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为感谢！可能把“道德经”哲学化的研究较为多，所谓的“反向格义”。


由此建立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经的关系。例如，你提到的那一文章，“试析老子《道德经》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之处”：本文试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唯物辩证法思想、认识论和自由观四个方面,分析老子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

也还有人把道德经和自由主义、自然主义经济思想联系。如本坛的clm0600阴阳网友。


我建议从“历史对接”（农业史和工业史）的路径来把握上述关系。这样，语言和思维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了，避免了被动性和被西学牵鼻子


另外，对历史的研究，恰恰是杂家们干的

老子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老子哲学以“道”为本，具备唯物主义精神，但又区别于绝对的物质观。老子崇尚阴阳，《道德经》是一本充满辩证法的伟大哲学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得益彰。同时，老子的政治学说带有民本思想，追求“小国寡民”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古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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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和经济学


《老子》的价值理论及时代命运：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历史进程往往是由历史斗争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革，这些历史变革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仔细品读这些人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其中，《老子》便是一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哲学著作。《老子》全著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该书以其独有的视角，探究了价值的形成，万物的本源，国家的治理等一系列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发表了前人所未发，叙述了前人所未述的思想。书中提出的“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作。我们研究《老子》，不仅能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等诸多情况，对中国古代社会作出阐述和解释。同时，深度挖掘《老子》的价值理论，将其置于当前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对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能给予我们更多的指导或启示。尤其将《老子》的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联系对比，深入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哲学观点，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先进及优越之处。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曾引用《老子》中的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不仅指出了祸和福是相互渗透的，也证明了《老子》当中所阐述的价值理论，是辩证而科学先进的。在文明社会刚刚开始的阶段，《老子》当中所阐述的价值理论纵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十分清晰正确的结论，但相信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必定能够领略其时代价值。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深入的研究，《老子》虽然通篇只有五千余言，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端，乃是哲学方法论的集大成者。《老子》一书中，通篇都蕴涵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以整体和过程的观点客观地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强调对自然、社会、人本的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对各种事物的现象进行综合、归纳，从而提炼出其本质。因此，研究《老子》、剖析《老子》，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有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老子》还指出“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人类必须限制和禁止自己的行为，才可以长久而持续发展。这其中关于“物极必反”的观点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处理发展的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怎样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今天公认的现代发展战略，虽然这一概念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才提出的，但从其内容看，与《老子》的“物极必反”以及“知常”、“知和”、“知止”的观点所蕴含的内容是一致的。《老子》书中所表明的态度，不仅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审视自身或他人存在的缺点，甚至对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历史推进，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数字经济学，是一对一的逻辑分析，精确之余，欠灵活变化。

文字经济学，是多对一，一对多的关系，如本楼介绍的“一分为三”的予以，就显得博大精深和原则灵活性结合，伸展自如。。。。。


任继愈与《道德经》：任继愈先生一生都在不断研究老子的《道德经》。他多次出版著作绎读《老子》,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他指出:将"道"作为最高的范畴,集中阐发,老子是第一人,"老子开创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先河";老子第一个提出了"无"的概念,"这是中国哲学史第一座里程碑";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是弱势群体的辩证哲学,代表弱势群体说话,"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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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开放性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和精神上的相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提供了可能。本文探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结合途径，以及融合意义，最终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老子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老子哲学在唯物性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但是老子的“道论”又上升到形而上学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老子的阴阳辩证法不仅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阐释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原理，但是，老子更加关注没有矛盾的阴阳和合的境界，也即“道”的境界，使辩证法在老子这里又带有了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并不完全相同。老子的政治学说带有民本思想，“无为之治”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先秦式表达”。


但是，

“道法自然”与唯物主义

哲学研究的第一领域为“宇宙论”或“本体论”，寻求宇宙生成发展的第一动力。老子《道德经》通篇以“道”为核心概念，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

——这些观点分明是“本体论哲学话语”之诉求


老子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_思想理论_人民论坛网  http://theory.rmlt.com.cn/2014/1029/336585.shtml

余永定：经济学中的数学言语与逻辑演绎

如今，一些经济学研究难以走出学术象牙塔，而经济学的学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不够重视，直接套用模型或计量，看似便捷，实则已入歧途。如何摆脱这样的两难局面？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今日推送余永定教授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度文章。他从思想的历史，到逻辑与统计背后的哲学，并结合自己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案例，深入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与结构”、“怎样做一个好的经济学”两大维度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之后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来。”

作为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智囊，余永定将于2016年10月29日莅临深圳，出席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的“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并发表题为《8.11后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旨演讲，阐述对于中国汇率改革及资本市场的洞见。

文/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方法论，英文是methodology，跟方法不太一样，概念要广泛一些。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指人是有思维有意识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认知他之外的客体，认识世界。认知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在大脑中进行的主观思维活动。对于这种认知活动本身，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来研究。哲学上的方法论就是对人的认知过程进行再认知，对思维进行再思维。这是人类特有的技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人有思维动物没有思维，事实上动物也有思维，但是动物不能对思维再思维，这才是人与动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诗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研究方法论就要跳出这个“庐山”，来认识人的认知过程。

是不是了解了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就完了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不但要把人的认知过程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而且要考虑到这样一种认知过程本身是否能够实现认知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式、认识方法，提高认知效率，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知世界。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就是研究这几个问题。至于什么是方法论，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经济学上，也有经济哲学，或者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与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有区别的。它一般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以经济研究过程作为实际范例来解释哲学方法论的问题，研究方法论可以找出具体的实例，当然也就可以以经济研究作为素材，来阐述方法论的一些原理，就像可以以物理学作为对象在总结和归纳一些东西来丰富哲学方法论的内容。另一方面经济学中有许多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果国外的经济学文献看的多了，就会发现里面也有很多八股。先是一个框架，然后给出动态最优、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和解决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包括了很多这种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研究的固定化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是广义的抽象层次较高的经济学方法论，基本上还是讲哲学，只是它是以经济学为例子在讲哲学。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非常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变的比较容易了，智商比较低的人也可以研究经济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学生也在学经济学。另外，它能帮助提高思维效率，少做无用功。

为什么要研究方法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对认知、客体进行认知。自己的目标函数是一生，为了实现自身的优化，该怎么配置资源？该花多少时间直接学习知识？花多少时间学习学习知识的方法？这里面有个自由配置的问题。所以，不要急功近利。要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敢于花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夫去打好基础，而基础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方法论。

但中国的传统思维、传统文明和哲学不太重视方法论，不太具有思辩色彩。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岱年就曾说，中国哲学最注重人生，然而思“知人”，便不可以不“知天”，所以亦及于宇宙。就是说他考虑知识问题也是在考虑知识问题，但他考虑的中心是人。他还讲道：既求“闻道”，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法”、“致知之方”。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关于“致知”的讨论，但什么是知识？在中国哲学中是不甚了然的。我的总结就是，最高层次的知识是终极真理，也就是所谓的“道”的概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指的也就是终极真理。老子好像也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这也就是属于终极真理，是一种知识。但很多也只是伦理学，所以现代所谓孔学的复兴等是非常奇怪的。利玛窦曾经这么讲：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中国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这可能会被认为有偏见，但也不尽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查阅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写的“徐光启计划”，他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后，反思中国传统，反应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问题。以上就是中国知识中除了“道”以外最重要的部分——“道”的伦理。中国知识其他的重要部分还包括军事政治史、诗等。而在西方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在古代的中国却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被重视。

如何得到知识呢？这属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老子也说“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王阳明则说“格物致知”，靠顿悟来发现真理。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没有丰富实践的人，不勤于思考的人，不懂得各种各样科学的人，能有什么思想？但这就是中国的认识论。利码窦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有这样一个批评：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但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与此相对，到底什么是知识体系呢？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成就决定了在文明冲突中一个国家的胜和败，这等于“工欲善而必先利其器”中的“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改良运动，先是洋务运动，后来是五四运动，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两个文明在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包容能力，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长处。在吸收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力得到发展。

知识的来历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在人类之前，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无法叙述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感知这个宇宙。从这层意思上来说，知识的来源是客体。但对人来讲，知识来源于对普通性的追求，这说的是人的主观活动。我们要认知这个世界，我们也承认有个外部世界需要我们去认知。但如何能被我们认知呢？在于我们对普遍性有一种追求，这是人的一个根本特性。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普遍规律，解释就是把所观察的现象归纳到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去。普遍规律就是我们知识所追求的对象，一旦我们追求到了这个普遍规律，它就成了知识。为什么要追求普遍规律呢？就是它可以作为推理的根据来揭示新的事实。因为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也就必须对普遍现象有所认识。

如何发现普遍规律呢？基本上就是概括、抽象和归纳。概括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学会概括的艺术。它的最关键点就是要保留相关的必须要素，并且剔除无关要素。事物的有关方面太多了，必须把它减到最最少的程度，同时又要保留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常讲抽象法，但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不把抽象作为方法论。抽象与概念的概念比较类似。在抽象中，舍弃非本质特征，保留其本质特征。如果我们学会抽象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发现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及其扩充的各个概念，通过逻辑体系把经济的发展过程复制过来。归纳是西方哲学特别是逻辑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通过大量个别经验的重复得出一个一般的陈述句。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判断。数学中有完全归纳法，但在现实中我们所有的归纳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所归纳的只是以有限的经验得出全称肯定判断。知识是对一般的追求，而没有归纳，我们是得不出一般的。但过度归纳会引起错误的判断。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个鸡的故事，说有只鸡根据主人过去一打铃就喂食的经验，得出凡遇打铃必喂食的结论，结果有一天主人打铃后却把它捉住杀了。所以罗素说：如果这只鸡没有对归纳的盲信，随时准备逃跑，它的命可能要好一些。也就是说对归纳不要有盲信，这种盲信将对你非常不利。

康德的哲学著作涉及到所谓综合陈述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普遍规律，我们加以陈述时有综合陈述和分析陈述，比如金属加热后会膨胀是个综合陈述，在“金属”和“加热”这两个概念中并不包括“膨胀”，后者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得知，陈述内容之后的重要部分并不自然包含在陈述句的概念之中。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不需要任何经验就可以作出陈述。比如有孩子的人必然是这孩子的父母这一陈述。分析陈述是空洞的，它不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而综合陈述可以给我们新的知识，所以大家在写论文时的命题如果想提供新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陈述。这跟演绎逻辑又不一样。演绎逻辑就是结论并未为前提增加新的内容，它根据前提推论而来。

回归到什么是知识的概念，就是知识是对普遍性的追求，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所观察的现象必须可以归结到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之中，这也是一个解释的过程。知识必须具有可检验性。有了那个命题，我们就可以作出预言，这种预言在经济学中就是预测，它能够做预言就在于普遍是超越时间限制的。

解释和预测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认为解释是对过去的预测。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试着能不能够用我们所掌握的规律来把过去的事实重新构造一遍，如果能够构造，也就说明我们对过去有了一个完善的解释，实际上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预测。预测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未来的解释。经济学中经常涉及到预测率、解释率，它们跟普遍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

演绎逻辑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关于演绎逻辑最明显最完善的说明就是几何学，演绎逻辑的威力就在于所有几何公理都能根据那五条基本公理推导出来。

经济学方法论：理论体系与结构

知识并不是个别命题的堆积，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单独的知识，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命题只有在体系中才能成为有效的知识。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倒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了全部篇幅。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由概念、有效的基本定理以及运用逻辑推理组成的。当我们把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加以总结加以综合形成那样一个体系之后，我们的知识就成为有效的知识，可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比较发达的比较注意形式美的部分。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概念和基本假设。任何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这样的。因此在研究经济学或者在构造经济学体系时要遵循这样一系列的规则。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各种各样的，这里比较具体的如微观经济学，约束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事实上是一种体系，从这一体系出发可以构造出许多经济学的命题来。中国现在比较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体系，但什么问题都讨论。西方经济学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比如克莱因写过一本《凯恩斯革命》，他用十三个方程式把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构造出来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的体系和构造跟西方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研究数量关系，现实的许多技术问题，那么西方经济学比较有效。但若想了解社会发展，描述社会关系的变化等，马克思的体系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本论》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框架，形式上就是正题反题，构成一个思想，然后构成思想群，思想群的变动运动又构成一个系列，系列就构成体系。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这样的语言在描述他自己的体系的。如果学过《资本论》就知道价值、使用价值、商品，一般商品和资本又构成一个对立等构造出逻辑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结构是辨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如果不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辨证逻辑，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形式逻辑跟辨证逻辑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它们是不同的思维结构，在研究不同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不同方法。

以上我给大家讲了几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来源（对普遍性的追求）、关键的概念就是什么是归纳法、归纳法的问题和特点、还有什么是演绎法及其特征。

我们把演绎和归纳两个方面综合来看，就是假设演绎法。这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所谓假设演绎法，就是把演绎与归纳加以结合的一种发现普遍规律的研究方法。方法的基本内容是，从观察或经验材料出发进行归纳，得出作为假设的某个或某些全称肯定判断。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就是个全称肯定判断。它必然也是个综合判断，然后把提出的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并通过数学的各种变化把包含在其中的各种含义表达出来。

演绎不能够给你的知识增加新的内容，也就是不能增加前提中所没有包含的东西。但是，前提中所包含的东西不一定是看得出来或充分理解的东西。通过演绎可以把包含在前提中的东西用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这样我们看得懂，也知道它的涵义，能够运用它。

在进行假设演绎法中的第二步就是要把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通过数学机械演算得出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再经过检验，如果通过了检验，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就算完成了，也就是找到了普遍性。我们把由我们观察到的普遍性所隐含的更多的其他内容演绎出来，而这种演绎出来的结果或者说前提正确与否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检验。当我们完成这最后一步时，假设演绎法也就完成了。假设演绎法包括四个步骤：提出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进行数学推导、对结论进行检验。翻译成数学语言非常重要，进行数学推导也非常重要，但经济学家不是数学家，他的数学能力不一定很强，那么他至少能把假说提出，并把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但数学推导过程可以分离出来由其他人来做，但其他步骤非常关键，必须自己能够做。

第一步提出假说，它应该是全称肯定判断，这个判断来源于已有的知识和实践，而不是已有知识外的新提出来的东西。这个假设需要能够被翻译成数学模型，演绎、推理不能给前提增加任何东西，但演绎和推理所能得出的结果却能给我们提供无法从前提中直接看出和利用的知识。把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在假设推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提出假说是灵感，但第二步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数学是一种高效可靠的演绎工具，数学的使用大大简化了推理过程，使笨人也可以进行有效思维。但真正的创造在于提出正确和有益的假设。

怎样做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普通人研究经济学就要特别注重把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通过一系列数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价值随时间推演而变化的规律。

他回答了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价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以及这些因素与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数量关系，并且回答了当决定社会总产品价值的诸因素随时期推演而发生变化之后，社会总产品价值在接续期将发生何种变化。这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数学模型的文字表述。而他不仅有文字说明，还给了一个表。马克思没有通过数学工具给出了从发端期到第五年的数例。当我们有了数学工具后，有没有试过怎么推演第六年、第七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冲动。马克思给出了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第一部类的Z是不变资本，加上第一部类的新增不变资本。一百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就在重复着这个步骤。但这一个的涵义是什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或者用一种更直观更清晰的更可以演绎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种关系？没有人这么做。

那张表和两大部类平衡条件都是马克思已经给出来的，出于对知识普遍性的追求，如果想把它推广、把它一般化，就要把它转化为数学。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数理都是差分方程，凡是差分方程都可以把它变成微分方程。根据马克思数理中所给出的初始条件，我们可以得出非常简单的公式。这里关键步骤就是演绎，它的第一步又是要把它变成数学模型。进一步也就可以得出比马克思原有的还要清楚的公式。也就是说两大部类的生产要是能均衡发展，不产生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就必须满足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储蓄率乘以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除以第一部类的有机构成加1，最后得出结论。据此还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使用数理时犯了一个小的技术性的错误，但马克思事实上是最早弄出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的人。他比后来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要复杂的多。哈罗德-多马模型事实上包含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均衡的一种理解。马克思比他们理解的要复杂的多、深入的多。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使用数学方法，就把包含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前提中的许多潜藏的内容给演绎出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可以直接去应用。

最后一步就是要检验。检验的意义是什么呢？所谓检验，就是检验这种方式是跟西方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归纳，但归纳又往往是不完全的归纳。比如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我们没见过所有的乌鸦，怎么知道它就是一般黑呢？只是因为我们见的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过反例，所以我们敢于断言。对于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方法来讲，没有正确或者错误之说。没有经历过所有的东西，怎么可以做全称肯定判断呢？这样一种东西是一种盲信。马克思说过理性具有最高的神性。而理性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一切持有怀疑态度，经过检验之后我才相信，而且，我的检验不是完全的，所以我的相信也不是彻底的。这样人才有一种谦虚的态度，和随时修正错误的准备。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它不会说一种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它会说某种理论是好的或坏的，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检验的就是是否可以接受。但这种怀疑的态度又不应该导致怀疑主义，人总是有一点冒险，假设不会那样。怎样通过零假设来提供一种方法呢？概率分布有相关说明，3西格码以外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比如看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我们考验了他一百次做的都很好，这样几乎就可以断定他就是一个好人。尽管也存在他在一百零一次时做坏事的可能，但根据目前的经验，我们接受他是好人的假设。零假设就是一个肯定的命题，根据现有的例子，可以接受。它是在3西格码之内。如果认为某人是好人，可在检验他时发现他在偷东西，再检验又再偷东西，他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在检验他的那几次正好他神经有问题。但如果检验他一百次，有九十九次都在偷东西，那一般意义上来讲他就是坏人，他就是小偷。检验到五十次在偷东西，他是坏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十次，可能性就还不大。假设性检验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它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所以大家要把零检验的哲学背景弄清楚。

如果因为样本而造成检验错误，就不会是好的理论，这是计量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涵义。假设检验对于西方经济理论来讲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写好了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整个叙述已经完成，结论也已经有了，必须还要有假设检验。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只能说明已经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就是对的。好的论文应该有动态模型，有例子，应该把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进行推导和演绎。然后经过搜集材料来进行回归，算出每个变量之前的参数。这样做的模型或研究结果比开篇就回归要好的多，那种是没有理论的测量。西方经济学中，比如弗雷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有个相当严格的理论推导，根据这个推导，收入是跟人们的永恒收入、持久收入相关，而不是跟人们当前的收入相关，这是他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推导出来之后，再通过例子去检验，检验通过了就是好的理论。计量经济学已经证明，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因此不可以找到很高的相关度。总而言之，必须要有理论模型，别简单的回归了事。

我自己在研究财政稳定时，脑子里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框架，就是我应该在这样一种哲学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第一是问题的提出，1997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阶段，97年年底通货膨胀就已经非常低了，98年就成负的了。这是一个方面。当经济处于通缩的阶段，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但另一方面，当年中国各银行的不良债券非常高，各种的统计显示不良债券占GDP的40%甚至更多。一个国家能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看这个国家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如果很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糟，如果很糟就不应该继续借钱，否则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那样就会还不起钱。之所以能够有赤字财政，就在于老百姓认为把钱借给ZF后肯定会还的。但当老百姓看见ZF负债越来越高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怀疑ZF的还债能力，这个时候若还想向老百姓借钱就需要越高的利息，因为老百姓认为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利息率提高会导致经济进一步的衰退。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一般而言这个国家是不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而中国当时官方列入财政预算之中的赤字并不多，如果凭借记入财政之中ZF必须偿还的债务和GDP的比重是不高的，以此出发，中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如果把银行的不良债券考虑到债务中又非常高，因为银行的不良债券最后得由ZF买单的。这样，到底ZF应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这就是问题。

说不应该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虽然占ZF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还不高，但如果把引进债务、把银行不良债券等考虑进去，相应比例就非常高，因此不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但财政状况衡量的尺度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比对GDP的动态路径到底是多少。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有一天财政就会崩溃，这样就不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这个比例虽然增长，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稳定下来，而且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值上面，这样就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的动态路径究竟是怎样的，这有三种可能性。这比例趋于某一区间值，而且可以接受。或者这比例趋于无限大，这样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后是债务占GDP的比例处于正当状态，因为动态路径可以是稳态的也可以是震荡的。

有了这些不同的情况，就需要把问题翻译成数学语言，并且得出关系式。这个关系式之所以能得出也在于我做了一些假设。最后得出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的动态路径，就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除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再减去经济增长速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线形微分方程。求出解后把初始条件代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在当时占12%，相当低。财政赤字当时是GDP的2%，经济增长速度当年是7%，由此可以算出初始条件，得出关系式。根据这个方程就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会不断增加，趋于38%，也就是不会超过38%。有人考虑或然债务，也就是银行的不良债券，这个时候ZF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可能是50%。这个结果就可能是开始很高，但是给定了每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给定了增长速度，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就会逐渐下降，最后也趋于稳定。这样争论就解决了。当年及现在或然债务占GDP的比到底有多少无所谓，这只是个初始条件，100%也好，200%也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在7%，只要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不超过2%，这个比重也就会越来越低，最后趋于38%。这样债务余额就可以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事实上，还可以算出多少年之后达到38%。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动态路径来描述和模拟这个过程，通过计算可以知道，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的速度是逐渐缓慢的。通过这样的计算和模拟，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因此，较高的或然债务只是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对财政的稳定并无根本影响。第二点就是财政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到底能保持在什么水平。结论就是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必过于担心或然债务。这在97、9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以上事例说明，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对研究经济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研究经济问题，要会正确提出问题，并且把问题变化成为数学语言，然后进行纯粹的数学推导，由此就可以得出非常明确的正确结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在ZF提出各种问题之后，把这些问题纳入一定的框架之中，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会解，并得出非常明确的和正确的结论。

经济学一定意义上是逻辑学，要想搞好经济研究，必须有非常强的了逻辑分析能力。凡逻辑不清的经济理论，都是不完善的经济理论。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逻辑思维严密的经济学家。遵守逻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理论错误，这是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的。

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就是发现前人的逻辑错误的过程。常见的逻辑错误有假解释、同义反复，违背同一律的循环论证等等。

二十多年前的经济学有很多假解释。在现代经济中，一个资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个资本在未来能够产生收益。然后把资本折现，就可以找出资本的现值。知道资本量的前提是知道利息率，利息率就是产出对资本的倒数。话又说出来，如果不知道资本量是多少，又怎么提出利息率呢？也就陷入循环论证。萨缪尔逊和罗宾逊夫人为此争论了二十多年，如果罗宾逊夫人是对的而萨缪尔逊是错的，平滑的生产函数则是画不出来的，在罗宾逊夫人那里，生产函数是锯齿型的。

咱们是使用汉语的，汉语有它极大的优势，也有极大的弱势。比如它没有明确的语法，很多句子没有主语谓语。这种汉语的模糊性造成了我们经济学的落后，因为这种语言使我们没有逻辑的思维，掩盖了思维的问题。英语的语法结构在应用方面必须合乎逻辑思维。因此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小段落大段落必须要非常分明，而不是一篇糊涂账，那样绝对搞不好经济研究工作。还有就是怎么组织你的思维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一种安排思想框架和体系。我们所学过的现有的经济理论事实上就是提供了一种框架。比如分析汇率问题，最现成的框架就是弗来明模型，在这种模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这个框架是不够的，这个框架是有缺陷的，这就需要我们去修补，如果修补不成，我们就得推翻这一框架，另设一个框架，那样就成了一个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当然一般情况下，是要在现有的框架下能走多少步就走多少步，不要急于去创新。经济学一个比较有利的方面就是有许多成熟的理论。让我们尽可能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和组织我们的思想。

比如我们讨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一般是由于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同时我们又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相互顺差，那么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央行必须买入美元，释放人民币，于是增加了流动性。为了解决流动性，我们就要进行对冲，也就是出售央行的票据，提高准备金率。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经降到了2%左右，已经不很高了，有些商业银行已经感觉到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也就是说从这些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流动性似乎并不特别大。而中央银行对流动性对冲的力度还很大，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房价在不断的上涨，股票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这显然是流动性过剩。这流动性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个理论框架来帮忙分析。理论框架会说明原来所说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对冲产生过剩的东西，这是从货币供给方面产生的流动性过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冲就要提高准备金率。可是，流动性过剩可以理解为货币供给减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但这一块的大小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货币供给多了或者货币需求少了。但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想想货币需求有什么变化呢？原来人们不再想持有这么多货币，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投资的地方。是以货币增发了我们就持有它，变成银行储蓄存款。所以过去的经济学家把它叫做“笼中的老虎”。“笼中的老虎”一呆二十年也不出来，现在有了发达的资本市场，有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而由于通货膨胀，我们的实际利息已经是负的了。作为资产的持有方式，储蓄存款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于是人们开始把储蓄存款提出来买股票，这事实上是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减少。那么要解决流动性过剩，就不能仅仅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谈，也就是仅仅通过准备金率来解决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能百分之百对冲了，但它依然可能有流动性过剩。那么要解决这个货币需求减少的问题，现成的办法就是提高利息率，使利息率由负变正。这样人们对持有的意愿就会提高，也就可能可以压缩由货币减少造成的流动性货币过剩。

这又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政策选择，也就是应该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马上又会认识到一些问题，提高利息率，赛得过股市的增值么？提高利息率之后，外资肯定要进来，而中美之间的逆差已经很小了，而且买房的人会因为利息率的提高而破产，破产就会使银行不良债券增加，这样中国经济又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就展开了。这就是有个理论框架会帮你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是对称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理论的作用。大街上买菜的人可以谈论国家大事，可以谈论经济，但他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得不出这样明确的政策结论出来。而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之后能够给决策部门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来。我们现在就非常缺乏这样的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原标题：余永定：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在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学科人才四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其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基于此，通过创新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等措施，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白永秀（1955-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陕西西安 710127）；吴丰华（1985-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王泽润（1993-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也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但多年来，政治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学科建设形势严峻、地位尴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围绕怎样理解并实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地位、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中国化、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创新、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这些文献侧重于强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需要坚持的、丰富的和创新的等宏观性和方向性议题。这些问题和讨论并不新颖，只是提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改革的不断深化，就曾促使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反思。在这场名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学科建设成为争论的焦点，摆脱“苏联范式”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改革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成为当时大多数学者的一致看法。这场二十多年前的大讨论实际上成为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之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全面引入并蓬勃发展，而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逐渐势微，学科发展趋缓。
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困境，可以说内因是主要的。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及其导致的研究和教学缺乏科学精神和不规范”所致；还有观点指出，理论发展创新不足是政治经济学学科滑坡的主要原因。关于改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创新，以及与其相关的教材和教学改革。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困境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现存问题还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导致问题原因的探讨还欠缺足够的自我批评。对于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大多数学者能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但依然有人在认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时，持对立观点。中国政治经济学要创新和发展，必须解决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本文将从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并纠正束缚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错误认识，进而提出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系统方案。
一、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现状
任何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现状，都涉及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学科人才培养等内容：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阵地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平台，人才培养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未来。而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在上述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反映出该学科地位下滑的事实，也显示导致这一学科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1. 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既脱离现实又缺乏相对独立性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简洁与实用。经济学理论的生命力依赖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但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么自说自话、轻视已有研究的贡献，一味“引经据典”，要么“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么“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随着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且，对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现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给出系统且严谨的解释；对于一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政治经济学内部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如何理解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五化同步”发展等问题，现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难以给出具备解释力和预见力的贡献。这些都反映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却不能被应用经济学所应用的尴尬局面。
此外，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承不足、创新不够。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两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不提倡对某一新方法的盲从。有学者指出，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自觉性和基本功，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框出发思考问题，寻求答案，照搬照抄国外时髦理论和话语体系”。上述诸多问题不仅阻碍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其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作用，致使其在学科和思想市场中被边缘化。
2. 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建设滞后
近年来，我国虽然涌现出了一些优秀中青年政治经济教学、科研工作者，但总体仍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局面。
一是高层次人才匮乏，领军人才偏少。以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为例，2011年—2014年，隶属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长江学者共3人，仅为全部经济学36名长江学者的7.7%，只占全部社会科学229名长江学者的1.3%。而同期金融学的长江学者数量更是政治经济学的3倍（参见图1）。

二是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人员减少。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教学人员减少。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流失严重，普遍缺乏能讲通讲好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而能讲授《资本论》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越来越多接受西方经济学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人占据讲堂，而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少，队伍青黄不接。”“一些教师开始转而讲授学生感兴趣、实用性强的课程；另外部分教师虽还在讲授政治经济学，但其科研主攻方向已经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科研人员减少。“近年来，一些高校经济学院竞相高价引进海外特别是从美国归来的西方经济学博士，而我国自己培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已很难进入各个大学的经济学院”，并且真正坚守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减少。
三是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分歧很大，一部分是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可能将政治经济学官方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如提出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突出‘政治’，或认为，“思想教育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重要决策的时候用西方经济学”。另一部分是教条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局限在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上，但这些争论却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实践，难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还有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者，以部分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和中青年政治经济学者为主，他们不断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尝试和努力。

图1  2011—2014年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中政治经济学人才分布情况（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历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公布文件中的数据整理统计。
注：本图仅选取2011年及以后的数据，因为教育部在2011年实施了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将2013年和2014年合并，是因为教育部文件中将2013年和2014年度长江学者名单合并发布。


3. 政治经济学学科阵地数量偏少、实力偏弱
其一，政治经济学刊物数量少，地位边缘。现有刊物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虽是权威刊物，但并非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刊发所有马克思主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SSCI）中，经济学类（含人文、经济地理）共有117种期刊（含集刊和扩展版），只有《政治经济学评论》以政治经济学命名，还有少数刊物如《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纵横》等，虽也刊登政治经济学文章，但数量不多。除此之外的期刊则很少或不刊发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其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数量少、实力弱。国内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并不多，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机构中有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并不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其三，政治经济学学会不够活跃。我国现有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政治经济学年会可概括为“1个国际+2个国内+1个新兴”：“1个国际”指“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年会”，“2个国内”指“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和“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1个新兴”指近几年新发起的“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此外，有一些不以政治经济学命名但也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学会（年会），可概括为“1个社会主义+3个《资本论》”：“1个社会主义”指“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3个《资本论》”分别是“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这些学会除了每年固定举办一次年会外，基本没有其他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每年丰富的学术活动形成对比。



4. 政治经济学学科人才培养堪忧，专业教育和招生问题严重
首先，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第一课”的地位已逐渐丧失。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专业和相应课时越来越少：“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课时，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体系；许多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科目，只保留了西方经济学科目”。而且，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程体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原著导读（选读）也逐渐瓦解。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材泛滥，质量参差不齐。新中国成立后，一部部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曾极大地了促进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苏星主编，人民出版社），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徐禾等编著，人民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谷书堂、宋则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人民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主义部分》（魏埙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学》（逄锦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这些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培养出了一批批理论大家和优秀学子，引领了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发展。而近十年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总体质量不升反降。“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教材编写不求甚解、不翻原著，甚至相互抄袭，导致高质量、堪称经典的教材难以出现。
最后，反映在结果上，当前几乎所有高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都不乐观，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都在减少。全国13个国家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毕业生继续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不断减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数更少。各高校招生计划中，政治经济学硕、博士招生，各高校招生都在缩减。以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南开大学的硕士招生为例，2007年—2015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07年的59人和8人，下降到2015年的17人和2人。相较之下，金融学研究生（含金融学和金融专业硕士两个专业）报考和录取人数则分别从2007年的505人和72人，上升到2015年的1000人和110人（参见图2）。而政治经济学报考和招生在经济学专业的比重的下降更为明显，2007年—2015年，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和招生人数占比分别从3.13%和3.57%下降到了0.77%和0.64%，而金融学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从2007年的26.80%和32.14%上升到了2015年的45.33%和35.37%。博士研究生招生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人数也十分有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年计划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4人，仅占全部经济学专业42人招生计划的9.5%。南京大学商学院2015年共招收经济学博士生43人，其中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3人，仅占17名理论经济学博士生的17.6%，占全部经济学专业博士的7.0%。在厦门大学，以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王亚南命名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却不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只有经济学院每年招收6名左右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报考人数                               招生人数
图2 2007年—2015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招生人数对比（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数据制图。


二、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存在重大分歧。“这种被边缘化情况不是由西方经济学的涌入造成的，而是我们队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上的偏差造成的。后果就是为西方经济学让出了扩张空间，日益占领经济学的阵地”。所以，要促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提是要扭转认知偏差，正本清源、统一认识。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第“政治”+经济学。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政治经济学家们不断努力，力争实现政治经济学从经验研究（研究相对独立的价值源泉、劳动、货币、利润、地租等问题）向系统和科学研究（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规律）的转化。但当前我国对政治经济学本质的认识有一些偏误，过分强调其政治性：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么对其进行过多的非学术性“保护”，导致其“难以在直面各种理论和学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要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列入‘革命经济学’，把它从对国民经济发展这一个时代任务发生作用中排斥出去。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为意识形态学科，那就等于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层面问题这一重要领域拱手让给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往往在高层对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关切或要求时，才引起学界重视，各个领域和层次都会马上行动，甚至出现“一窝蜂”现象。一旦不再强调或特定任务（如学科评估）完成，便不再受人关注。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与时俱进，而不应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然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其基本原理完全根植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现实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适用性应服从于社会历史条件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将其成功经验总结提升为系统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应该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而言，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上升为一般规律，即从对市场经济每个发展阶段特殊规律的研究上升为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政治经济学学科要创新发展，就不应有学科偏见，更不能排斥其他学科中的合理理论与和科学方法，而应采取兼收并蓄的思路。其实，马克思本人一贯强调借鉴与融合，恩格斯曾评价：“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做出善意的评价。”所以，“批判与借鉴并行不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纵观学科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源自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截图等创立的古典经济学。而《资本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汲取和借鉴了他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例如，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借鉴了魁奈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判断和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但并非意味两者完全对立或相互替代。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在危机、垄断和失业理论等方面现代学院派经济学要向马克思“学习”，现代学院派经济学也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帮助，如“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论点”，有助于澄清马克思学说中“许多费解之处，并且有助于显示它的优点和弱点”。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正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不断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先进技术的结果。所以，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在坚持基本立场和原理的基础上，与不同学科互补融合、推陈出新。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要采取交流、交融、交锋的多种方式，既要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理论的精华，又应摒弃其糟粕。

三、采取系统措施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
作者：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在统一了事关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认识后，需要我们围绕学科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四个方面，采取系统性措施，切实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1. 系统创新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
“内容创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要确立新的研究主线，其次需要扩展新的研究对象，进而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并采取新的方法，最后拓宽新的研究范围。
首先，确立新的研究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线，而对于秉承人民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公平和效率同样重要。因此我们提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途径。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四大环节，即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四个环节的协调发展；二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即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均衡化、产业协同化；三是在微观经济领域，即促使经济活动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寻求个体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最大化的结合点；四是在资源配置中，即在资源配置的手段和结果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追求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也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扩展新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务必需要根据实践的变化，扩展新的研究对象：突破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限制，不断延展“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运用范围，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制度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经济行为，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下（既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等。

第三，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往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往往遵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划分的苏联范式，虽体系清晰，却存在相互割裂的局限性，也难以反映时代的新发展，更不利于政治经济学在融合中创新发展。为此，我们借鉴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三分法”和“四分法”的研究传统，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理论）为基准，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的核心。此外，兼顾不同时代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这是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存在的前提。最后，考虑到理论上宏观经济研究不断深入和实践中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我们将宏观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延展理论。由此，构成了由“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宏观经济+经济全球化”七大部分组成的政治经济学新的研究体系。
第四，采用新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所以，要注重深入历史材料、深入社会现实，得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基础上，引入计量史学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开展量化历史研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与运用实验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开展定量研究。

最后，拓宽新的研究范围。在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下，我们认为可在时间、空间和内容等维度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时间维度，向前追溯，研究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及相关内容，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匹配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并逐步发展的；向后展望，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经济制度的新发展、新变化与未来趋向。在空间维度，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当代流派的新发展，比较研究当代世界不同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发展模式和路径。在内容维度，研究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用中国话语解构世界、解释中国。一方面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依据”，所以要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中国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分化问题，如何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如何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等等。

2. 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

教学、科研队伍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只有高标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队伍，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人才需要。

首先，树立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人才观。必须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能力为标准，选拔政治经济学队伍人才。在教学方面，以能讲通、讲好、讲透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高级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标准，培养、选拔和引进政治经济学教学人员。在科研方面，以能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能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范式解释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标准，评价政治经济学科研成果。特别地，要破除我国“在社会科学学科评估中，过分强调SSCI发文的导向作用、不适当地鼓励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片面强调引进教师中海归数量的意义和作用”的唯英文论文论、唯海外博士论等不科学的人才评判和引进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势必将很多政治经济学人才和有潜力的本土青年学者和学生挡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门外。

其次，优化政治经济学队伍结构。当前学科队伍老化，中青年学者出现断层，队伍结构亟需优化。未来，在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的引领和指导下，应重点培养、引进三类中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和学生：（1）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熟悉经典作家文献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2）具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3）有较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熟练掌握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现代分析方法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形成“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引领——中青年学者领军——青年学者和学生为骨干”的人才队伍结构。

最后，构建符合学科特征的政治经济学评价标准。与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学科和成果评价标准相比，政治经济学尚未形成能充分体现自身特点、满足队伍发展要求的评价标准。如果直接套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建立起的“国际”通行标准，势必造成政治经济学在学科评估、成果认定等事关队伍发展的关键环节处于劣势。为此，需要构建符合政治经济学特点的评价体系：一是设立既能反映学科特点，又兼顾其他理论经济学以及与应用经济学接轨的学术论著评价标准。二是加强对科研人员服务社会的认定，对完成高层次课题、服务社会、决策咨询建议被采纳的，也应认定成果；三是对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等高层次人选和成果的评选，在择优选拔、宁缺毋滥的原则下，给予政治经济学一定的倾斜，支持学科队伍建设。

3. 建立和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
目前缺少能有效促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和教学、科研人员发展的高层次阵地，我们亟需系统建设能够把握导向的平台和掌握话语权的阵地。
首先，建设并完善政治经济学期刊体系，解决成果发表难的问题。一是调整经济学期刊体系，促进政治经济学刊物发展，既要加强原有权威刊物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的建设，也要争取有更多刊物入围权威或A类期刊目录，更要争取刊号、出版发行更多高质量刊物。二是引导经济学类刊物开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等专栏，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平台。
其次，采取建设特区和开展试点的方式，建设高层次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机构。为高标准、高层次建设学科阵地，可借鉴部分高校建设专门学院或研究中心以推广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的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导向、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高层次和高标准的方针，在全国政治经济学基础较好的院校（如13个国家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创办政治经济学学院、高级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组织团队、集中力量攻坚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和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实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要求。
最后，以开放的心态办好政治经济学学会和论坛，搭建学科交流平台。我们建议各类政治经济学年会和论坛摒弃“政治经济学家的年度聚会”、“政治经济学的盛会”等定位，采取开放态度办会：确定会议主题和议题，既要研究政治学理论问题，更要研究中国和世界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参会人员既要邀请政治经济学界的资深教授，也要给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机会，更要邀请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者，以及实践部门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会
。
4. 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脚在学生培养上，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亟需在教材编写、课程体系构建和解决学生就业等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编写系列精品政治经济学教材。要改变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当务之急是组织精干力量编撰教材，形成教材体系：一是本科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要突出基础性、原理性和可读性；二是研究生使用的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要突出研究性和前沿性；三是《资本论》研究教材，要突出研究性和经典性；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教材，要突出代表性、学术性和系统性；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教材，要突出比较性、启发性；六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研究教材，要突出前沿性、比较性；七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教材，要突出历史性、体系性。同时，在教材编写中，做到三个避免：一是避免过多人员参编一部教材，导致风格不一、质量下降；二是避免学生“代劳”，应以资深学者为主编写教材；三是避免“大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的将历史观和方法论视为背景性知识加以一般性的、简略的介绍，而不是当作政治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叙述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两张皮”现象。

其次，建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针对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第一课”地位丧失，开课专业、课时双双下降的严峻形势，要做到“三个提高”：一是提高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专业的比重。原则上所有经济学本科专业（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应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确保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本科生课程中的“基础理论课”和“核心课”地位。二是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数。现在大多数院校本科只开设一学期36课时或54课时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应提高到至少开足一学年108课时或120个课时的程度。三是提高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所占的比重。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院校在高年级本科和硕士课程中开设《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或《资本论》选读）、《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等课程；在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课程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等课程。

最后，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要。目前，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职业发展遇到困难。在就业市场上，不仅本科及硕士毕业生就业困难，甚至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也难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谋求职位。这是伴随政治经济学学科地位边缘化而产生的不良现象，根源是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育难以给学生提供一套用以分析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理论框架。要解决这一问题，在长期，有赖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发展。在短期，可从优化学生培养方案入手，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对外交流和社会实践机会，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学术训练，鼓励他们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此外，高校、研究院所在人才招聘上，也应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蕴藏着运用政治经济学“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难得机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的任务艰巨而紧迫。虽然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诸多问题，政治经济学界内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只要我们直面问题、统一认识、采取系统措施，就一定能够振兴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其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实践上更好地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 程恩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4] 邱海平：《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5] 顾海良：《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6] 白永秀、任保平：《<现代政治经济学>论纲》，《经济学家》2008年第5期。

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

一、引言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问题；英国社会科学院因此而组织论坛讨论，会后由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执笔总结了与会者观点就女王难题作了说明。大致观点是：1.有不少人对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已经提出警告，尽管没有人预见到此次危机发生的确切形式、发生时间及危害程度，而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对经济危机的存在作出预测，而更要对危机的发生时间提供预知，并需要有恰当的措施来应对危机；2.金融市场也一直注重风险管理，尽管通常的风险管理被限制于金融活动的片段，主要与具体的金融工具或贷款相联系，而关键在于将风险纳入整个系统来监控，即使那些数学能人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导致了所谓“全球储蓄过剩”，使得家庭和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金融系统的资金之同时也导致了房价的飙升，而大多数人却深信那些银行和资本市场里的金融奇才可以有效管理风险；4.受“金融和经济模型能很好预测短期和较小风险”这一预设的教唆，金融奇才们也宣称他们已通过一系列新型金融工具分散了风险，却不愿意相信其判断可能出错或者无力审查自身机构存在的风险。[1]

         当然，这种解释并没有消取人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认识和处理经济危机之类问题上的疑虑，因此，随后“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的10位主将--谢拉·道（Sheila C. Dow）、彼得·厄尔斯蒂（Peter E. Earl）、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C. Harcourt）、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等也就此作了回应。一方面，他们赞同蒂姆？贝斯利等有关即使“一些最优秀的数学能人”参与了风险管理，但由于“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从而不能“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也未能避免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上述分析忽视了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这一事实，并强调“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谢拉·道等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也存在“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正是这种偏好使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从而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2]

          迄今为止，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大多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正因如此，过去30多年尽管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在理论上存在纷争，但在经济政策上相当平和，都相信，任何对繁荣轨道的偏离都可以且将会被全能的美联储纠正。不过，经济危机的爆发反映出经济学家们明显高估了货币政策在恢复经济繁荣上起的作用，于是“咸水学派”①学者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政策开始了重新反思，并主张回到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中去。[3]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微观思维：受理性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者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噪个体的理性行为；结果，每个人看似各司其职的工作综合起来后却导致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失衡状况，蝴蝶效应使得每个人的小风险整合到整个系统后形成了巨大的风险。所以，谢拉·道等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2]那么，如何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经济危机的关联性呢？这就需要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行为预设上的原子个体主义（研究起点）推理逻辑上的抽象演绎主义（研究过程）→设定目标上的静态均衡主义（研究定位）→认知层次上的实用功能主义（研究结果）；而且，正是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论选择，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对一些明显的失衡现实却熟视无睹。
其实，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一者，经济思想的任何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二者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之后，特别是，自弗里德曼等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开始主导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方法论的探究则日渐式微；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愿对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复兴的方法论思潮又逐渐湮息了。[4]当然，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思想观念天生就是保守的，它不会屈从于其他思想观念的攻击；但是，它却会屈服于形势的剧变。面对形势变迁，思想观念显得无能为力。显然，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思维，是以本文就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一元化方法论作一系统剖析。

    二、原子个体主义

          经济现象是人之行为产生的，因而经济学理论有赖于一定的行为认知基础，而在此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两个相对应的分析视角。一是抽象同质的原子个体主义视角，它认为社会现象必须由单个的人类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从而关注社会现象是如何通过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并且，它强调，研究经济现象最适当的方法应当在个人的水平上进行，所有社会科学的纯理论都可由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演绎而来。二是具体异质的整体结构主义视角，它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目的、需要和发展轨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结构演进的；并且，它强调，个人只是社会整体的一员，其行为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关注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考察社会整体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致采用原子个体主义的分析视角，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派别则更多地承袭了整体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大传统。早期经济学比较偏好于整体主义研究进路，如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掺杂着整体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当时的学者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大多是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探索的也主要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公共领域问题。然而，伴随着经济学的独立、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逐渐从广泛的社会性需求转向狭隘的物质需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就逐渐偏盛了；尤其是边际革命兴起之后，经济学日益着眼于既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分析而不再关心社会结构问题，从此个体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而且，为了便于一般理论的构造，现代主流经济学努力寻求一个能在抽象演绎中代表经济活动主体的抽象单位，从而又进一步将个体抽象、还原为同质化的具有“神性”的动物：不仅拥有上帝般的全能理性，又拥有动物般的利欲本能，这就是经济人。正是以经济人为基石，现代主流经济学构建了整个理论体系，而作为逻辑原点的“经济人”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是一个个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学符号。[5]（p202）

           问题是，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存在明显的逻辑和现实上的困境。一者，逻辑上存在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对峙，因为如果个体在碰到相同的约束条件时，都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关于选择的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博兰指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困境在于：“由于行为是个人主义的，它必然是独特的，但为了理解那个行为，它必须是普遍的，也就是对一切个人都是相同的。”[6]（p232）二者，现实上忽视了个体行为的加合效应，因为尽管社会、家庭、组织等都是由个体所组成，但群体和社会组织一旦形成就可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独立的内聚力、秩序和结构，从而产生独自的目标和利益。正如波普尔所说，“每个集体都有一部它自己的历史，而且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历史。一个集体如果丧失了一些它的不太重要的成员，它仍然可以容易保留它的特性不变。而且甚至可以想象，即使是一个集体原来的成员全部都为其他人所代替，它还可以保留许多它原来的特性”。[7]（p18-19）因此，能否以及如何从个体出发，从现实存在的个体出发，成功地过渡到宏观整体，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关键；显然，这也是反原子论的整体主义的分析思路，它要求把人的活动置于被经常视为根源的社会关系背景中，考虑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制约。
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个体主义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子论个体主义和反原子论个体主义。其中，反原子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体的相互联系是解释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而原子论个体主义则否认这种联系是一种真正的解释。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凸显的正是原子论个体主义，它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将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二是在理论上将实行经济交换的世界看做是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领域；三是把人看成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坚持原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体；四是以平均值替代每个个人的数值而将人抽象为基于自我利益的、以局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正是基于原子个体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撇开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伦理考虑，而平均值的经济人则成为原子个体主义均衡分析的必然手段；正是基于原子个体主义的基础，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普遍性和唯一性视为基于个体主义解释方式的基础，并基于理性的抽象得出了社会和谐的结论。然而，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仅仅是把人还原为一般动物，它依据每次行为的功利进行策略选择，而看不到长期的利益关系；显然，这种理性本质上是近视的有限理性，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理性，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就在于它能够更全面、更长期地考虑问题。而且，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往往会为每一次互动的利益分配进行争斗，这实际上退回到了动物的行为之中，它至多只能实现短期局部的最大化，而无法避免长期潜伏的经济危机。

    三、抽象演绎主义

          基于对行为主体的不同认知并以此为前提，经济学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获得相关结论，而在此问题上经济学又形成了两个相对应的分析逻辑。一是演绎主义逻辑，它体现出浓厚的形而上色彩：以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为基础，并由此作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从而往往又与先验主义和惟理主义联系在一起；二是归纳主义逻辑，它凸显出经验主义特性：从一系列的具体经验事实中挖掘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从而往往又与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互补性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只不过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地，当经济学集中于作为工程学内容的资源配置之研究时，就会偏重于理性主义的抽象演绎逻辑；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如此，它在将社会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前提下试图从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来推演出其他结论。相反，当经济学试图探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时，则主要偏重于经验主义的历史归纳逻辑；例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旧制度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派就是如此，它们强调社会制度是处于不断进化和改良之中的，从而试图从历史演化中梳理出内在的规律。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的经济学者一般都比较倾向采用历史归纳逻辑，这是因为早期经济学者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事实上，在斯密之前经济学界还没有明显的方法论之争，斯密的方法则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但是，斯密著作中所隐含的这两种方法为不同类型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马尔萨斯继承了历史归纳逻辑，李嘉图则发展了斯密的抽象演绎逻辑；不过，由于李嘉图著作的广泛影响，以后的经济学逐渐丧失了以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特别是，一者，抽象演绎逻辑提供了一个较为规范而系统的分析体系，比较适合基于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二者，西方哲学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因此，当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对关注社会制度的公共领域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后，经济学就急速转入抽象演绎化的研究轨道，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物质资源的配置这一研究内容后，更是将经济学理论转化成了数学形式的定理。例如，罗宾斯就认为，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基于内省所得到的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并把“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视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5]（p223）

          然而，人类的行为逻辑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物理或数理的形式逻辑：行为逻辑与人类社会的心理、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因素密切相关，涉及对社会现象和发展的认知，涉及对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关注；物理或数理的逻辑则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公理性逻辑体系之上，从而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抽象的演绎推理将行为逻辑简单地等同于数理逻辑，从而尽管使其理论体系在形式逻辑上日益严密了，却因扭曲了人的知性思维而无法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者特定分析框架下的脱离实际的自我繁殖，最终退化为一种“我向思考”的学科。进一步地，即使基于使用演绎推理，也必须考虑这种据以推延的前提和公理是否正确？但是，这种考虑却因弗里德曼提出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而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放在了一旁。弗里德曼强调：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并进而提出了“假说的现实不相关性”命题；[8]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假设，如最大化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信息假设、U形长期平均成本假设等等，并由此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而不再关心前提假设或者原先的公理是否正确。
尽管从先验假设出发进行逻辑演绎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学工具的优势，但缺乏经验验证的工具主义倾向又往往会脱离事物的本质和现实情形。事实上，正是由于日益强盛的抽象演绎倾向和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导致现代经济学在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并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从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对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被抛后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倾向；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发展了各种计量实证的分析工具，主张价值无涉，它主要是为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证实”，以致以西蒙为首的卡内基-梅隆学派讥讽它为“坐在轮椅上的经济学”。[9]事实上，正如J.内维尔？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事先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公开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或多或少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其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但不幸的是，“这似乎为那些藐视演绎政治经济学假设特征的人所忘记”，[10]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封闭的逻辑游戏。

四、静态均衡主义

          在不同的行为认知和推演逻辑的基础上，经济学又出现了注重研究结果还是研究过程的不同定位，并由此形成了两个相对应的分析思维。一是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均衡主义思维，它根植于牛顿经典力学，建立在同质性个体假设的基础之上；二是动态的演化主义思维，它主要来自生物学的分析思路，建立在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一般地，演化主义注重个人、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不但需要考虑较长时段的变动过程，而且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倾向于用统一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从而往往和历史归纳主义及异质个体主义分析联系在一起；相反，均衡主义则着重描述某一时点的总体特征，不但要撇开其他扰动因素，而且要将人类行为同质化，倾向于将人的偏好看成是外生的，从而往往和抽象演绎主义及机械整体主义分析联系在一起。静态均衡主义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思维，它以原子化个体为分析的基本对象，并基于抽象的演绎逻辑来探究个体理性行为的整体状态，从而偏好一般均衡、最优化等模型的建构；相反，动态演化主义思维则为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承袭，它以异质化的个体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结构的社群为分析的基本对象，并从历史发展中考察社会经济的变动，从而偏好于对事物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等的剖析。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率先采用了动态演化主义的分析思维，他们不仅采用演化分析思维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革，而且动态地探究人性可塑性和行为历史性。例如，演化分析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11]（p20）然而，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的抽象分析思维为肇始，尤其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集中于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以后，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却逐渐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究其原因，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奋斗目标；米洛斯基就写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和物理学“这两种学科理论上的相似性是惊人的。他们之所以惊人相似的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们大胆地模仿了19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前辈向物理学）模仿的是模型、术语和符号，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方法”。[12]同时，均衡分析的偏盛还与西方学者的两大信条有关：一者，市场均衡是人追求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普遍最大化假设本身意味着市场是均衡的；二者，自由市场机制是完美有效的，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发调节、自发平衡的机制。正是从自身的理论与信仰出发，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只是热衷于证明市场均衡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相互吻合，而不是放弃这一观念；为此，他们宁愿放弃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一门演化学科的事实，宁愿放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追求，而维护经济学理论与这种观念的一致性。

          尽管均衡分析使得经济学的严格程度增加了，但它却抹杀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却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均衡形成的过程。正因如此，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乔治斯库-罗根、沙克尔和后凯恩斯学派的罗宾逊夫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多布等众多学者都对新古典经济学缺乏时间性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试图通过时间变量来表达经济的动态性，并通过时间-偏微分来确定最终的均衡水平；例如，其动态序列分成就用下标来明确表明时点和代际关系，或者，用附加的时间微分函数或方程的形式来体现某些变量的变化速度。问题是，这种对时间的处理恰当吗？哈耶克认为，对经济学中变化过程的恰当解释，要求承认时间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撇开哈耶克所称的信息和制度嵌入式内生发展的探究，因而无法真正说明一个动态的世界。所以，博兰指出，“断言一长远均衡的存在--需要无穷大的时间才能达到该均衡，只不过是在暗示，要么时间无关紧要，要么我们没有解释”。[6]（p265）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是与效用最大化这一基本假设结合在一起，这种根深蒂固的最大化策略，使主流经济学家即使发现了与理论明显不一致的经验事实，也不愿意从前提假设着手对理论进行反思，而是倾向于寻找其他不满足假设的现实条件以为理论辩护。罗森伯格就指出，“经济学家之所以钟爱这种（极值）理论，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自满，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在方法论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过，“保守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13]正是随着经济学危机的日益加深，一些学者也开始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并形成了四股演化主义思潮。一是哈耶克发扬的奥地利学派，它把均衡视为事件的过程而不是事件的状态；二是源于凡勃伦传统的后制度学派，它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三是源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新熊彼特”学派，它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四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调节学派，它强调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演化进路迄今为止还处于非正统的地位，以致主流经济学对一些反映经济危机的征兆依旧无动于衷；朗达内指出，在经济学中，“人们认为‘进化’趋势是非正统思想这一事实，暗示着经济学界还没有达到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的发展水平。因为那个时期物理学的标志是，从静态的宇宙观向动态的宇宙观转变”。[14]

    五、近视功能主义

          行为认知、推演逻辑以及研究定位的差异也直接影响研究所涉及的是表象还是本质的不同层次，与此相对应，经济学也有两个相对应的分析哲学观。一是功能主义哲学观，它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功能性联系的分析；二是因果主义哲学观，它从内部关注事物的本质或不变性问题，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内在或背后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因果性机理的探究。一般地，功能性分析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反，因果性分析的特征就在于它努力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通过内在结构的剖析而探究事物的变化、发展和完善趋势。功能性分析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者，它把经济现象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客观而独立存在的自然之部分；二者，它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将既有制度视为合理的存在，着重分析既存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事物之间发挥何种作用。相反，因果性分析路径则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并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以及奥地利经济学等保持：一者，它不认为经济现象是客观的，而是与人的行为以及行为目的联系在一起，从而试图挖掘人类行动的目的和含义；二者，它不承认现有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的合理性，而是相信现存的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经济学者比较倾向因果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当时面临发展经济、改造制度的要求，从而不能简单地将理论建立在或许永远不能实现的先验的抽象假设之上，而是要对社会事物之理想状态（即本质）进行探索，并把这种理想状态视为被异化的现状在未来回归的基点。然而，后来功能性分析却逐渐支配了经济学的研究，其发展过程的主要逻辑：1.自抽象演绎法得到推广后，社会哲学家开始用大数定理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2.自启蒙主义以降，科学活动和哲学活动日益结合在一起而导致了实用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盛行；3.实用主义进一步转化成为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信条促使了工具理性的膨胀；4.工具理性注重“以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为经济学界所认同，使得工具理性成为经济学对理性的基本理解；5.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式的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而日益局限于事物表象方面，从而最终催生了经济理论的功能性研究思维。事实上，自从研究内容转向如何最大化个人利益这一技术范畴，功能性分析在经济学中就开始偏盛，并直接导致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正是基于功能主义哲学观，现代主流经济学把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联系起来，用方程式的方式以及曲线的图形来分析经济之间的联系，并用微分学等工具来寻找最优位置。

         但是，功能主义分析明显存在如下严重缺陷。1.功能分析只是从一个先验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有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位置中获得其意义；因此，功能性的解释往往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一个现象可能是被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来解释，以至功能性解释有时又被称为目的论解释。其实，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完全用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以致它为理解社会现象所提供的只是一幅高度静止的画面，只是限于形式主义的逻辑上，而无法揭示其内在的原因或机理。2.功能分析建立在特定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之上，而基于不同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功能分析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在现代经济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卢曼就指出，“给定这种研究方式，那么功能分析的研究过程就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特别是，随着有机体日益复杂，“它应对复杂性的潜力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许多不同的特征表明从所有方面应付复杂性的巨大能力，这种能力不见于那种应用社会团结甚或凝聚力等基本思想的、日常的或传统的对世界的理解”。[15]（p5）3.由于流行的功能分析只注重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而没有剖析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从而也就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尽管功能分析本身是以实用主义思维为指导的，但所提出的政策却是短视的。其实，现代经济学的功能分析只是将当前的经济危机与次贷、房价以及衍生品断裂等联系起来，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又如何能够真正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重演呢？[3]
功能主义的分析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实证分析和伦理判断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伦理实证主义，从而为社会的现实存在寻找合理性依据。一者，它在供求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并把这种制度视为合理的；二者，它从“手段-目的”关系来考察经济活动，从而合理化了那些追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胡克就指出，即使计量经济学家往往也在挖掘一些材料，但“实际结果却是和抽象地分析学派相同的：把现存的东西当作应当成为的东西的规范来加以接受”。[16]（p157）而且，受功能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注重研究的常规范式和程序规范，以至形式变成了目的，蜕变为“为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它试图将一切人类活动都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之下。其实，不同学科因其研究对象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应是不同的：涉及简单、少数变量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通过剖析数字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功能性分析，而具有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的社会现象则往往倾向于采用剖析作用机理的因果性分析。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却采用了功能性分析，并为了分析的方便而把人类行为的解释约束在最狭窄的精神方面；结果，不仅忽视了传统主义的广阔领域，而且也忽视了道德方面的考虑。正因如此，尽管功能主义强调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却因停留在表象层次上而使其理论显得肤浅、片面，而且其政策建议也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乃至荒谬的。

六、数理的理性建模倾向

         基于个人主义、演绎主义、均衡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思维，理性数理建模开始大肆盛行：原子个体主义为之提供了行为假设的基石，抽象演绎主义为之提供了逻辑推理的基础、静态均衡主义为之提供了研究目标的指向，近视功能主义则为之提供了解释现象的哲学。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使用数学、力学或逻辑符号等抽象语言来取代用自然语言或文学修辞进行表述的方法，在抽象掉了许多复杂多变的因素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几个简单的原理，并逐渐形成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客观衡量的函数最大值的基本范式。然而，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足以与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其理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却也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一者，数理模型过分扩大了人类理性，试图用边际分析来探究最大化和均衡，这种均衡分析当然也就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二者，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现象也根本不是计算理性可以刻画的：数理模型只能抽象地表达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因而绝大多数社会经济问题都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逻辑来表达。

         不幸的是，尽管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如此复杂多变，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凭借数学工具将之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这样，现代经济学就不仅离开了人文的关注，也逐渐离开了演化生物学的基本要求。结果，现代经济学只是把尊重留给马歇尔，却追随瓦尔拉斯。而且，尽管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而数学只不过是一种有用工具，是为经济思想更有效的表达和交流服务；如今婢女却成了公主甚至是皇后，它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价值具有了发号施令的威权。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逐渐沦落为数学家的一个研究领域，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以至许多精微的思想被舍弃了。事实上，经济学研究在使用数学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目的以及使用数学或模型化的作用，需要有足够的知识保障数学不被乱用和误用；显然，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因“唯数学是瞻”而导致了数理化过度，而远离了作为关注现实问题的致用之学这一本质。结果，经济理论不是来自对社会生活的探索，也不是用于指导社会生活；相反，它主要来自模型设定条件及解方程式的问题，经济问题被化约成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重点变成“变数内生和外生的设定”、“参数求解的数学公式”等等，以致现代经济学已经蜕化为一种封闭的自我生产的智力游戏。

         更为严重的是，数理经济学家还热衷于将这种封闭系统创造出来的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之中，并据此来设计一系列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许多类型的金融市场并非源自人类生产、交易以及其他生活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系列的理性假设并按照数学结构打造出来的：只要财务过程能设定均衡条件且解出相关参数，这个金融衍生品就可以被规划一个市场然后上市。这些数理金融学家想当然地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且应该朝他们模型所设计的方向发展，如剑桥学派的伊特韦尔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坚持，“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17]（p79）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者，数理金融经济学家热衷于开发一个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为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定价，用复杂到无人能懂的方程序将各种债务包装成复杂的商品；二者，那些投资银行的执行长及董事们对这些金融衍生性商品也知之甚少，为了私利却热衷于全球推销；三者，受现代主流经济学影响的货币监督者们却充分相信这些金融公司能够独立判断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从而放弃监督的责任而听任各种衍生性金融品任意发行。问题是，现实世界确实与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模型相差甚远，以致这种建立在人为设定的参数上且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距离人类的生活经验越来越远；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数理经济学家制造出的是一个个脆弱的水晶球，任何一个细微的外来冲击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晶球的破裂，从而就造成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考德维尔曾指出，“只有当人们对知识的进步的失望成为常态之后，人们才会指望以变量的增加或理论模型的数学复杂化，或者是以经营分析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以经济运行的更好理解为尺度来对‘进步’进行衡量”。[18]不幸的是，尽管过分数量化把现代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不仅在预测和应用中遭到了普遍挫折，而且在经济危机出现后也开不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显然并不打算放弃这种在象牙塔里进行数理逻辑的推导和数理模型的构造，反而打算把经济学打造成一个自我思维的纯粹公理体系。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本身可以被看成是像几何学那样的公理体系，或者直接把经济学归属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既然数学无需任何现实世界的材料输入，数学结构也无需与经验现实吻合，那么，也就不能要求经济学给予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可靠的指导。例如，罗森伯格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逻辑自洽性上，最好被看成是数学的分支，是处于纯粹的和运用的公理体系相交的某个地方。[13]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并不代表它的合理性，相反，它体现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异化：一者，尽管主流经济学常常用自然科学或数学来进行类比，但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自然科学那种特性以及成功的纪录；二者，经济学从经验科学到数学的转化就失去了科学的本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有其独特认知和实践目的。
事实上，经济学不但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更不能被视为像几何学那样一套公理体系；相反，它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显然，这句话同样适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情形及其实质要求：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流于形式而日益偏离了基本的研究目的，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在不断下降。森就从寻找经济学为什么总是预测失误的原因出发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森看来，预测经济现象的两大难点：预测个人选择的复杂问题和预测无数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复杂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被抽象为“一般均衡”这一概念，而个人选择则被约化为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支撑对这两个复杂社会问题做如此高度抽象表述概括的便是“理性”行为假说。[19]显然，正是由于“均衡”概念无法描述社会中的相互作用问题，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根本不足以正确表述人的选择问题，因而经济学从理论上就注定要预测失误；特别是，盲目崇拜抽象约化的方法论，追求建立在不合理假定条件下的逻辑精确，其实根本是不科学的学科研究方法论。

    七、计量的实证分析倾向

        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就其理论特色而言，既不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也不等同于几何数学等之类的管理体系；就其应用性而言，又不同于工程学，相反具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事实上，即使那些从事数理模型构建的学者，最初也是希望他们的推理结论能够对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某种预测，只不过，由于数理模型日益抽象化而使得这种预测一再碰壁，预测性才逐渐不再成为模型构建者所关注的重点。而且，当基于假设-推导的数理分析模式遭到挑战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开始转向了实证研究，试图通过数据之间的统计回归分析来为其理论提供经验支持，并为其政策主张服务，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由于任何政策主张的都是建立在理论的预测功能基础之上，因而计量经济学的兴起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预测和对社会实践提供指导的需要。例如，弗里德曼就提出，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出评估。”[8]问题是，当前的计量实证果真能够提高经济学的预测力和实践力吗？

        一者，就预测层次而言。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仅仅是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之上，它最多仅仅是反映特定时间或范围内的发展趋势而不能揭示出规律；但实证分析却试图根据现状或过去发展的分析来对未来的走势预测，从而遇到了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过去的趋势能够反映未来的方向吗？显然，这种分析思维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但在经济现象中任何初始敏感性条件的细微差异都会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时，基于计量实证来进行预测本身就存在逻辑缺陷，因为统计回归分析的对象本身是基于大数定律得出的一般状态，而将任何独特的事件都通过置信区间的设计而排除在外；问题是，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其独特性，如经济危机何时来临等，而这却在计量分析过程中被排除了。显然，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忽视那些不断改变着经济大风景的微小变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愈来愈关心总体数字，而总数字显示了比细节变化更大的稳定性。举一个熟视无睹的例子：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一个学生早上几点起床吗？一般地，如果他8点上课，那我们会预期他会在7点起床并在8点前达到学校；但是，这个惯例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某天也许他生病了，或许定时钟没有响，或许有家人去世了，显然可以有无数理由使那个学生没有按你预期的那样行动。

        二者，就改造社会层次而言。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根本无法揭示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无法剖析事物现象背后的结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但实证分析却基于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简单地把适合特定时间、特定范围以及特定物体的方法或手段运用到其他场合，从而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工具主义悖论：在适合某个特定时空的工具用到其他时空时也会有效吗？显然，这种分析没有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从而缺乏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状态之设定，也没有揭示出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即使实证分析果真如实地反映了现状，但这种纯粹的实证有用吗？究其原因，尽管现代实证分析强化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它并没有打通从实然到应然之间的鸿沟，从而无法从中获取应然的政策建议。其实，尽管实证分析可以为社会改革的原因、范围以及力度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资料，但首先必须确定社会改革的方向；因此，在经济学中也根本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任何实证都体现特定个体或时代的价值观。萨伊就指出，仅仅了解事实，不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没有多大用途的；事实上，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就内含了一个先验价值观：基于自然主义来提供“应然”标准，根据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原理来为社会竞争的结果进行辩护；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合理化了实证结果，以实证分析来为现实辩护，为既得利益者服务，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性，无法为社会制度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

        正因为无论是在预测经济现象上还是在指导社会实践上，现代经济学迄今为止的纪录都很不令人满意；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及其理论功能的关注逐渐发生了巨大蜕变：它不再是预测性的而日益局限于解释性这一层次上，从而也就不再承担起指导社会实践的责任，解释力越来越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诉求。问题是，就解释层次而言，实证分析往往是将经济现象视为孤立的存在，借助数字之间的联系来加以功能性解释；显然，这就遇到解释的合理性问题：当前这种实证分析提供的解释可信吗？基于特定实证分析的解释比其他角度的解释更为合理吗？在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这种不包含价值观的实证分析所提供的解释总体上是客观的。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8]问题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对解释的追求与其对象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关联：一者，人类行为的动机和表现形式本身就有多样的，这与后天的社会环境有关，因而经济学中的解释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二者，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本身并不仅仅为了纯粹的解释，而是为了进一步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也必然渗透着解释主体所赋予的一定价值观。
事实上，任何实证分析都是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基于不同引导假定下的分析和解释就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显然，按照不同解释共同体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一项经济政策，既可以解释为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可能增加失业，关键在于由哪一位经济学流派或权威来加以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按照经济学家建议开出的政策也往往带来完全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显然，除了弗里德曼等少数人曾试图将实证分析用于理论构建外，大多数计量经济学家都只是将之用于检验，而不是理论的构建；即使如此，弗里德曼等提倡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目标主要是运用现实逻辑和概念性的分析给人们提供关于科学的核心特征，如证明或解释的抽象描述，他们倾向于将构成明确分支学科的、已被人们接受的、与背景有关的假设看做是理解解释、确证和理论结构等问题的统一的基本逻辑的障碍。而且，由于当前流行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假设前提都源于不现实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基于实证的解释更显片面。例如，它试图用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对人的行为及其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这排除了人类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增加了描述的机械性和僵化性；因此，当现代主流经济学看到雷锋做好事之后，往往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教条开始把“助人为乐”视为雷锋的偏好，显然，这远远不如精神分析学派从其早期的生活环境来进行解释、预测更为合理。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已经高度演绎化了，它并非是对具体现象的解释，而主要是为了论证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米塞斯就强调，“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字的天真游戏，无助于说明任何经济的现实问题”。[20]（p65）

    八、尾论

       上面的分析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经济危机之类问题如此无助，根本上在于其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原子个体主义使它忽视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它热衷于形式逻辑的推理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它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的并刻意打造各种人为市场，实用功能主义则使它把视野局限在表象上而看不到背后的结构等实质性关系。正是根植于这些方法论，现代经济学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一者，一些经济学家片面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引导假定下作些细枝末节的验证，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但这种分析由于根本无法获得一般性理论而具有明显“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二者，一些经济学家则热衷于在一系列非常不现实的假说下进行纯抽象的逻辑推理，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研究由于局限于“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而打造出一套“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

  促使这些研究方法偏盛以及沟通数量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两大分析的主要媒介就是数学符号的大量使用；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事实上，自20世纪中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以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出版以来，形式主义数理化和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就逐渐占据了方法论的主导地位，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门无视经济现实的“数学科学”。然而，尽管形式主义分析“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21]（p8）以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现实世界变得越来越无关，对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熟视无睹。事实上，正是由于日益走上了数理模型化和计量实证化的道路，现代经济学在预测和应用中遭到了一连串的重大挫折，以至20世纪80年代后纯“理论”经济学家对应用政策的兴趣顿时锐减了，而是将其任务局限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将经济学公理化的数理经济学身上，如萨缪尔森就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而且，连弗里德曼这类实证主义者也开始丧失了经济预测的兴趣，而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证明和支持，以致实证经济学也蜕变为一门解释性的学说。
正是在这一系列研究思维的主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蜕化成一种解释性的学说，因而它“在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危机面前（就常常）束手无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及其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同样，数理经济学模型也没有让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2]（p3）当前的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震撼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加暴露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苍白和荒谬。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解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范式，以致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我向思考”（autistic）特点的解释共同体，从而也就发现不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所以，萨缪尔森不无感慨地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一文不值--只是为了自身的荣耀。当然，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对社会经济现象的预测力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力，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对现代及教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马兰沃就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研究必须回到解决具体问题的轨道上来，重新考虑它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这种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评价在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但是，经济学家不习惯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研究方式。因为这不仅要对流行的研究纲领进行修正，而且必须改变它所使用的专业术语，从而废弃当前的这种研究纲领”。[23]这也正是本文给出的基本结论。

  注释：

  ①目前，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激烈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而主张回到凯恩斯理论和政策，这些学者主要任教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等，它因靠近海边而被称为“咸水学派”；相反，以卢卡斯、法玛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坚决支持新古典宏观派的理论和政策，这些学者主要是来自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它因坐落在五大湖边而被称为“淡水学派”。
   

谢谢分享

本楼调集了不少相关资料，望进一步襄助。这样，我们能够对道德经路径的中国经济学有更多了解。

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我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的一种全新角度的阐释，生产关系始终是资本论的核心，但是对于生产关系的阐释始终停留在概念层次，并没有对其的内涵作深入挖掘，许光未先生的论述确实很有意义

对于生产关系的阐释始终停留在概念层次，并没有对其的内涵作深入挖掘


个人认为，您说的特别到位。


生产关系不能作为概念来说教。需要对其的内涵作深入挖掘

中国人怎样说生产关系的，需要从历史文化层面多层次多领域探索，需要以我为本位，少一些“反向格义”（即用外来的哲学或科学主义的话语统驭中华思维语言）。

谢谢谢谢

参考资料

• 1.许光伟_师资队伍．江西财经大学．2016-08-19[引用日期2016-08-19]
• 2.许光伟_师资队伍_教师简介．江西财经大学．2016-08-18[引用日期201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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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赖小琼等.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理论新发展_第七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 经济学动态.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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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保卫资本论》封面封底版权扉页．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6-09-17[引用日期2016-09-17]
• 48.保卫资本论目录．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6-09-17[引用日期2016-09-17]
• 49.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9[引用日期2016-08-29]
  

• 50.《保卫资本论》图书目录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51.历史发生学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52.系统发生学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53.现象发生学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54.认识发生学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55.行动主义逻辑 ．列国志数据库．2016-09-1[引用日期2016-09-1]
• 56.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31[引用日期2016-08-31]
• 57.许光伟.《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 —— 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 江汉论坛. 2016.05.
• 58.《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6-09-17[引用日期2016-09-17]
• 59.许光伟 .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 《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6.04.
• 60.《保卫资本论》_文前辅文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61.商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 ．列国志数据库．2016-09-2[引用日期2016-09-2]
• 62.许光伟. 《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 当代经济研究. 2015.07.
• 63.许光伟.《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 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 江汉论坛. 2015.09.
• 64.许光伟. 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从批判到蕴涵批判的建构. 江汉论坛. 2013.02.
• 65.总问题提出的背景、意义和策略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66.资产阶级工作地基：经济形态社会观批判   ．列国志数据库．2016-10-10[引用日期2016-10-10]
• 67.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社会主观批判[方法论和思想史批判统一形态] ．列国志数据库．2016-09-16[引用日期2016-09-16]
• 68.唯物主义历史对象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69.唯物主义社会对象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70.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历史批判之导入 ．列国志数据库．2016-10-10[引用日期2016-10-10]
• 71.重提二版跋 ．列国志数据库．2016-09-1[引用日期2016-09-1]
• 72.存在的秘密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73.认识的秘密 ．列国志数据库．2016-08-28[引用日期2016-08-28]
• 74.许光伟. 废墟中的景观:新制度主义批判.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5. 02.
• 75.废墟中的景观：新制度主义批判（许光伟）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15-02-7[引用日期2016-08-24]
• 76.许光伟. 《21世纪资本论》缺少了什么. 当代经济研究. 2015.01.
• 77.《21 世纪资本论》缺少了什么（许光伟）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15-02-7[引用日期2016-08-24]
  

向着一代宗师迈进，可喜可贺！

每天进步一点。

特质合金钢的性格“坚韧”“硬气”“不灵活”“僵化”“冥顽不化“。。。。。

谢谢分享，被你钻研学术的精神折服

以下文献荟萃，需要您的会帖。。。。。


5篇推读.zip (7.43 MB, 下载)

沉默是金，是一方面，在沉默中呐喊爆发时一方面，相得益彰。


每个大学时代是每个人的大师、宗师。。。。


鼓励网友写出精品文章，就是大师宗师。。。


我们的雷工程师写出了《货币银行股份资本》鼓吹一元一股的共产主义原则，其观点是否正确不说，他已经成为了工程师意义的经济学宗师了

都经典的方式是贵在用。


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钻入历史和不断思索


人的寿值不在时长，而在思量！

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_省略_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_许光伟.pdf (6.48 MB, 下载)




这篇文章 文章主副标题可以对调的，是长期思索的结果，




它没有先入为主，没有看国内的道德经研究论文，甚至没有看道德经专论著作。。。。。。




完全是课堂实践的产物和您说的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