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最近发布了他的新主张，就是“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这一极端言论显示了这位昔日经济学界明星的彻底衰落。
    其实，张教授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界定“企业家”，但是，秉承经济学人一贯的自负，最近开始教导起企业家如何赚钱和创新了。
    其实我们也并没有一个“产业政策”的权威、科学的定义。那么，张维迎所谓的“产业政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怕也是只有张维迎教授自己才能意会而他人无法言传了。常规的理解，“产业政策”包括所有的经济政策法规，因为一切涉及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最终都会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走势和方向。
    张维迎教授的工作经历，其实就是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奋斗史。过去，张维迎教授在政府的核心智囊团里工作，所作所为就是以市场化为目标，而市场化需要有一个私有化的所有制政治基础，所以推行私有化也是张教授的重要任务。
    在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时候，张维迎教授也是主张法制建设的，因为市场经济也被称之为“法制经济”。中国近三十年来，在法制建设尤其是涉及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进步不可谓不大（尽管还存在大量的有法不依和执法犯法），这其中也有张维迎教授等一批市场化推行者的贡献，因为市场就是一种秩序，而且是制度化的秩序，这种秩序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以维护才能够稳定和不断完善。
    而今，张维迎教授主张取消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不知道是否包括要取消当年自己亲身参与辛苦构建的经济法规体系。
    不过，张维迎教授对产业政策的态度，其实不算是什么新观念，可以归属到由来已久的关于“国家干预”的是是非非的争论之中。所谓的国家干预，也正是通过各种政策法规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限制或引导产业的发展的。对于国家干预的是是非非，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企业家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一样，有人反对有人支持，这完全所出台的干预政策对企业家所在的行业是否有利。
    “国家干预”本身就是有方向性的，否则就无所谓干预了。反对国家干预，只是一部分自由经济学家的理论意淫，企业家并不是反对干预，每一个企业家都赞同对本行业有利的产业政策的干预，而反对对所在行业不利的干预。
    张维迎教授说企业家做两件事，一是套利赚钱，二是创新。其实自古就是一件事，即赚钱，创新还是为赚钱，创新是手段，赚钱是目标。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自古以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并不是有了什么企业家群体之后才有了什么趋利的企业家行为。
    认清了“创新”的手段地位，也就知道资本家自古以来就没有变更过其行为方式，及妇孺皆知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套利是忠贞不二至死不渝的目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不择手段也就是说不会局限于所谓的“创新”，也不排斥“守旧”。只要“守旧”可以达成获利目的，企业家是同样不会加以排斥的。
    现实经济当中，以守旧而非创新的方式获逐利的企业比比皆是。
    例如农业，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水，农产品标榜没有农药自然生长，杂粮和野生的更受欢迎；
    例如餐饮行业现在推崇自然饮食，纯手工制作，越是古老原始传统的食物烹饪方法越是吃香。什么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妈妈的“姥家大锅台”都成了时尚招牌。
    例如旅游业，几乎就是古迹和历史遗迹的天下，新建景点也是仿古复古，人们把豪车扔在停车场然后去住进农家院钻进窑洞和蒙古包甚至像古猿样爬上树屋。
    例如服装业，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二三十甚至半个世纪前的服饰的影子甚至是回潮。例如文化艺术界，复古尚古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还有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存废问题。依靠这个行业获利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总是想保存其存在，抱怨现在劳动力成本太高，抱怨人口红利不再，如果抱怨没用，就随波逐流向劳动力产业依然低下的地区转移产能。中国这部分企业家和还试图说服这个人口世界第一的国家放弃节育政策放开人口生产，以维持人口红利和挽救其丧失，而且已经初战告捷。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挽留和救赎甚至是试图重振和国家产业转型的努力一致吗？和张教授所说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一致吗？显然，只不过再次证明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原理的正确性。

    按照张维迎教授的逻辑，国家是否应该鼓励企业家为盈利的创新呢？大概是应该吧！那么，国家又该怎样鼓励企业家们创新呢？该不该是光说不练口头支持？还是应该有实实在在的资本支持？如果既说又练是否是有某个官员指手画脚一番，还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推行？这种以法律法规政策方式对于创新的支持，算不算是张维迎教授所要彻底取消的“产业政策”的范畴呢？
    很显然，张维迎教授所说的企业家所干的两件事——套利和创新——是有前提和默认条件的，即只包括了成功的一面而无视失败的一面，或者说是只涵盖了企业家主观的一面而不是客观的事实。客观的情况是，企业家时时刻刻都在为了赚钱而寻找着各种门路，但结果如同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样，盈亏乃商家常态，是有成功也有失败。当企业家亏本的时候，他们此前所做的努力还能够叫作创新吗？
      所以，所谓的“创新”，是对成功者的事后颂歌。公允一点的说法，企业家的行为只能叫做“冒险”，就是赌博，说的好听一点也就是“风险投资”。押注对了，说自己是创新，押注错了，合格的赌徒自认倒霉，不合格的赌徒就抱怨说政策误导了。
    熊彼特也是深入过研究企业家阶层的，他曾经说过，一个资本家站起来，千百个资本家倒下去。这和赌场非常相像——有一个赌徒一夜暴富，就有千百个赌徒血本无归。不是倒下去的资本家没有去套利和创新，而是投机失败了。企业家在套利和所谓的创新过程中，不可能不利用投资人以及公众的资源，那么，一个成功者背后千百个失败者的冒险探索，是不是对投资人和社会的资源的挥霍和浪费？投资人对投资领域和项目的选择都是三思后行的，企业家对于资金的用途也不是自己左右的，而是按照由投资人组成的董事会的既定方针执行的，董事会指定的投资方案，就是企业的“产业政策”。那么，国家作为公共资源的代表，是否也应该以经济法规产业政策的方式对公共资源的用途加以规范和约束？
   当然，还有个方法方式问题。之前国家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可以看作是实施国家干预的方法调整，是“术”层面上的调整，只讲不能干什么，而不再讲要你干什么，干什么投资人自己决定。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张教授所说的政府瞎指挥，和失败者对政府指导的抱怨。负面清单反映的管理思路就是“法不禁则民可为”，这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不悖的。

    张维迎教授在“阁”之时，积极投身到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当中，现在走下阁楼了，不仅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建议，转而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只此转变耐人寻味。
    中国转向张维迎教授们倡导的市场经济以来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纠结于一件事，那就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而在自封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裁判的欧美，却也同样存在着远超中国多如牛毛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措施。二零零八年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为源头爆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加强监管已经重新成为西方国家的要务。如果张教授真的想在中国废止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建议张教授先把这个建议提交给美国和欧美，等老师们做好示范后，相信中国这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定会立刻跟进并迅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