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转化为资本”既代表了资本的漫长的历史发展的时代，又代表着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社会发育史。它说明资本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部前史”与之对应。“思路是：潜在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这样，“或者更恰当地说，作为‘前史’的商品和货币仅仅就是经济规定形式，相比之下，对于资本化的商品和货币而言，需要阐述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如何‘有机’统一。”[11]与商品经济形态“相生相克”之产品经济形态始终定位在生产和再生产“行动”之上，相反，商品经济形态本身定位在“财产发育”的社会关系规定性之上。对产品经济形态来说，商品经济形态不过就是“个人财产制”。所以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家庭共同占有”实施变革的结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相互吞噬的凶猛野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只要再走一步——使家庭解体——就达到目的了……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12]

作为社会发育史，“货币转化为资本”就代表着货币源源不断向资本转化运动的历史的特别方式。这是一切历史时代中独有的“运动的财产”（规定）。由此，资本的生产关系同自己的前身——货币的生产关系相区别，并保持对立。所以，“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13]996-997这是特定意义的生产关系，是运动财产实体的社会关系。

进而，如果说运动实体的财产是“生产方式态”的财产关系，那么作为“社会内容”，财产则应当归属“生产关系态”，也就是说，财产关系本身即是社会生产关系。这个“财产”是由社会赋予的规定。从而，运动的财产（规定）还产生了财产的运动。资本循环、资本周转本质上都应看作是财产运动形式，锁定了“资本本质＝运动本质”的规定性。由此，我们可以说，“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才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的主体活动的条件。”[14]486

亦即是说，社会再生产是把资本生产关系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总体意义的经济规定。在这一层面，所谓财产，在于把“社会”直接作为自己的法律内容。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资本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构成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特征的社会。亦即，“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归根结底，“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也因此，“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15]至此，财产关系的发育状态全面转化为运动状态。并且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13]286值得注意的是，吴宣恭教授也关注了这一生长趋势，并举出《资本论》英文版译句：“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固有矛盾特征：企业组织的有计划性——有目的、有意识地资本增殖，从而同它在整体上的社会表现——无组织性和计划性——成鲜明对照。所以说，“这就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同资本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的矛盾。”[3]

最后，生活形式的财产生长关系指示的是现象域的财产生活关系——财产分配及其衍生关系。严格意义的资本生活史是最终表现出来的资本积累史。因此，这首先是所有权的自我设定的行为，“它完成了平均利润的内部分割行动，是通过促使资本职能的顺利完成实现分割——对平均利润的社会占有——的过程，同时就是把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分裂行动加以推广的过程。”[6]424伴随这个过程，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分配的不断加剧的困局这引出所有权的自我设定活动的衍生关系——纯粹的社会设定活动。“这样，虚拟产业来到我们的面前：它努力地在既有的产品社会中寻找一些最有价值的元素”，“它在这里欲创造出真正的事业‘辉煌’，要创造出来的虚拟财产权从而即是分配的社会权利，是人造的社会分配权。”最终，“这需要综合利用货币‘财产’拟制和‘货币’财产拟制，换言之，要把货币财产化和把财产货币化。”[6]427-428于是，通过完全表面化的虚拟运动，“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以致……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为已有。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13]449

结果是，资本在一个超时空领域内完成了对自身（规定）进行历史确证的谋利行动，这是资本彻头彻尾的功能化，即意识化和神秘性的G－G’。

三、引申讨论：政治经济学究竟如何“讲述”生产关系

首先是生产关系在定名上究竟有无必要“规范化”的问题。从表面看，生产关系分别含于它的三态规定中。即一般来说，它包含在“生产方式”（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包含在“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条件和设施系统）中以及包含在“社会交往关系”（社会交往条件和设施系统）中。似乎是摇摆不定甚至逻辑混乱的概念。但另外的情形是，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16]所以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形式逻辑的定义法所走过的路始终是解释学的路径，本质上和发生、批判无关。

我们把历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道”、“可道”、“非恒道”的特殊“事”的进程，目的是追溯财产关系的“整体发生学”。这个工作逻辑决定了生产关系命名上的特殊性。因此，正如所有制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思维”和“语言”，这里也需要把财产作为“经济形态的商品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的认识形式。换言之，是认识到，财产关系既是生产关系之法律范畴，也是生产关系的特别意蕴的认识范畴，唯有如此，才能通达整全域内的历史认识。财产关系的历史过程规定代表了“真实法的关系生成”，而对应了生产关系逻辑意义上的名（“财产关系”）的生成。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说明“实体生产关系”（财产之运动实体），对应的历史转化运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资本的流通过程》说明“社会形式之生产关系”（财产之社会内容），对应的历史转化运动：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说明“生活形态之生产关系”（财产之生活形式），对应的历史转化运动：交换关系→分配关系。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什么说：“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只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14]70

由于财产生长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认识形式，实体－形式－生活的生产关系作为发展形式，就同样可以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名系列”对应，即分别由历史财产运动关系→社会财产关系→财产形式关系的各个运动过程或环节所反映。这种匹配——实体同运动实体、经济形式同法律的社会内容、经济生活形式同法律形式——当然有利于升华出真正意义的“资本一般”，即作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之社会历史构造。这样，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平面结构被彻底瓦解了，“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作为统一之构造被烘托出来，并且最终由关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过程分析所生产。毫不夸张地说，“这在认识生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和意义。”因为，它抵御并消除了科斯和哈贝马斯来自不同路线（分别是经济学和哲学）的对于生产关系研究的刻意的忽略，通过研究具象出“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11]

归根结底，生产关系的定名规范不过存乎于生产方式概念的规范化之上。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32这决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直接是物质生产方式，而不再像工艺学那样是对物质生产本身进行研究的物质生产力的种种要素。也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生产方式不过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生长底座，它作为历史实体关系——实体的生产关系或历史财产的生成和运动关系，在本质规定上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相一致的。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的“生产方式范畴”：由矛盾规定所限制的历史规定性的“生产关系”。

这样，我们可以建立关于发生论与矛盾论统一性的生产关系描述。生产力仍然内置在《资本论》所规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当中，不过是以“非独立”的形态。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17]4-5因为生产力是财富的发展！！追寻生产力在财产形式下的发展，也就是锁定生产力在财产形式中的规定。

换言之，它是由生产力和财产关系的矛盾（工艺形式和财产形式的不匹配的矛盾）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规定”：例如，生产力同财产关系I的矛盾，它导致生产关系本身直接分解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种义项“社会生产力”毋宁说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学（规定）”，——当然，它只会崛起在工厂制度规定性之上。再例如，生产力同财产关系II的矛盾，它导致流通关系也直接分解为资本循环关系和资本周转关系。总体看，这是资本的社会形式开始得到巩固的发展过程。因此，如果说从分析形式上，财产关系I仅仅解决了资本生产（所谓劳动对于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资本再生产（所谓劳动对于资本的实际从属）各自内部的相互关系，那么，财产关系II重点解决整个再生产的内部发展关系，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财产关系II根植财产关系I，但很明显，直接扩展了财产关系I发展作用的条件和社会机制。这些是“资产阶级社会”奠立的标志。内置在财产关系II中的“生产力”，可谓就是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指向性。并且很明显，这两个层次的“资本的生产力”，乃是极大凸显了资本之本质，证明资本就是“社会权力”，通过特别的方式：一方面巩固了这种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在起着瓦解作用。

同样的道理，生产力亦活动在财产关系III中。在这里，生产力直接表现为社会分配条件。财产关系III是生活态的资本积累的生产关系和财产拟制的交换关系。例如说，“作为一种具有虚拟功能的商品，最终，它找出一种具有生产指数财富功能的特殊行业。这个行业在创造财富上不需要动用劳动的一个原子，仅仅靠某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可大功告成。这个行当不用说乃是‘虚拟产业’。”[6]427因为，这是“仿真使用价值”；“由虚拟资本对应的经济物品或产品，并不需要劳动这样的使用价值进行规定的涵容或加以造饰。支持这种神秘虚拟的力量的最终根据，在于该种物品在使用价值上的特殊的可虚拟性，从而使之具备虚拟性。”[6]439这种资本的虚拟的社会生产力最终表现为空间上的“无限的控制力”，它极大了矛盾，直接导致“虚拟生长”。很显然，这是实体－形式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生长关系。

由此，资本的生产力始终指示的是“生产关系发展”。上述二者合成为社会客观批判的规定。换言之，政治经济学讲述生产关系的特别方式是“社会客观批判”。②这个基本内容使得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一般”的认识形式。这一点又意味着：资本生产方式范畴、资本生产关系范畴以及资本交换关系范畴，它们统一于剩余价值的概念规定性。从而，“剩余价值在认识规定上同时就是资本，是作为‘资本的范畴’来看待的规定。”[6]463其高度统一了社会客观批判和社会主观批判，使得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的名”。如前文所述，这种定义的特殊之处即在于“批判”，其指明了该种生产关系类型的历史的暂时性。

四、结语

名，可名，非恒名。思维和语言的回家要求我们寻求“中华式样的下定义”。上述运动序列中，唯有“可名”（即名之成）才是通常所说的“下定义”。由此看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规定上是类似“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结构，而并非只是单一的生产关系概念。所以，不存在下形式逻辑定义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优先把《资本论》作为“史书”工作性质看待。即《资本论》的成书理想是整全历史理解域内的“建构”，把“批判＝发展”作为理论建构原则，而不是追求“唯物主义知识论”。全部落脚点在于坚持“批判”，直至坚持把“批判”作为建构的工作逻辑，形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结构。说到底，定义并非是方法和逻辑，批判才是；同时，批判是道路，批判是历史的真实的道路。定义并非普适，毋宁说是具有特定目的：从扬弃运动看资本的本质。这种定义毋宁说就是“批判”（批判＝发展的规定）。因为，能够不断自我生长的财产关系势必造成越来越严重化的“经济必然性”，而这种态势的加深将直接导致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变革。这是迈向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蕴。

最终，政治经济学对象仍可获得“稳定性的名”——生产关系。这是为什么呢？盖因研究对象之于“对象”的运动的依归性。（而问题的解决，盖因统一的对象规定使然。）

历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一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总归就是研究把握“既定的生产关系史”，包括发生史、生长史、运动史和全部的发展史。例如，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说，其也就在于把握“资本史”和“剩余价值理论史”，而这些不过就是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史。接续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给“生产关系”下定义？客观而论，这是把对象转化为“逻辑范畴”，产生出“生生”结构的科学过程。前一个“生”指“事物发生”，后一个“生”指“事物发展”。其意味着，作为历史科学与实践科学的统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贵在说明：“生生不息的运动生长的道理，即历史、系统、现象的认识发生和运动原理。”[5]换言之，所谓研究对象，不过是“逻辑的研究对象”之于“历史的研究对象”的工作关系，由此，种种迹象表明，发生学（工作逻辑）和辩证法（如果仅仅作为法则和原则来强调，辩证法仍旧是从形式上说的，即作为“形式规范”看待的工作规定）的合流将开创生产关系研究上的“新科学”。

注 释

①这是一个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过程。又表明这一史实现象：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知识论的形塑，实际上只是伴随法律的普遍化而开始。所谓：“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10]

②林岗教授的另类表述是：“根据以上解读，又可以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表述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为马克思的表述，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广义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形态正是这二者的统一。”因为，“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都是由内在于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运动规律，就必须研究它所特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2]

责任编辑：魏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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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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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5.

[16] 恩格斯. 《资本论》第三卷增补[J]，载于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13.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90073）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目前主要从事《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