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康乐县28岁的杨改兰做了她人生中最轰动的事情，于破败家院后面的土路上，先是用斧头击杀四个亲生儿女，而后服食毒药自杀。一个星期之后，她的丈夫李克英走进小树林，在为自己或死去的妻儿烧掉冥币，放了鞭炮后，喝下除草剂孤独死去。

　　这一家六口的死亡事件发生在8月底至9月初。杨改兰杀死一子三女是在8月26日晚上六点多，当晚12时她被急送兰州，不治身亡是在29日凌晨0时55分，李克英的尸体被发现在他失踪两天的9月4日。时间带走了他们，卑贱命运再也无法伤害他们。

　　最先报道的《西部商报》，从人间悲剧的角度大版面呈现此事，并将它推到了大众传播的起点位置。有关杨改兰的动机悬疑萦绕不去，澎湃新闻章文立、于亚妮跟进，以严谨的调查提供大量信息，补全粗糙。肇始、徘徊在这两篇上的情绪，随即酿成铺天盖地的舆论。

　　杨改兰濒死前，伴着荒草间亲手杀死的儿女，应对两名亲戚的问询，留下了她最终的话语。一是交代照顾好奶奶、家中最强势的杨兰芳，二是说出（儿女一个也不留）狠话，并言“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三是救护车来后，告诉别人钱在包包里。

　　之所以强调这两个报道，是因为它们展露了杨改兰杀子杀己的动机，并且是动机未遭污染的自然状态。西部商报描述杨改兰家的贫困，低保被取消，此时母子悲剧与贫穷的因果尚且薄弱；等到澎湃新闻增进关键信息，杨改兰困于人言，败给弱肉强食，舆论认可这个因果。

　　也有智叟提醒，杨改兰母子悲剧死于贫穷这个推断，尚需更多“事实”去证明，去稳固这一犯罪动因。诚如斯言。然而杨改兰舆论骤起及澎湃介入之后，这个在逻辑上推导出的动机，遭到了来自更多方面的攻击，总之是不予承认贫穷与悲剧之间的因果关系。

　　归纳起来，杨改兰一家六口断了活路这出惨烈的悲剧，其肇始与动机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动摇。其一来自于竭力稳定扶贫模式及其成果的地方政府，其二是来自于在必然受挫中又无力自证质疑立场的媒体，其三是主张人性及母性必须真善美的主流人心。

　　为了使得存活本文的考虑，对于第一点不作详细展开。泛泛而谈，政府扶贫模式过度倚重基层及乡村权力结构，或许会令扶贫的方向失焦。扶贫作为贫瘠村庄稀有的资源输入，既依赖又受制于乡村的差序格局。具体到村/人，扶贫也有载浮载沉的现实。

　　扶贫的目的无疑是好的，扶贫成果也有太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扶贫模式在三十年中一变再变，也显示了政府对扶贫落入乡村的实情有很深的见解，制式扶贫不断被修正的事实，也佐证了它与乡村在权力关系上的各种调适。总之，不必也不会全盘否定扶贫事业。

　　但这么多年来，扶贫从隐匿模式变为震动模式，在大众媒体上受到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审视，杨改兰事件是第一次。它深刻地引发了连锁震动，扶贫办派员亲赴杨改兰家看台账，证实扶贫权力的上下游在紧张互动。在此情境下，媒体调查及舆论澄清都会遇到困难。

　　这种困难主要表现是，杨改兰制造的杀子悲剧，以及这一家六口的死路，容易被孤立起来。这体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操作，斩断将原本依稀成形（即舆论看法）的贫穷绝望——杀子自杀的推导，对显露端倪、压抑的乡村环境实行再封闭，与环境切割，将动机冻结。

　　杨改兰留下的生活现场被劫持，澎湃之后跟进的媒体以精算师而非记者取胜。她家的三头牛被反复算计，掂量每头产仔的价格。她家的电视机被新闻图片放在正中央展示，打短工的李克英甚至可以赚三万元/年。总之，这些媒体不放过杨改兰遗留财富的蛛丝马迹。

　　康乐县更是以数据说话，放了一套统计学的制式幻灯片。杨改兰家地里的产出，务工的收入等总计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结论是，杨改兰家既不贫也不穷，年均年收入近五千块，超出2300元的贫困标准，没有理由受到扶贫。再说，村民议事会也没提名她家。

　　制式扶贫拒绝沾边杨改兰一家的死亡——老实讲，这里面确实有着扶贫办充分拒绝的表面证据——随后，强拆舆论中那一形散神不散的杀人动机，则成了秉持主流心态的社会人士竭力要实现的目标。在这个情况下，杨改兰作为“母亲”的这个身份，成为饱受挑剔的标签。

　　如下说法我是赞成的，比如“即使是母亲也没有权力剥夺儿女的生命”，“生命权利是基本人权，任何人无权剥夺”等。这些都是基本原则，但它们自带的政治正确或许并不能解释杨改兰为什么不只是自杀了事，还要杀死孩子。政治正确在这里遇到了应用场景的挑战。

　　最后的交谈泄露了杨改兰杀死孩子的逻辑。她认为子女将来还会步其后尘，重复悲苦生活的套路，为避免这一幕的重演，她要用一起死来将他们带离。因为自己没希望，所以她将绝望加诸子女。杨改兰以为这是母爱，但主流人心视其为残酷，不可接受，不能原谅。

　　许多震惊四方的杀戮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探究杀手的动机问题。马加爵锤杀同学那时如此，铊杀朱令案如此，银川马永平纵火巴士案如此，白银连环杀手高承勇如此。这类案件超出人们经验，逾越人性底线，杀手动机与社会认知之间有着深渊一般的距离。

　　杨改兰家六口人是死于贫困还是死于绝望，或者说贫困与绝望根本就是一回事，都大大动摇了人们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固有认知。人们有无数个理由否定这种动机说，但是在目睹她自家困苦人生的真实性上，谁也不能说比杨改兰更有发言权，更无法替她做选择。

　　很多人设想了这么个结局，杨改兰自尽身亡，留下子女去孤儿院。可实际上，这事发生的概率太低，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还在，去孤儿院这事难以遂行。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只是杨改兰自杀，乃至是他夫妻二人自杀，恐怕也不会有人知晓，肯定湮没在日常中国。

　　去理解包括贫穷在内的极端经验对人性的摧毁，是一件特别困难、尤其是难以推己及人的事情。人性的黑暗处，往往是万古长夜。这是一个空虚且危险的巨大场所，扶贫网络找不到，人性论述不能覆盖，只有否认它的存在，他人才能坦然，获得表面上的宁静。

　　杨改兰领着孩子走进人性黑暗的最终所在，但从后来发生的一幕幕来看，世人不接受这种黑暗，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获得慰藉。人们拒绝接受杨改兰母子悲剧透露出的批判性，因为这太复杂了。简单易行的，就是拒斥这个家庭被所在环境塑造并摧毁的事实。

　　为了让杀人事件变得容易接受，主流心态使用了聚焦/失焦战术，比如认为马加爵是“孤僻的”，马永平是“偏执的”，高承勇是“变态的”。人们之所以接受作为父亲的杀手高承勇，而难以接受作为母亲的杀手杨改兰，是固化了母亲/母爱内涵，这一点构成了围观者最大的困扰。

　　杨改兰逃过了被精神病的命运，一些媒体甚至不愿意轻饶，而扶贫在村里的运行实况被放过，哪怕是克制如澎湃新闻，也提供了杨改兰神色“诡异”等描写。所幸的是，这些暗示因为杨改兰不治身亡变得无所依附。但它隐含的东西，仍旧在习惯性地散发着潜台词。

　　相较而言，政府重点是拒绝舆论强加的杨氏动机，避免引火烧身。社会则否定杨改兰的做法，认为是对母亲角色的僭越。社会甚或能接受杨改兰自杀，但不接受她杀死孩子。杨改兰弑杀子女而后一家尽没，场景惨烈，人们需要处理这种从视觉到心理上的颠覆感。

　　从这个需求出发，本文开头所说环绕在动机周边的三个方面，无论其重点摆在哪里，也不管其具体做法如何，都是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奔着同一个目标去的，那就是避免让杨改兰一家六口自断生路这件事冲击秩序，让这出杀人及自杀惨剧变得更容易接受。

　　最终，那些由舆论赋予杨改兰母子惨剧的影射功能迅速被收缴，紧急状况下，对它的阐释正在换上政治正确的说法，以纳入秩序、法治、政治等制式环境的常见波动中，令其显得不那么突兀，并削平其挑衅意味。这种弥合模式逐渐占据上风，人们又心安理得地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