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善良，如果都善良就不用“劝善”了
2016年初，阿城作品首次结集为《阿城文集》出版，其中既有“三王”代表作，亦有涉及写作、电影、音乐、绘画、收藏、摄影、文坛掌故等方面的散文杂文，是目前收录阿城作品最全的版本，并由阿城亲自校订、杨葵担任特约审校。有此因缘，极少在公众场合演讲的阿城，这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院长孙郁和出版方汉唐阳光的邀请和促成下，于9月28日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以“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为主题演讲。
两个小时的演讲，阿城并未准备底稿，凭心意漫卷诗书，先讲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再讲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和变迁的影响，最后回到文学和世俗。凤凰文化将阿城先生的演讲编辑成下文，与大家一起分享。
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
时间：2016年9月28日下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楼一楼1305室
阿城
“专门说当代作家，后来我才知道这很犯忌。”
阿城：我习惯跟不超过20个人讲话，人多了，我就有点热(脱外套)。
二十年前有一个小册子叫《中国闲话闲说》，讲的是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那本书是台湾《时报》出版社的经理跟我说约一本书，我就把历次关于该话题的讲演集合在一块，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听众的水平。外面的人比较直接，经常会问，比如对贾平凹的小说怎么看，问了关于莫言的小说，所以才有这部分的集合，专门说当代作家。后来我才知道这很犯忌，不可以这样指名道姓地说。当然产生了恶果，这个恶果我承担了。我对贾平凹先生很尊敬，但提问里具体回答，就针对该问题，但不够全面。回到国内时，他们就说你不可以这么想，要绕点弯子，直接说的话销售会受影响。所以以后这个问题我不太回答。
当时大家和海外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在那个时代势头很旺，我根据这个势头做了稍微的调整，就讲讲世俗，不讲先锋，因为先锋牵扯到现代性的问题。中国不是没有颠覆继承的系统或者颠覆主流说法、主流思想，比如明朝李贽写的《焚书》，《焚书》都是颠覆性的是。李贽死在北京，墓在通州，通州现在是北京的副中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李贽的墓，以免拆迁的时候把墓拆了。李贽对当时主流东西的颠覆性很大。
现在说的先锋小说，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为什么从西方来？因为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走进后现代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一个大致判断，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同时如果在座很多人想创作什么，也会影响你的创作。实际而言，现代性是针对欧洲一直以来的专制，将其颠覆掉，比如英国，英国一开始比较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成熟。同时我个人觉得英国对中国的启发是最大的，或者最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因为也一个帝制传统、皇帝传统。
中国皇帝的潜意识一直没有消退。我记得1980年我从云南回来，正赶上改革开放，那时候有些人倒牛仔裤。牛仔裤本来是工人穿的，比较结实，后来变成高级消费品。卖牛仔裤的人给我一个名片，以后你要买或者你朋友要买，你给我打电话，我看这个名片上写的是“总裁”。我说你手下有几个人？他说就一个人。我说那怎么叫总裁？他说自己管自己就行了。很多这样人的拿出“总经理”、“总裁”等名片，都是最大的。这其实是皇帝思想的投射，一旦有机会就要过一下瘾。现在有些换成“大师”，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皇家牛肉面”，一个平民食品前面要家“皇家”。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做皇帝这件事的权威一直都在。而现代性首先颠覆的是这个。
第一次颠覆的是君主立宪派，现在英国女王是象征性的，整个国家的运转靠议会和政府总理大臣。另外一个是日本和欧洲君主立宪。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其实是现代性完成的，把绝对权威颠覆了，颠覆后才有可能有现代。这个现代在二战的时候——一战的时候有些没有颠覆，但立宪这件事情比较普遍，或者民主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了。但为什么会发生一战？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一战或者欧洲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就怎么会发生一战进行了深刻反省，反省一战的积极成果是对现代性要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接着发生二战，二战的希特勒是通过选上来的，所以做了一次集权、专制，知识分子又反省：为什么现代性建立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次二战之后，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基本固定，政治上的权威要被颠覆。
与之相应的是什么？以小说为例，或者扩大到艺术时，什么叫现代艺术？现代艺术首先是不承认一个继承的、已经存在的系统。因此先锋是侦查连，首先突破，后面的才跟上。所以关于颠覆主流话语，如果文学有一个主流话语要去颠覆它，绘画上有一个主流话语要去颠覆它，音乐上有一个主流的话要去全颠覆它。在绘画上，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很重要？从小便池之后，大家对绘画有点莫名其妙，说这个是画吗？——不，颠覆的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是画吗？”——作品的概念转化了，艺术的概念也转化了。
书封
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家或者先锋小说家是王朔
五四倡导的问题是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没有解决。尽管现在大家穿的、吃的、用的，好像跟现代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颠覆性上面，在艺术上的颠覆上，我们基本上是前现代。如果我们对自己、对现代艺术有一个比较清楚认识时，会比较踏实一点。比如余华，当时说是先锋作家，但是我看不太像，我觉得王朔是。因为余华是另开一桌，系统语言是一桌，我另开一桌，你开的这个小桌，但那个大桌还在正常吃，这个不叫颠覆。王朔的语言是大桌语言，但是大家吃菜时觉得“味道不对，是不是坏了？”这才是颠覆，原来的意义被颠覆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家或者先锋小说家是王朔，这个颠覆性非常大。后来有不少的播音员使用王朔的语法。大家对毛语言的东西一听就笑，这是王朔造成的。90年代这么多先锋作家没有完成这件事，他们在主流的大桌上开了一个先锋的小桌，大桌没有被黜。
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上不断有这么大动静，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社会没有现在丰富，所以文学承担了非常多的任务，比如新闻的，比如评论的。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时，国家比以前开放得多，这时候文学就不承担那么多任务，所以相对地回到它本分的地方。回到本分地方时，大家的注意力不在上面，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不必借助文学——微信都能提供这个场所——所以文学这部分也不承担。慢慢这个文学回来了。文学到底承担着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讨论比较有意义，否则之前会跟其他很多意义勾结在一起，谈不清。
阿城
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
今天在人大这里重提20年前的《闲话闲说》，更多是将文明和文化做一些联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现在有很多人忧心忡忡，其实这么多人忧心忡忡正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如果都不忧心忡忡，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不需要再操心了。忧心忡忡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文脉，该文脉是由原始儒家传下来的，也就是孔子传下来的。雅斯贝尔斯说的，公元前800—200年世界大文明时不约而同产生的一些觉醒者。就东方来说，孔子是一个。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觉醒者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巫教社会，巫教社会只有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没有个人思维。没有个人思维才决定了古思人著述。自己但凡有点想法时就要跟人家不断地说说，有机会就会有著述，但古思人著述描述的正好是巫教社会的集体意识。孔子有个人意识和思维，很有名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样（怪力乱神）就是巫教的本质。因为处在一个巫教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好是中国礼慢慢转的时代，孔子转的快，不谈巫教的、集体没有个人意识的东西，把巫教的东西具体化了。我们看到老子讲“道”，讲这个讲那个，不讲神也不讲怪，所以老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因此这两个人都是轴心时期的代表人物、觉醒人物。看《论语》时，孔子碰到人，说你的样子长得很像丧家犬的人，或者你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从这些技术来看，那时候有一批人处于觉醒状态，对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已经突破了，开始有个人、个性的思维。
书封
我们失去了一个词——社稷
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和中国文明发生的关系在哪儿？中国人很早开始叫自耕农。自耕农，我们老觉得好像都是农场、都在一起干活，不是的。以前有井田制，劳作、农作的井田制，什么是井田，为什么要划分成这样的？其他的是私田，也就是“井”字其他的这几块是私田，这些私田是自耕农，但他们要耕种当中的这块公田。公田是用于公共事务、往上交税。
巴金抨击旧式家庭、旧式家族时，他应该明白宗祠的宗姓里有公田的概念，我们都姓李，都来种豆，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块是公祠的田，种的这块田交给祠堂，祠堂拿它来做社会保险。什么叫社会保险？李姓的人得了大病，个人完全负担不起，医药方面负担不起，就从这里面拿出来由大家评议给他补助，帮他渡过难关。还有老爷子死掉了，寡母孤儿需要救助，也是从公田里面资助。姓李的宗法圈子里，有一个人特别聪明，念书不费力，这个族长就召集各家商议，说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读书，但是寡母拿不出钱来，就从宗祠里拿出这部分钱，就去了清华、北大，然后去了美国读博士，最后这个人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上的学，是公田宗族养他的，因此会回来，回来不一定报效祖国，但是报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具体，国家太大时，感恩不具体就这么划过去了。我们早期那么多在外读书的人会回来，与宗亲制度有关系。抗战的时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来？也跟这个东西关系。因此宗祠那时候代替的是社稷的概念。我们现在在微信上、微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其实我们失去了一个词——社稷。以前的人是“我爱社稷”。社稷是什么意思？有祭祀，有这一片土地的粮食养活你，有神有土地，生你、养你的这一小块土地叫社稷。因此你必须得是非常具体的，你说爱这个，这个东西好回答，但为宏大叙事时就不好回答。“社稷”的概念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是非常庞大的党，没有具体的“家乡”。“家乡”在以前就是我的社稷在那儿，知道这是我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子孙，我姓这个姓，你说我爱这个、忠于这个，就找到了具体的连接。扩大的时候，就是儒家说的“天下”。爱一个东西要非常具体。反过来说，中国世俗充斥其间，这个世俗有效地抵抗了绝对权威，动力比较实在，宗祠文化在现在基本没有了，安徽老宅子是宗祠，是大家种公田一点一点盖起来，但是那个也被卖掉了，等于把祖宗也卖掉了。当时我写文章用笔名，不能加“钟”，我姓钟，就把名拿出来，名是自己的，姓是传下来的，我发表《棋王》，作者如果是“钟阿城”的话，以前会说，因为你卖祖宗，出书会给你稿费，会赚钱，你加了“钟”，所以要把祖宗这个命去掉。我个人为了谋个生路，发表作品，不能卖祖宗的事。这些都是一些不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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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930/5004891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