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的谬论是最多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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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的谬论是最多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而对于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对私利的主观追求对学科本身的影响无关紧要。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尽管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经济利益和其他群体完全一致，但各自又都存在私利，不同群体的私利彼此抵触，有时甚至形成冲突。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当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的要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是一个错误。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远；前者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后者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前者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后者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两者的差别似乎显而易见。同时，尽可能地探讨某项政策对每个人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又似乎应该是起码的常识。想必大家都知道，居家过日子的时候，贪图一时的纵欲享受往往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小孩子们难道不知道糖吃得太多会恶心不舒服？喝醉酒的人难道不知道酒醒之后必定难受头痛？酗酒成瘾的人难道不知道酒喝多了有损健康？风流成性的人难道不知道，劳命伤财不说，还容易患上性病？回头看看个人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的人在尽情享乐时，难道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债务和贫困？  

然而，当我们踏进公共经济学的领域时，这些起码的常识却往往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有些被认为是当今杰出经济学家的人，为了避免国家经济萧条，竟然抨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当有人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像败家子讥讽父母的忠告那样不屑一顾地说：“何必看得那么远呢？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这么一句轻率的戏言，却被人当作至理名言和大智慧，奉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条。  

不幸的是，长远并不真的那么远，或远或近的过去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已经给我们带来煎熬了。坏的经济学家昨天要我们置之不理的明天，转眼就成了今天。有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露出弊端；有些政策产生的后果，也许需要好几年之后才会显现；还有些政策，其后遗症甚至要潜伏数十年才会爆发。无论如何，政策必然有其长远的影响，就像蛋必然会孵化出小鸡、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一堂课，这堂课又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即期影响，更要考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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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绝大多数经济谬论正是在于忽视了上述这个教训，以至于给当今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些谬论全部出自两个基本的错误，有的错在只看行动或计划的即时影响，有的错在只看特定群体所受的影响，而忽视其他的群体。当然也有人同时犯下这两个错误。  

诚然，我们也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只关注经济政策对社会整体的长期效应。古典经济学家常犯此类错误。结果，只要一项政策或局势能产生长远的净利益，他们就会赞成，至于该行动是否会立即伤害到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则不大关心。  

除了部分专业经济学家以外，今天很少有人再犯这类错误。相比之下，当前最常见的谬误，是只重视政策对于特殊群体产生的短期影响，而忽略或者淡化整个社会所受的长期影响。这类谬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和政客们的演讲中。这类谬误业已成为“新”经济学中似是而非的核心。“新”经济学家们考虑到了前人经常忽视的短期影响，便妄图颠覆“古典”、“正统”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并鼓吹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他们本身却无视或轻视了长期影响，结果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们精心细致地观测和验证少数个别的树木，却忽视了整片森林。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论经常是倒行逆施，以至于有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和 17 世纪的重商主义意气相投。事实上，我们本来以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彻底摆脱的种种古老谬误，仍然还在他们身上再现，甚至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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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常有人感叹说，坏的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的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有成效。常有人抱怨说，煽动家们鼓吹经济谬论时，总是比那些点出问题要害的老实人更能获得大众的欢呼喝彩。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他们只谈某项政策提案的即时影响，或者只谈其对某个特殊群体的影响。仅仅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大多数人也许会觉得那些话总有几分道理。此时，我们应该站出来，指出政策提案也会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或者指明这是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去满足某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但是，要想清晰地阐明计划中的行动方案对每个人产生的所有重要影响，肯定需要费更多的口舌，往往还得进行冗长、复杂、枯燥的连锁推论。事实上，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很难听得进那些长篇大论，大部分听众很快就会感到无趣和厌倦。坏的经济学家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劝慰听众说，不用勉强自己去听那些推论，也犯不着去理会那些道理，因为那都是“古典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的辩护，他们甚至不介意使用辱骂的词汇来达到说服大众的效果。  

以上，我们用抽象的说教点明了这堂经济学课的实质，并指出了从中作梗的种种谬论的共同特征。不过，我们必须用更加具体的实例去阐明这个实质，才能让大众彻底理解这堂课的内容，进而阻止各种谬论继续蔓延。我们将从经济生活中遇到的粗浅问题讲起，一直讲到最为复杂艰深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依此循序渐进，学会如何察觉和避开那些最浅显乃至最顽固的谬误。

黑兹利特与米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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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跃：迟来的畅销：黑兹利特和他的《一课经济学》

捧起这本书来读，实属偶然，却一发不可收拾，感觉如同被棒喝了一般。此前，也曾想搞懂一些经济学的常识，但所见之书，大多令人厌倦，提不起兴趣。昨天，幸得米瑟斯研究所的朋友帮助，读到了经济学家布劳柯（Walter Block，罗耀拉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百辩经济学》作者）教授为2007年米瑟斯研究所新版《一课经济学》撰写的导言，这才知道我的感受并非个别。

布劳柯这样写道：“这是恰巧引起我注目并抓住我的第一本经济学图书。此前我也曾读过一些，但读不下去，令人讨厌之极。与此构成鲜明对照，《一课经济学》抓住了我，从此以后不放我走了。我第一次读是在1963年。”他的一届届学生的反映也一再如此：“在读过此书的经济学导论课学生中，我得到了最多的惊讶和欣喜的表情”。

鼎鼎大名的萨缪尔逊曾给黑兹利特写信，说他“决定进入经济学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在他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就对指定要读的黑兹利特的专栏印象深刻。

我们不禁会问：黑兹利特是谁？1946年，一出手写经济学入门读物，竟然成为公认的经济学经典？

　　

亨利·黑兹利特1894年11月28日出生，幼时丧父。小学在为失去父亲的儿童提供教育的私立学校学习。读大学一年级时，继父又过世，想当詹姆斯那样的心理学家的梦旋即破碎，只能弃学务工，以养活自己和母亲。不过，短期的大学学习已经使他“志于学”，图书馆和书店就成了他的大学。经历边四处打工边自学的时期之后，他决意从业新闻。从财经记者、编辑干起，一直做到《纽约时报》的社论编撰。按黑兹利特七十岁时的回顾，其著述总计有一千万字（英文），要编全集的话，会超过150卷。

在经济学领域，我们主要关注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关系。他自称非常幸运，读到了“大”书，认识了“大”人。其中对他后半生影响最大的，就是路德维希·冯·米瑟斯。1938年，米瑟斯的《社会主义》（中文版，中国社科版，2008）英文本一出版，他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书评，称之为“迄今写下的对社会主义最具摧毁力的分析”和“我们时代写出的经典”，使之立即成为美国的经典。从此，他与还在瑞士的米瑟斯建立通信联系（米瑟斯因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被迫离开家乡维也纳）。米瑟斯于1940年抵达纽约。从此以后，两人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在黑兹利特的帮助下，米瑟斯的《全能政府》和《人的行动》在耶鲁大学出版了英文版，黑兹利特还亲自润色书稿。现在，《人的行动》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有数的经济学经典。1964年，在黑兹利特七十大寿的聚会上，米瑟斯充满激情地称赞这位著名的朋友：“在为了自由和人能作为自由人而活的社会体制的伟大斗争年代，你是我们的领袖。面对急切想要摧毁那么长世纪所建立的人类文明的势力之步步紧逼，你已经作出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你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学良心”（黑兹利特确实关心道德，60年代撰有《道德的根基》一书，是他最引以自豪的成就）。此外，哈耶克也是黑兹利特的好友。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问世，黑兹利特撰写评论，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书之一”，这一评论促使《读者文摘》推出了该书的简略版，由此使哈耶克名声大振。次年，哈耶克邀请黑兹利特参加由他组建的“朝圣山学社”的首次会议。

　　

言归《一课经济学》。黑兹利特传授的这一课的要义是什么，看看是否与我们这个时代依然相关——要知道，这书讲的是经济繁荣之道，而在这世界上，依然有数以亿计的人们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更何况，他在书中所指出的各类谬论依然在让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课”说来很简单，也就是经济学的首要教训，即，假如我们要评价政策（不论是政府还是公司，机构还是个人），我们必须去看这些政策是如何影响每个人的，而不是仅仅偏向某一部分相关者或某些集团的人。按照黑兹利特的精炼归纳：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即时影响，更要考虑其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集团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其对所有集团造成的影响。”（页5）

　　

黑兹利特书中分析的破窗谬论就是这个教训的经典应用（第2章）。一个顽童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人们议论开了：从玻璃店多了250美元的生意联想到连环相扣的资金走向和增加的就业机会。照此逻辑，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但不是社会的祸害，反而是造福社会的善人”（页11）。也许，不经过黑兹利特的分析，我们凭常识也能明白那是谬论，但他做出的分析可以举一反三，能帮助我们看到各类伪装的破窗谬论。关键是要看到一些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方面或者需要想象力才能看到的侧面。破窗例子中，未被看见的，就是面包店老板的250元本可用来购买一套西装或其他用途及其相关后果。我们可以得出更一般的符合常识的结论：毁坏，不论是因为小坏蛋打破玻璃窗而发生的，还是因为地震摧毁了一个地区，或者饭店服务员打碎了一叠碗碟，都使我们更穷。不要以为这么粗浅的谬论是很少见的，恰恰相反，“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冥顽不化”（页13），比如，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有利。

黑兹利特将“一课”应用于公共建设工程和税收的分析（第4章），对我们已经习惯的思维颇具冲击力。毕竟，“各国民众都在仰仗政府支出这剂灵丹妙药，坚信它能包治所有的经济弊病”（页19）。黑兹利特的例子中，为公共建设项目提供所谓的理由的，往往是“提高就业机会”。在对“造桥”的分析中，他让我们看到，在那样的情形中，兴建桥梁本身是否实际需要这样的问题被搁在一边，问题不再是“哪里必须建桥”，而是“桥可以建在哪里”。对建桥必要性的质疑都会被认为不识时务。而事实上，造桥并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仅仅使得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因为很多人看不到，用来造桥的上亿元资金是纳税人贡献的，这笔钱本可用于购买各自急需的物品。或者说，原本纳税人的上亿元资金是可以另行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的，而现在却消失了。

最近（编者注：2008年），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联合呼吁联邦政府注资来解决汽车业困境，舆论喧嚣，至今还不知道结局。但愿此时媒体的评论员和国会议员们人手一册《一课经济学》，他们就该知道怎么做了。政府通过补贴和关税或者单纯的注资这类干预，旨在保护某个行业，都将损害公平性，因为，在拯救或保护某些行业的同时，也正在摧毁或伤害其他行业。不过，要清醒地看到，惟有政府能够打破黑兹利特的逻辑并依然能成活，这是因为，它能通过税收体制将损失社会化。

最近，最低工资是热门话题，《一课》正好有一章谈最低工资法（第19章）。实按照黑兹利特的观点，“最低工资法的出发点是要消灭低工资，但事实表明，这样的法律不但在保护劳工方面效果有限，而且弊大于利的程度和其目标成正比。最低工资法越激进、试图照顾的劳工数量越大、试图拉动的工资涨幅越大，就越是注定其弊大于利。”就中国情况而言，如何提升农民工工资，也许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但可以看到，最低工资法绝对不会让黑砖窑销声匿迹，而付不起最低工资却守法的工厂主，会做出关闭工厂的决策。由此，“法律只不过剥夺那些能力、条件较差，无法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的工作权利，使得这些人没办法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条件，挣到相应的工资。法律同时剥夺了社会享有这部分人力所能够提供的廉价服务”（页115）。

　　

本书的首个中文译本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6年在台湾重版（《经济学新论》，译者宋桂煌）。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但仅印行千册余（《回到常识——剖析经济学中一些“杰出的”谬误》，译者于小庆）。1999年，则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译本（《一课之师》，译者吴栋、王力等）。2005年，经济新潮社推出繁体新译本（《一课经济学》，译者罗耀宗）。而只有到了2008年版本的问世，《一课经济学》才真正畅销中国。之所以译名各异，也许是因为原书名起得妙——要知道，黑兹利特是个语言大师，其出名是在担任《祖国》(The Nation)期刊文学编辑时期。曾有人当面向他指出，他写的其实并非《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而应该是《经济学一课》(OneLesson in Economics)，他同意这个说法，但他补充道：“用后一个书名也许就不会卖出这么多本了”。

（注本文写于2008年11月底）

整合自黑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徐志跃作者所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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