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七七事变，从臣民到国民的觉悟

七七卢沟桥事变68年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民族抗战胜利也快60周年了。68年前的今天是一个耻辱的日子，也是一个悲壮的日子。

　　昨天，我看到一则报道，丰台区一位老人回忆抗日名将佟麟阁为国捐躯后，竟然有村民想摘取遗体上的金怀表。大多数人和我第一个感觉也许差不多，就像看鲁迅的小说《药》华老拴为儿子治病用馒头沾烈士的血那样悲凉。可是，除了责怪这样的人麻木、贪财之外，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很多老百姓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和自己息息相关。而以为是一场常常重演的、争地盘、争臣民的战争。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是纯粹的政府抗战，他们不能也不敢发动群众。这种判断基本上接近于事实，当时的政府不能一下子将四万万中国人组织起来。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四万万人中的大多数是一个个散落的“马铃薯”，他们之所以当“马铃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帝国体制下，他们只能当臣民，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而很少意识到自己有某种权利。

　　所谓臣民就是奴仆，在哪个主子手下都是被驱使的，而没有多少自己可以主张的权利。历来的朝代更替，对百姓而言，只有主子残暴或贤明的区别，臣民的身份是不变的。因此要他们具有自觉的国家意识，基本上是种苛求。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并未形成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老百姓更真实的感觉是：我是哪个村的人，我是哪个宗族的人。至于我是哪个国家的人，并不重要。因为谁来统治自己，都是一样的缴纳租税。姜文主演的《鬼子来了》很形象地表现了这一切。

　　七七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向全国人民呼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以国民的标准来要求几千年都是那样过的臣民。

　　抗战八年，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以为除了最终取得对日本的战争胜利外，还有一个结果，这场艰苦的抗战让国人慢慢觉醒，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国民。对国家、对民族有责任。可以说，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慢慢地实现了国家的认同，隐隐感觉到有种区别于日本等其他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存在。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疯狂的“劫收”，又让国民意识刚刚萌芽的中国百姓，感觉到迎接的是一帮与历史上争江山的胜者无异的主子。

　　国民党也为这次“故态重萌”付出了代价。

　　明末有人说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那是因为帝制时代一个政权只是一家一姓的禁脔，臣民没有义务为他殉葬。而代表天下者，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价值观、生存状态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要被灭亡，不论是异族人还是本族人，都牵扯到每一人的利益，所以匹夫有责。

　　只有臣民变成国民，大多数老百姓才能真切地感觉到，国家之兴亡就是天下之兴亡，是和自己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的。因此政府和敌人的战争就是自己和敌人的战争，卫国就是保家。

　　把老百姓当成国民而不是臣民，老百姓才可能把政府看成自己的国家代表而非一个暂时的主人。他们才会有真正保家卫国的热情。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对我们的启示吧。

评论：纪念“七七事变”不会妨碍中日关系
东方早报　 周庆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个以宽容、和善、仁义作为道德标准的民族，开始在一种痛苦中学会以血还血、捍卫生命和民族的尊严。

　　70年过去了，我们之所以还在纪念“七七事变”，并不是仅仅纪念那个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日子，而是纪念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个年头，我们所要怀念的英烈也不仅仅是“七七事变”中抗敌的勇士，而是整整八年抗日战争中死难的所有勇士和平民。因此，每一次的“七七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用最隆重的心态去怀念和反思。

　　“七七事变”纪念日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寄托了中国人在近代和现代国际政治上太多的尊严和荣誉。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重要过程，那么“七七事变”就是我们为纪念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所选择的注脚。从这个注脚开始，整个中国已经被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大潮所席卷。

　　70年之后，当我们试图重新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现实国际政治语境的复杂性。一个纯粹的怀念，也背负上了现实国际政治的负担。这种全民族式的纪念给日本舆论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承认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国与国关系之时，在中日关系逐渐改善的语境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日？

　　在一种良性的国际政治语境中纪念“七七事变”，人们常常担心历史会影响现实政治。实际上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公众怀念没有边界，当我们面对“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面对抗日之战，我们也是在面对正义与邪恶直接交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公众怀念的氛围里，所有的现实政治也都在反省和反思。而我们承认与感念今天难得的中日关系，并不妨碍我们回到历史的眼泪里。我们对“七七事变”的纪念，也不会妨碍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失去了7月7日的怀念，失去了9月18日的愤怒，中日关系才是不完整的。

　　公众怀念更为我们寻找一个现代国家意识的开端。“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在分崩离析的思想中艰难跋涉。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社会心理都在从专制向民主，从帝制向共和转型。形式上的内战和思想上的内耗，其实远远没有解决中国人民族性的弱点和心理观的封闭。“七七事变”的发生，用最简单也最残酷的丛林法则告诉中国人，这个世界总有许多残暴和血腥，不反抗就会灭亡。

　　因此，超越现实政治语境的公众怀念，更是一种最基本的公民历史观和发展观教育。这些都是现实政治所无法给予的。我们不必因为期待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而刻意回避历史上的那些灾难。更不用因为某位日本领导人善意的历史态度，就对历史灾难采取低调的纪念方式。7月7日是中国人自己的国殇日，这一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太多的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7月7日的中国历史，也是不完整的。

　　今天，在日本九州岛的宫崎市，还有一座被命名为“平和塔”的建筑物。而这座建筑物曾经是日军侵略的铁证，塔身千余块石料中的328块都来自中国，包括故宫石材和上海市政府的门楣，当年日本秩父宫雍仁亲王“八纮一宇”仍然高悬其上。名字变了，罪证却还在；人力可以改变名字，却无法改变历史。因为历史不仅活在政治家的嘴里，更活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这就是我们在每一年都可以从容和完整地纪念“七七事变”的全部理由。

评论：必须正视历史
人民网

“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行动，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而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全面抗战。

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血淋淋的历史昭示人们，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反省和道歉。对此，我们给予积极评价。

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和听到日本有识之士的行动和声音。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7月6日在东京共同举行了“卢沟桥事变70周年纪念集会”。7月1日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首页刊登了题为《第70个7月7日》评论文章，作者是日本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井出孙六。他在文中写道：我的故乡长野县有一段负面的历史，是第一个派出“满蒙开拓团”的县。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500人前往中国东北地区；1936年，广田内阁把100万户500万人的第二次“满蒙开拓计划”作为七大国策之一，在议会上获得通过……

7月5日出版的《日中友好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回忆过去，面向未来》的长篇文章。作者骏河台大学教授井上久士在文中指出，把过去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历史与“七七事变”分割开来，一味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实在肤浅。首先应该正视的是，当时在主权国家中国的北平附近已经驻有日本军队这一事实。日本却借口“满蒙权益”受到损害而需要保护，把自己说成受害者。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其实，绝大多数日本人是能够正确认识那段历史的。把正视历史看作“屈辱外交”的只是日本右翼势力和少数政客。

纪念“七七事变”，以史为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中日两国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我们必须正视历史。

(人民网)

一篇老文章～～广州日报：“七七事变”70载 反思是最好的纪念

作者：张魁兴

　　“七七事变”整整70载了，亲历者和见证者多已离世。然而，这段历史并没有随岁月远去，而是作为民族成长中至关重要的经历，永远地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年轮中。

     有评论说得好，纪念“七七事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未来永远和平。《张纯如》一片的出品方、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副会长刘美玲说，无论是拍摄电影，还是史维会在做的其他一些还原历史、宣传历史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去反思这段历史。可以说，反思是最好的纪念。

　　对那场浩劫，不仅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世界上许多热爱和平的人也不了解其真相。因此，把那段即将尘封的真相挖掘出来，也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毕竟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场浩劫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要渐渐离世，历史的真相很可能像日本右翼分子所希望的那样被埋藏。

    张纯如女士曾经说过：“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只有屠杀为世人所知时，冤魂才能远离追杀，成为历史上的定格。”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南京大屠杀”，应该为维护史实继续努力，应该进行深刻反省，为世界和平而竭尽所能。这是“南京大屠杀”受害国的政府和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顶,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