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图测绘日益退步
       地图测绘的现代手法没有能够保持，据葛剑雄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的描述，康熙年间的全国测绘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退步的迹象。测绘人员本来已经提出了在东西边疆通过对日食的观察来测定经度，以便进一步提高地图的精确度，但没有获得康熙的批准。这固然出于康熙本人认识的局限，但更反映出这样一次重要的测绘主要是出于康熙个人的兴趣和意志，并没有在当时的高级官员中形成一种正确的观念，更没有普及到知识界。
       测绘人员如同造长城的工匠一样，受到怠慢。随同传教士到各地测绘的中国人员除个别人在史料中被偶然提及外，基本连姓名已无法查考，更没有必要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主要只能依靠当年参加测绘的传教士的记录。
       乾隆时负责测绘的何国宗、明安图等人虽也学习了一定的测绘知识，但显然没有深入研究，测绘完成之后，既没有进行总结，也没有将技术和经验传授下去。随着测绘的结束，人员解散，器材流失，从此再无活动了。这是为了满足皇家的军事目的、统治目的甚至个人喜欢进行的一次大范围活动，不算是全国政治、经济与科技界的大事。
      康熙了解西方测绘方法的先进性，想绘成全国地图，主要是为军事与工程，绝没有想到要在中国学习或推广这项技术，更没有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提高的计划。
      这就像康熙自己在深宫作练习题，他本能地不想让这样手段流传到民间，舆地与历法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也是皇上家维持神秘与尊严的重要工具。
       更让人遗憾的是，耗费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测绘制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却没有能发挥它们本该起的作用。当它们被献给皇帝以后，基本上与尘世绝缘了，以至不知所终，“养在深闺”就给养死了。     
       铜版、木版印刷的地图数量极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王公贵族和大臣才有幸获得赏赐，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懂得这套地图的价值，从来没有真正使用过。清代学者齐召南有机会看到了康熙时测绘的地图，以图上的河流为依据写成名著《水道提纲》，因所记述的内容准确而备受赞誉。可惜的是，像齐召南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很少有人对于地理、地质、天文，具有齐召南这样的天赋和机缘。
       民间也没有对精密地图的需求，下南洋经商靠闯，政府并不鼓励，没有中国主动出击的航海需求。经商是沿着古老的经商线与水道进行运输，看明末的三言两拍小说上，经商的家族基本上沿着父辈的足迹走，做太湖的茶叶就做太湖的茶叶，做云南的茶叶也是如此。
       在农村的土地交易不需要经纬线，直到改革开放的包产到户，农村不正规的地契依然没有经纬图，隔一些年就重分一次，产权制度缺失与工程的非市场化、非专业化，都让地图成为奢侈品，所以，到了晚清，地图又是方格棋盘状的，像画图一样，根本缺乏经纬线的概念。
      乾隆以后现代测绘法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消失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由刘统勋、何国宗负责测绘编成的《西域图志》交到军机处方略馆后，乾隆另派一批官员编修，这些没有受过现代知识培训的官员，走上了中国地理图志的老路，经过20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的《皇舆西域图志》中，地图上的经纬度被取消了。民间编绘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无不如此，甚至连比例尺也不重视了。
       至于地方志和其他书籍中的地图，基本还是“计里画方”的旧法，或者依然使用山水画形式画的简单示意图。正因为如此，100多年间的地图测绘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这也许就是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他们所用的地图。

      四 天文地理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既然官方保密，民间又没有太大的需要，天文地理在更多的时代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早在崇祯末年、康熙初年，围绕着历法，就产生了人头落地、你死我活的斗争。在传统社会中，制订历法是“上与天通”的最高的意识形态，皇室绝不能假手于不信任之人。
       杨光先与汤若望的历法之争，作为传教士的汤若望，如果不是每次都能测量准确，不知道人头落地几次了。
       从崇祯二年到明亡前一年（1629－1643），以传教士汤若望与杨天先为首的新旧两派以测验日食、月食、水木星运动进行的多次较量，总是有西方传教士参与和支持的改革派一方获胜。崇祯帝终于批准了历法改革。新历法没来得及颁行，明朝灭亡。
       清朝定都北京后，汤若望等人投靠清廷，在钦天监供职。钦天监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汤若望等人把明末历法改革的成果加以改造，编成一部新的历书，并由摄政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历》，决定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颁行天下。
       但杨天先再次上书，以《辟邪论》、《辟谬论》反对利用西方传教士改革历法，在康熙三年（1664）七月，以《请诛邪教疏》攻击明人徐光启借鉴西方科学是“贪其奇巧器物”，“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说传教士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
       杨天先从来都是把新派人物置于死地的做法，他还特别为已颁行的新历书罗列两大骇人听闻的罪状：一是新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公然承认大清国是奉西洋正朔；二是大清皇帝的统治应该是千秋万代，而《时宪历》只编了二百年，这是暗指清朝短祚，国运不长。这相当于谋逆大罪，可以死一百次。
       鳌拜与孝庄太后的斗法，李祖白等人均被处死。从此，废除新历，恢复“大统书”，反对新历的发难人物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旋又命为监正。最后由于太后保护，汤若望侥幸免于一死（次年死于狱中）。
       糟糕的是，杨光先执掌钦天监后，又以该监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之弟吴明煊为监副。两人以“大统书”治历，结果是节气不应，错误屡出。
       康熙亲政后，罢黜了杨光先，并没有听从南怀仁等人的建议处死杨光先，而是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虽然此时康熙仍然是少年，却在传统教义与现代历法间走了一条平衡术。  
       康熙八年（1669）五月，鳌拜集团倒台，七月，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呈请礼部向康熙控告杨光先、吴明煊等人“依附鳌拜”，“诡随狐假，罔上陷良”，骂杨光先是“恶棍”，要求将杨“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并要求为已死的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当时，议政王会议准备批准南怀仁等人的要求。康熙经过认真思考，批准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但不同意把杨光先处死。他认为，杨光先虽然阻挠新历推行，攻击过传教士，但他并不是鳌拜的党羽，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康熙决定宽大处理此事：“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对吴明煊的处理更是 “姑从宽免，仍留原任。以后着更改前非，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
      康熙有着帝王的直觉，他既牢牢地把握着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孝道文化，又把现代科技当作深宫中最好的玩艺儿，一直把玩着。在需要的时候，尽可能让农历准确，提升农业耕作的精准性。
       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不明智地牵扯到后宫残酷的继位斗争中。雍正之弟、康熙的第八子于康熙朝未年谋立之事发，牵扯到耶稣会士及皇室中的叔伯兄弟、奉教的苏努及其家族。雍正帝下令严厉禁教，并迁怒于教廷使臣麦康乐的到来。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圆明园召见马盖朗等耶稣会士，大骂天主教，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相提并论，并发布上谕，立行禁教。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教高潮。教禁使康熙末年已经皈依天主教的30万中国人藏身无处，外国教士也尽行驱逐于澳门：或困居于广州教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
       到乾隆朝，基本上到了意识形态一统江湖的时代，通过《编订四库全书》，删除了所有不利于清朝的言论，与其说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如说是另一种焚书坑儒的工程。正是在乾隆朝，清朝已经由盛极而衰，乾隆绝不可能让奇技淫巧占据大众的头脑。
       此时，清皇室已经通过禁海、十三行等举措，获得贸易垄断权，根本不觉得有睁眼看世界的必要，地图更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乾隆满足于当他的十全老人，著名的英国使团下跪风波就发生于此时。
       中国社会又回到了稳定而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无论是大炮、望远镜还是地图，也就止步不前了，什么样的经济、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当时的中国不需要。事实上，缺少了忠孝文化，缺少了士绅统治，清朝的统治是维系不下去的，这是一个统一体。
       现代地图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单独前行。

       五 现代地图在战争下卷土重来
       现代地图卷土重来，应在洋务运动时期，尤其是在大修铁路阶段，没有勘探，不可能有铁路。
       在乾隆之后，当时的中国再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生士（William Barclay Parsons,1859-1932）曾受美国合兴公司之托，1898年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为勘测粤汉铁路线来到湖南。他享受的是布政使（副省长）的待遇，衙役扛着回避的木牌，穿梭于湖南的大村小镇。当然，他随身带着他的照相机，纪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现在，柏生士有本书还在出售，就叫《晚清湖北湖南广东勘测铁路见闻录》。
      从李鸿章到张之洞，总算连接上了康熙时代科技的一脉生机。
      1934年，中国第一部现代地图集正式出版，由当时的一流专家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10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
       图集包括序图、普通地图和城市地图三个系列，附地名索引36000余条，共180页。序图七幅：全国政区图、地文（自然地理）图、交通图、气象图、语言分区图、矿产分布图和农产品分布图，均采用亚尔勃斯投影（即等面积投影）。普通地图44幅，分地文和人文两组，每组22幅，按经纬线分幅。东部比例尺为1：2000000，西部比例尺为1：5000000，均采用多圆锥投影。城市图两幅，由南京、上海、北平等61个城市小图组成，比例尺均为1：100000。
       该图集的缩编本为《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8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共有地图31幅，包括序图和分省图两个系列。序图7幅，为政区、地形、交通、矿产分布、气候、城市和农户分布、语言区域；普通分省图24幅。附地名索引68页。出版后倍受欢迎，到1939年已出第四版，质量不断有所提高。1948年，经曾世英和方俊修订，出版第五版，发行量达20万册。
       该图集利用了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收藏的国内外编制和出版的各类中国地图7700余幅。对各种实测地图一一进行鉴别，收集了1000多处经纬点和高程的观测记录，订正了旧图上很多方位和高程的错误。在中国制图学史上首次采用分层设色法，最早科学地反映了中国三大阶梯地势的特点，完全摒弃了传统地图上的“龙脉”表示法。
该图集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外出版的、基本上以本图集为蓝本或受其影响的中国地图有40余种。
       看民国的地图，掩卷沉思，从康熙到民国，数百年风云过去，起码从地图上说，中国社会真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经济到文化。

注：历史并不总是前行的，科技也不是总是被需要的
       发明后，还可以消灭
       明末出现的科技，清朝逐步消失，原因何在？
1，《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葛剑雄著，1998年商务印书馆
2，《坤舆万国全图：一张明代的世界地图》，《国家地理中文网》2014.10.29
3，《康熙与清初历法之争》闻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