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管理：领导的方式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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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6-10-08

　　　　从历史看管理：领导的方式与风格作者：许倬云

　　从古到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大系统。

　　“治大国”与“烹小鲜”所用的原理策略，所需要的组织架构与领导能力历来相差无几，只是规模大小与权力来源有别而已。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与领导方式和领导风格相关的诸多事例与人物都是可贵的“他山之石”，为21世纪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最富底蕴的智慧与谋略。以史为鉴，可以多些领悟，少走弯路。

　　李广与程不识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但两个人治军的风格迥异。在这里举他们两个人做例子，是想谈一谈领导的方式与风格对事业的影响。

　　李广是有名的飞将军；程不识，可能除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人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在汉朝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两个人是齐名的。他们一个是现在河北省的太守，一个是今天山西省北部的太守。当时的太守大多是边境上的守将。

　　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都是名声很大的人物。司马迁是李陵的好朋友，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受了宫刑。李广由普通军人成为一代名将，史书说，他能叫出部下士兵的名字。李广是边郡太守，领军万人之众，他不可能叫出那么多名字来。实际上，他是和他周围的亲兵关系密切。李广训练部队以恩义相结，不重纪律，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用自由的作风，不拘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常获胜，有时即使士兵比较少，也能以少制众，反败为胜。李广时常带领少量精锐突击队突袭匈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比如有一次就被匈奴俘虏，但他夺了匈奴的马逃出来了。还有一次是用类似“空城计”的险计脱围：他自己骑着马，缓缓后退，匈奴以为这是诱敌，不敢贸然前进。其实，李广的做法不是带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匈奴时，大军五道出击，武帝不让他领导正面的军队，只让他率领辅助部队，未尝没有道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的悲剧，造成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诵。

　　李广的孙子李陵带五千名荆楚健儿出塞，这些汉军都是步卒，无法和匈奴的骑兵对抗。李陵率军从居延（在今天的额济纳河流域）出发，进入大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李陵的敌人是匈奴的右贤王，他的部队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很强，李陵要想取得胜利是极其困难的。最后他的五千人的军队覆灭，他本人也被俘了。李广和李陵作战很勇敢，但靠个人英雄主义无法打赢一场大的战争，这不是统帅的做法。作战不是逞强，不是炫耀自己。要论作为一个指挥官，李广和李陵都是不够格的。

　　程不识和李广、李陵相比，有鲜明的特点。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纪律训练，分成部伍，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前面一定有斥候，左右一定有掩护，一队一队互相呼应，互相照管，安营扎寨很有章法。行动起来，全军一起行动；扎下营来，敌人冲不动。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但他自己也没有取得过重大的胜利。程不识应当算是极为稳重的将领。在西汉，人们都知道程不识是名将，因为他战不败。而李广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就好比在赌场赌钱，不是大赢，就是大输。程不识则能够不断地积累胜利。

　　李广、程不识代表了两种指挥管理的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两个人之间难作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来说，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以顶五万人来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不至于轻易被打垮的。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所以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句话说，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到第二级，无法下达到第三级以下。这样的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具体说来，居上风的时候，李广的军队较容易成功。平常的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是适当地调和这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是另一门大学问。从一般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不知道眼下的局势如何，还是选择程不识那种类型的人才或者采取程不识那样行事的作风比较稳妥一些。

　　唐太宗与明太祖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但他们创建帝业的方式、施政的风格却有极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这两位皇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领导风格、决策方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唐太宗的大业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另一支则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首，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进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乡土，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山东士族却仍有生命力。山东豪杰是在隋末混乱的形势下崛起的寒门地主武装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的社会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胀的山东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统一之前南朝以文学见长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政治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土族。他能够利用上述政治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他重用魏徵，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徵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魏徵为李世民所用，能够“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

　　从政府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同样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针对各个官僚集团，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土。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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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看管理》，许倬云/讲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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