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地位至为尊崇，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便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甚至在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学界，他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1978年11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带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东欧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孙冶方终其一生，想仿效《资本论》，编写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
　　按《资本论》的程式编教科书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年)，是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初期是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在理论和实操层面俱有建树。
　　1949年5月，被解放军攻占的上海曾经陷入极度的经济紊乱，孙冶方和另外一位财税专家顾准，在市长陈毅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带领下，进行了铁腕式的治理，孙冶方主管工业的复兴，顾准则着手重建业已瘫痪的征税体系。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竟以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物价，创造了让国内外都很惊讶的“上海奇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善于思考的孙、顾两人都发现了计划经济制度的致命缺陷。
　　在他们看来，这个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对价值规律的漠视。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1957年，孙冶方调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一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科书。他组织所内近40人开始在中央党校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1961年3月到5月，又召集编写小组成员在香山饭店研讨书稿，当时还很年轻的吴敬琏等青年学者都是编写组的骨干。
　　孙冶方写作组苦战经年，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孙氏工程最终流产。
　　“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
　　1962年，孙冶方与左派理论家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严重的书面争执。
　　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划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孙陈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孙冶方公开宣称“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他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说，“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
　　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牢中岁月，孙冶方面壁七载，为那部《社会主义经济论》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打通任督。
　　一位癌症患者的最后攻击
　　改革开放之后，孙冶方复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与中国是分量最重的两极，东欧各国则是重要的一翼，从19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
　　在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推崇的是苏式命令型计划经济，孙冶方所代表的修正主义经济路线，则与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颇为神似。
　　孙冶方特别欣赏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制度。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一个车间或分厂，它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产供销合同。
　　孙冶方举例说，我国的物资部门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大使馆出面联系其相应的单位出来接待，结果被告知，该国已经没有物资供应这类机构了，中国方面很吃惊，问，“如果工厂缺乏动力和原材料由谁来解决呢?”他们回答，“如果这个工厂连动力和原材料供应还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工厂就不用办了。”
　　孙冶方认为，这种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销定产”模式大大的好过“以产定销”的计划模式。
　　1979年底，孙冶方被查出罹患肝癌，他动了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刚好装满的大瘤子。孙冶方虚弱已极。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提出申请，点名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七人写作小组，由吴敬琏和张卓元负责，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对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曲折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邓加荣在《孙冶方传》中记载孙冶方的忘我工作状态：“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断地有人来谈，不断地有人送来初稿，他则今天准备口述材料，明天阅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在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自我悖论的孙氏理论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损害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呼唤“价值规律”的方式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
　　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上的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
　　孙氏理论存在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孙冶方提出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价值”概念只适用于存在有商品交换、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要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又与马克思以来的经典理论彻底对立。
　　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现在了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他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
　　吴敬琏在《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文中，描述了孙冶方的痛苦与徘徊——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决心创造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理论工作者，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为了达成这种“吻合”，孙冶方甚至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是商品价值、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是广义价值或产品价值，它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计算的工具，这种计算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企业都来节约社会劳动，它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论解决了有价值却没有商品的逻辑矛盾，可是，它无法解决实际存在于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
　　孙冶方一度对自己的“两种价值”理论很是满意，认为是个“利器”，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不得不一再地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和无法确定。
　　譬如有一次，他与助手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谁也说不清楚。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
　　再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他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
　　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一家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在渤海湾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和助手们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之行是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所做的最后一次冲锋，在此之后，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的不可能实现。
　　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决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
　　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他本人对此有过真切的描述，他说，以前在民主革命时期(1956年之前)，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难得很，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想不出来。
　　在1980年代的初期，孙冶方的理论创新搁浅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意味着一代经济学家试图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构建市场化环境的努力的彻底失败。

　　这一年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如果说顾准是一个挣脱了镣铐的受难者，晚年的孙冶方则是一个在鲜花丛中带着脚镣舞蹈的悲剧演员。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的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确已等不到那一天。
　　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沙滩之上。
　　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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