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与知行合一

    国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高徒，历任美国社科院院长，美国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巨著《历史与意志》一书中写道：“任何受过中文教育的读者读到毛泽东《实践论》的最后一行文字，就会立刻联想起王阳明。毛泽东的‘知行统一’立刻会使人想起王的‘知行合一’。”[28]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全文思路清晰，论证严谨；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最后得出一个和王阳明完全相同的结论——知行合一，使人不得不心生感叹：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即使时间的车轮已经转过整整二十年（《实践论》的写作时间是1937年），王阳明对毛泽东的影响依旧深远。

    王阳明认为：知行工夫，本不可离。[29]同理，《实践论》中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0]

    王阳明举例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同理，《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王阳明举例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同理，《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王阳明举例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同理，《实践论》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同理，《实践论》中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理，《实践论》中说：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知行合一中的“知”是指“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就是你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王阳明认为，世间之事虽千变万化，但一事当前你总有个好恶，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从而作出选择。因此，“只一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一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物”。

    是非之心还是心，良知便是心之“用”（作价值判断时的心），人人都有，无间圣愚，不分古今，但由于在真假不辨的环境中长期侵染，信息中毒，很多人已经无法体认内心的良知。

王阳明认为，心（良知）之发动而为“意”（意识），意之所在便是物（事）。由此可见，知（良知）行（做出的事）不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意识出了问题。

    早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就将王阳明的“良知”称作“良心”（良知良能的心）。首先，他驳斥了“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的谬论，认为“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应当“举其（良心）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这与王阳明的主张“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戡尽破”一脉相承。

    其次，将“意”命名为“冲动”。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良心有“谏止冲动”的责任，从而达到“调和而非冲突”的目的。事实上，这就是对王阳明“良知指导、纠正意识，意识落实为行为，最终知行合一”最贴切的表述。

    到了《实践论》，毛泽东将早年的心得整理后得出了更通俗、更圆满的表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阳明心学的最终命题——致良知。所谓致良知就是指：通过在实践中应接万物，将刺激反馈到意识，再用“诚意”的功夫来归纳总结（毛泽东的表述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觉悟到内心的良知。良知体认后，又反过来指导监督意识活动，最终落实到行为实践，也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向上的过程。

    由此观之，虽然毛泽东一生涉及了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但这一切都是以他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体会为基础的。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它对毛泽东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纵观毛泽东一生，其巨大的精神魅力就在于他熔铸了两种格格不入、截然对立的性格气质，诗人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政治家现实主义的眼光在他身上奇特交融，奏出了一曲曲扣人心弦、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一方面，“心即理”使毛泽东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追随王阳明以“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为人生价值的入世精神使其敢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从他那如椽巨笔中喷涌出来的墨客风韵，构织成一篇篇令人倾倒的绚丽辞章。其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诗人气质，令古今中外无数的政治家都黯然失色。

    而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极少表露出时而狂热时而消沉的情绪起伏。他始终将政治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拒绝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理性的因素。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知行合一所赋予他的，也是毛泽东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一名优秀而成熟的政治家的根本原因。

　　注释：[28] [美] 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 以下至文末所引王阳明原话均见《阳明先生集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30] 以下至文末所引毛泽东原话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