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有企业改革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对国有企业推行“松绑”“放权”“承包”等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措施，改变旧有的国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父子关系”，通过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国企经营的积极性、灵活性、创新意识和竞争活力，提高了国企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影响力。2012年，国有企业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数量由2003年的6家增至54家。2003～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年均增长19.4%。截至201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1.4万项，其中中央企业13.7万项。大型国有企业取得了载人航天、绕月探测、深海钻井平台、深潜探测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6]
（三）农业体制改革
为解决温饱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废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一次重大改革。改革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农民可自主安排农业生产，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被真正调动起来。据估计，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1979～1984年，农业产值增长的42.23%中，家庭承包制改革带来的增长份额为19.8%，贡献率为46.89%。[7]1979～1986年，农业总产值从1397亿元增长到4013亿元，平均每年涨幅14.15%，大大高于1952～1979年2.7%的年平均涨幅，[8]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四）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中改变了之前“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分配方式，肯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主要能动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多种分配形式为补充，肯定了除劳动者按付出的劳动获得收入外，还有一些主要依靠把他们的资产投入经济发展中，以财产参加生产，获得报酬。从这方面看，对生产的发展也做出贡献。因此，国家为鼓励投资积极性，也支持经营者以投入的资本参加分配，承认他们收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同样促进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实现，提高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
（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为适应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交换关系也必须相应做出重要改革。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忽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作用，使生产力发展严重受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要保证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好政府在其中的统驭和引导作用。这是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经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提高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产品日益丰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全面、健康发展。
1997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的《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及政策选择》一文中指出：“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八十年代呈‘瓶颈’状态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近几年已有很大缓解；……总体上看，竞争性领域短缺经济已基本结束。”[9]1987～2012年，我国GDP平均涨幅保持在1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676 708亿元。[10]人均GDP在2000年达到854美元，比1978年翻两番多，2015年达到8016美元，[11]比2000年增长将近9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生产关系、扫除生产力发展中的障碍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因此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重视社会生产关系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起到的作用，进而用来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类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它是研究建立怎样的生产关系能对经济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起决定作用。如果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就等于取消它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会造成极大损害。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树立道路自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新常态下各种经济关系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自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步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处于转型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更需要树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那么，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这一重要理论，并正确理解和运用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推进作用来指导我国当前的新常态经济发展，对中国人民树立道路自信、认清发展方向、增强发展凝聚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依据上述理论和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现状，应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入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首先，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12]
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帮助政府协调和统领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健康、高效地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国有经济由于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可遵照集中主要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从而成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和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为更好发挥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巩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十三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应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开展。国企改革要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有经济的调节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使国有经济向关键行业和领域集中，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度；将国企由粗放型增长逐渐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发挥其在创新、参与国际竞争、国防安保、医疗文卫方面的积极引领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企员工薪酬制度和监管力度，提高国企运营效率。国企改革和贯彻国家政策落实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反映了生产关系发挥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作用。
为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应推动国有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和重组，使布局结构不断优化，规模实力显著增强，尽力提升发展质量，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央企，要保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以保证结构调整和重组能切实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顺利实现。
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资料特别是先进的生产资料、科学技术还很有限，国家还不可能把所有的劳动能力吸引到国企生产过程中。为了解放生产力，必然调动社会上的一切力量，增加私人资本投入，扩大就业，把劳动力吸收到创造财富的活动中。所以，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动员一切社会资本投入生产，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方面，这是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它的发展对我国保持持续快速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组会时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3]
在我国“新常态经济”和“三期叠加”的重要战略转型期，针对非公有制经济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降低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门槛；鼓励民营企业合法做大、做强，提高其信誉、品质和社会认可度；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简政放权，切实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培养，提高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和服务社会的意识、意志品质和道德情操；完善市场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法规，为市场主体提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竞争环境。
当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极为重要的方面，包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业农村面临新的挑战，需要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其中，在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合理的土地流转，又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要求创造新的农业经营体制。这其中既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户规模经营水平，又要关注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选择，如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等，以激发农业农村活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1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和石化等产业过剩现象尤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产能利用率仅有60%。[14]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不足67%；煤制油产能利用率低至47.5%；汽车产能利用率更是降至50%。[15]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企业销售困难、利润下降、再生产资金无法保障、机器设备开工不足、工人下岗甚至破产，还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物质资源不能被有效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到真正创造有效价值的部门，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面对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党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政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去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首提“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将这项改革形容为“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是“衣领子”“牛鼻子”。当然，在实践中同样不能放松对需求侧波动的关注，要相应扩大总需求、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保证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正当比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生产中各个领域比例关系，去产能、补短板。首要任务是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深化国企改革，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让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其次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改革中央政府规划和地方政府近期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做决策时政府对市场需求没有充分了解等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问题。
（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也是当前生产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7]当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处理得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弄清二者的基本关系，不理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与市场盲目性有关，特别是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主体，利用他们控制的资源，强化了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反而会因单个厂商逐利行为使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显得尤为关键。政府应更好地驾驭市场经济，采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措施，纠正市场本身缺陷，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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