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读研究生的时候，这句话就在同学中流传，毕业十几年，越发觉得此话有力量。只是这次开撕的是师徒，郭德纲与曹云金师徒之争成为舆论焦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观众，集体观看了一场相声界的师徒开撕直播。先是8月31日，郭德纲在微博发文，“该清的清，该驱的驱。所谓的清理门户，是为了给好人们一个交代。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以忠正为本。留下艺名带走脸面，愿你们万里鹏程。从此江湖路远，不必再见。”

在郭德纲所配图片中，可见《家谱》上记载：

“另有曾用云字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

9月4日，曹云金发7000字长微博，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的旋涡“你可真有意思，从来不敢指名道姓，一贯含沙射影，就因为不再给你赚钱了，你逼走了我们，现在你栽赃陷害，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我们身上，对我们赶尽杀绝，置我们于死地！”             9月5日，曹云金在微博历数郭德纲“多宗罪”，比如撺掇大家骗徒弟学费、勒令曹云金央视退赛、让曹云金拍戏分文片酬不给、骂春晚骂记者、借助舆论力量“背后捅刀”、背地里阻挠演出等等。

孰是孰非众说纷纭，局外人很难辨清真假，但唯一可以确认的，郭德纲与曹云金两人之间的师徒情谊已荡然无存。看来，曲艺界的师徒之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师生从来非路人，远近自在人心

先是人民大学的断绝师生关系事件：

该学生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同意与导师解除指导关系，并解释他的批评发言都在发在具有私人空间性质的微信朋友圈中，且“没有人格攻击”，哪怕是公开发表，“也是不违法，不违反组织纪律的”，并言因为孙家洲的公开信，其“名誉受到很大伤害，原先在北京考博的计划也完全泡汤”，因此“将不惜一切手段维护我作为研究生的合法权利”。

9月21日19时许，郝相赫在新浪微博发布《道歉信》，表示“充分地认识到妄议前辈师长是在多么的年少无知”，自己还非常年轻，这件事已经让其“感受到了很大压力”，希望老师“能够继续容留”。此前的“情况说明”，是在“震惊”、“惊慌”之余所发，现在予以收回。

也有从国内人文学科师生关系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比如知乎用户顾景言认为，“事实上，在国内的大学，尤其是历史这种人文学科，师生之间就是传统的师徒关系。一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的前途如何，他的师门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样的，如果学生品行不端，也会令师门蒙羞。而人大的这位老先生在已经劝告无果的情况下，与弟子解除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弟子辱骂老师同行中的好友和前辈，不仅是狂妄无礼，更是在打老师的脸。想必那位郝明赫也是把自己当成傅斯年之类的名士了，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污言秽语，此君人品真是不敢恭维。”

继而更为严重的是，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三年级学生1月25日跳楼，结束了25岁的生命。此后，一名自称是死者同学的网友发帖称，蒋某生前曾多次受到导师张某的“压榨”。昨晚，南京邮电大学官方微博回应称，学校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后，决定取消教师张某硕士生导师的资格，并停止其一切教职活动

师生关系：命运共同体

现如今，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真的像江湖般深不可测?郭曹的互撕，让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我们现代背景下的师生关系，到底哪些才是更好的相处方式。

   

一旦涉及钱，“老板”就只是老板

郑梦(化名)在上海读研三，研一时，听师兄师姐称导师为老板，她还感到很不习惯，但在跟导师做了一年多实验后，她感慨道：“真的是老板!”

郑梦所在的研究院，各个实验室自负盈亏，郑梦的导师以做横向课题为主，通过为企业服务来挣钱。

郑梦目前的实验进展不太顺利，导师很不满意，直截了当地说：“实验室要赚钱，你要对实验室有贡献才行。”

郑梦说，“一旦涉及钱，‘老板’就只是老板。”郑梦有个同学做导师的污水处理项目，为了帮工厂解决技术问题，这个同学研二一年都待在这家工厂。

身为“老板”，有些导师对待学生毫不客气。

和职场上一样，如果遇到不喜欢的“老板”，研究生们也有自己的斗争方式：三言两语就能打消想要投到导师门下的本科生的积极性;想方设法尽早溜之大吉，比如，可以直博的，宁愿拿到硕士学位就走人。

郑梦研一时曾考虑过跟导师继续读博，但现在却打消了这个念头：“大部分实验都是在重复重复重复!”因为应用型研究的技术相对成熟，她做的研究其实没什么创新点。

围绕论文的过招最激烈

“师生的共有成果”，往往体现为论文，而这也是师生矛盾的一大焦点。

  

首先，论文署名权常常让师生间心生芥蒂。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按照目前通行的规定，只有导师有投稿权，即老师通过自己在期刊上注册的账号投递、发表出的论 文才会被学校认可，如果是学生以自己的名义投论文，即便能成功发表，也不会被学校承认。而且，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在学术圈内的名誉—— 因为他破坏了默认的规则。

由老师当通讯作者、写论文的学生当第一作者，成了很多师生约定俗成的做法。通讯作者，通常是实验项目的负责人，提供实验设备、药品和资金;第一作者，是对论文贡献最大的人，一般是实验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老师会同时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如果老师对学生的指导不多，就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在一些学术论坛上，关于导师在论文上署名的吐槽，屡见不鲜。

学生为了能如期毕业，希望尽早发论文，而有的导师则期待学生继续深入研究，“攒着发个大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王桓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读博时，王桓做出的实验数据已经足够发表论文，但是导师要求他在某个方向再做探索。他按照老师的设想又做了两个多月的实验，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先的数据发表了论文。

“这其实有一定的赌博性质。”王桓说，如果老师判断准确，论文的档次能提高很多;如果判断失误，就只能白费工夫。但对科研来说，判断的准确率并没有保证，既要看老师的水平，也要靠运气。

面对“赶快发论文毕业”与“攒着发个大的”的冲突，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陶梅霞认为，如果学生还打算继续做科研，导师可以用科研精神来说服学生;但如果学生不同意，导师也只能尊重学生的意愿。

而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否达到毕业要求，则是一些研究生与导师矛盾激化的根源。季珊说，研究生们在一起聊天时，会有人抱怨自己的导师“太有原则”——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能够毕业了，但因为达不到导师的实验室标准，学生只好推迟毕业。

在陶梅霞看来，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她认为，导师带学生，就像树立一个品牌，“我得为我的品牌质量把好关”。如果带出的学生质量高，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陶梅霞曾带过一个博士生，这个学生已经读了4年，但论文甚至还没达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预答辩的标准。陶梅霞认为其“学术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建议学生延迟 毕业、继续做实验。不料，这个学生跑到她办公室里哭闹，还以跳楼相威胁。无奈之下，陶梅霞组织教授委员会为这位学生进行预答辩，结果“五六个评委老师也认 为学术水平还不够”。后来学生服气了，延后了半年毕业。

“你是来做学术的，如果只要到老师办公室里哭闹、只要凑够4年就能毕业，这个学位就不值钱了。”陶梅霞说，如果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外审时的得分在该学院排在后10%，学生甚至可能需要延迟一年才能答辩。

类似的事情不少导师都经历过。有的导师怕学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让学生毕业拿学位;有的导师实在无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动手帮学生改论文，甚至重写。

导师和学生是一个共同体

虽然认为学生和导师之间有明争暗斗，但多数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很多导师和研究生感情深厚。导师带学生做项目、给学生酬劳的现象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师要求学生做项目、给钱又很少，就容易引发师生矛盾。这种现象在理工科更为常见，人文学科因为项目较少，师生之间的经济利益关联相对较少，关系也较为单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师说，如今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之所以矛盾多、摩擦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生不断扩招，一个导师有时一届就要招十几名学生，“现在研究生培养就像工厂流水线制造产品，师生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能不产生矛盾吗?”

“师生其实是一个共同体。”导师和学生需要相互扶持，才能彼此受益。

来源：知深，学术中国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