行想要收购多半是想要跨越地域，把被收购行作为自身在异地的触角。这意味着，对被收购行的控制非常关键，所以收购方必须要掌握高管和人事的主动权。
　　实际上，兼并重组并不容易。一位地方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他曾想整合村镇银行，但都被村镇银行的股东们拒绝了，毫无进展。并购重组的前提是尽职调查，大部分中小银行内部管理混乱，股权遗留难症众多，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相互不信任，很难推进。
　　“不到要破产的地步，没有银行愿意被主动整合。”前述某城商行副行长说，一般是地方政府实在兜不住了，才愿意让出银行股份，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会为了保“壳资源”来抬价。也有银行人士指出，一旦银行真的走到破产那一步，还是需要政府出手，引入投资者进行支持。
　　也有银行被并购之后仍然困难重重。2015年底，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控股大连银行获批，拿下金控全牌照。东方资产向大连银行注资150亿元，其中88亿元用于认购定向增发的27亿股股份，剩余资金购买其打包出售的高风险资产。大连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出售后该行的不良率仍达3.89%。
监管抓两头
　　当前，银监会对城商行的监管思路是发挥“领头羊”作用和实施“困难行帮扶计划”。
　　在2015年城商行年会上，银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此次实施的“领头羊计划”，将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商行率先发展，在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实施“困难行帮扶计划”，则是要明确重点机构和重点风险，逐一制定监管目标和措施，推动其及时化解风险。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实现城商行整体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
　　入选“领头羊计划”的，包括北京银行（601169.SH）、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三家上市银行，还因地域等特点，选入了河北银行、哈尔滨银行、上海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徽商银行、郑州银行、东莞银行、重庆银行以及西安银行。
　　一位地方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去年底，各银监局报上了辖内所监管的“领头羊”银行的实施方案，此事可能会成为2016年城商行年会的重要议程。目前，正在开会研究“困难行帮扶计划”，部分银行引入战投化解破产危机，可为一例。
　　除了三家上市银行，泰隆银行的小微业务一向被同业所追捧。“别的银行经常到泰隆银行来取经，但只能学个表面，所以有的银行干脆挖人。”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泰隆银行继续将客户下沉，在以往平均贷款规模50万元左右的客户基础上，继续下沉到10万元左右。
　　“但泰隆银行也有危机，他们觉得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很大。”前述监管人士说，泰隆银行入户尽调的人力成本极高，加之贷款利率较网络银行低，因此利润空间趋窄。
　　尚福林在2014年监管工作会议上即提出，在巩固行业协会自律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强化服务和救助功能，探索设立中小银行流动性互助基金。在2015年城商行年会上，会议发布了“建立城商行流动性互助合作机制倡议书”，首批20家城商行签署了流动性互助合作公约，加入互助队伍。
　　但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这种全国性的互助机制很难推进，各省份内部的城商行反而更容易建立起互助机制。“这也相当于授信，需要彼此信任，各省互相之间不了解，后来各个省就自己组，但是规模太小了，倍数效应出不来。”
　　浙江银监局公开消息显示，2014年9月浙江银监局指导辖内10家法人城商行，共同出资5亿元成立流动性互助专项资金，由杭州银行具体运作管理。在市场资金较为紧张的2014年12月，该专项资金共使用42次、调剂缺口资金56.79亿元。
　　“这个资金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是解决流动性问题，拆借利率是比较优惠的，不会太过分，没必要跟市场一样高。”一位浙江银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最早每家银行出资5000万元，在2015年7月又都追加到1亿元，目前专项资金达10亿元；浙江网商银行也主动提出加入，学习流动性管理。
　　此外，浙江流动性互助专项资金还在寻找其他资金，比如政策性银行等跟市场同向运动有互补性的资金，以作为提供稳定资金的补充。“任何风险到最后都是流动性风险，如果省内一家银行有问题，其他的能好过吗？就算是声誉风险也是会传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