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通过经济主体（家庭、企业）在特定的制度和技术等条件约束之下平等、自由、竞争性地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优越性已经为人类近几百年的实践所证明。外部性、垄断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广泛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而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解决。此时，政府以市场经济互补品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

私利还是公利，宏观调控中的利益诉求

政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宏观调控的作用是解决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无法自身解决的问题以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这要求宏观调控坚持利益中立，不应通过宏观调控追求自身的利益。制度约束和激励结构将决定政府在宏观调控时究竟是追逐公利还是追求私利。

• 在我国，上级政府对下级官员拥有任免权，为了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地方政府需要在经济建设、教育、医疗和养老以及社会稳定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承担责任。由于信息搜集成本的存在、考核的可衡量性以及不同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国确定了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地区GDP的绝对量和GDP增长的相对速度是重要的考核内容。

  
  

•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质是政府向企业、家庭分权，我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分灶吃饭、分级包干到分税制的变革。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得到了增强，但其实质是地方的事权增加，而相应的财权却没有相应增加。

  
  

• 我国对政府公权力的制约不足，涉及公共利益的众多政策的制定仍由宏观调控的部门主导制定、实施，利益相关的企业、家庭的利益诉求表达严重不足，而且利益相关主体在最终政策的制定中几乎没有话语权。

  
  

  
  

官员考核机制和财政分权为政府官员设定了由GDP规模、增速所带来的政治生涯提升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等利益追逐的方向，利益相关者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参与程度低为政府将宏观调控工具化提供了制度空间。这种制度安排，就出现了“宏观调控是追求公利，还是谋求私利”的两难困境，政府会何去何从？套用股市去分析分析中的一句话“会趋向于压力最小的方向。”

• 以政府利益为导向的宏观调控必然会导致宏观调控的视野短期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政府把房地产市场作为短期对冲宏观经济风险与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遇到经济危机的1997年、2009年政府大力刺激、鼓励房地产需求，而经济过热或房地产价格上涨过猛，则出台严厉的价格管控措施。这种“打压——刺激”往复循环的的宏观调控模式显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发展。

  
  

• 利益追逐会出现与民争利，扰乱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政府拥有公众所不具备的公权力，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会运用公权力进行不平等、不对称的竞争。许多行业对社会资本的禁入、行政设置的各种垄断以及国有企业所享有的融资、土地供给、扶持政策等方面的优惠都是该行为的体现。世界各国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运行效率显然高于国有企业，与民争利显然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

  
  

•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利益导向的宏观调控必然导致“过”与“不及”同时出现。在能创造GDP的招商引资，政府倾其所有，通过给予投资者税收、土地转让、政府公共服务以及环境准入等方方面的补贴降低外来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保证其利润，进而吸收外来资本的进入。而在关乎民生和市场规则的诸如食品安全标准、行政审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等政府则积极性严重不足，近年来频发的各种食品安全危机是很好的例证。

                                                                                   家长式管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

  
  

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时，政府通过对民限贷限购、房地商地限价甚至通过摇号确定买地资格等措施管控房价。为了缓解汽车拥堵，政府采取的是购车资格准入和限号。钢铁、煤炭行业出现能过剩，政府采取的是强制性限产、减产。

上述情形显示共同的关键词是“限"，具有鲜明的传统中国家长式管理的风格。与西方强调平等、独立契精神的管理相比，始于西周、强化于儒家思想的家长式管理具有如下特征：

• 政府无约束的至高权威。传统儒家文化的家长制形成了政府相对于民众拥有更高等级的权力，而且民众最终的裁决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建国以来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更强化了政府与民众间“命令－服从”的决策权分布模式。这种传统赋予了政府可以轻易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政府既可以“限”，也可以“不限”，没有明确可预期的准则），这既违背了契约精神，也不利于主体形成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了资源配置的难度。

  
  

• 经济主体的选择权受限。市场经济最具优势的是其发挥千万经济主体的智慧和计算能力，寻求、完善以及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方案。计划经济则是假设政府已经制定了最优方案，经济主体只需执行经济配置方案。这意味着自主决策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灵魂，在“家长式”管理的宏观调控下，个体丧失了自主判定、自主选择的权利，从“决策者”降低至“执行者”，这不仅是对社会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导致个体行为严重趋同，促成各种“抢”风潮的出现，这更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多样化的行为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

  
  
  

综上所述，利益导向的偏差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发点、关注点偏离了市场经济所需的公平、自由，家长式管理更是破坏了契约精神和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主思考以及多样化，这些都会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互补市场，重构宏观调控

• 定位：市场经济的互补品。宏观调控应专注于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公共基础设施（法律、“公正、公平、自由”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公共安全、系统性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专注于缓解、消除“市场失灵”对市场经济的干扰，成为市场经济的帮手，而不是替代者。

  
  

• 理念：融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强调契约精神和自由选择，宏观调控的传导链条应该嵌入市场经济的运行系统，而不是独立于、甚至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应建立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标的清晰明确、可执行、可预期的规则，让市场主体通过自主选择去实现公众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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