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对北京这50万外来工子女提问：“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

   回老家这个选择并不需要别人启发。只要对他们的处境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许多“非京籍”父母已经来京稳定生活近二十年，他们并非死赖在北京不走，而是没有故乡可回。为了生计，父母仍要在京打工挣钱，只能把孩子送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但学者调查发现，回流学生的身心发展最令人忧虑。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0岁-17岁流动人口子女已经接近1亿，包括3580万流动儿童和6100万留守儿童。 这意味着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在同龄人口中占比已经超过三分之一（34.72%）。

   这1亿农村孩子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农村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障碍重重，其中多数是制度性障碍。

   毕节留守儿童自杀再次引发人们的反思和关注。全国妇联曾明确提出，要把留守儿童的问题化为流动儿童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特大城市严控人口的政策却在制造新的留守儿童，甚至辍学儿童。

   人们开始意识到，回流学生面临着艰难的回乡再融入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听不懂老家的方言，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压力都很大。最糟糕的便是和父母分离。

   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领导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流群体是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的群体。这些原本随父母在城市上学的儿童，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管制政策，被逼返回家乡，成为回流儿童。他们的身心状况最差，校园霸凌及留级现象非常严重。在寄宿制学校中住校的回流儿童，在身心健康、校园人际关系及学业发展方面十分糟糕。

   由宋映泉领导的课题组，曾于2015年10月分别赴华北和西部地区两个省五个县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对1.7万多名四年级、五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还向1.4万多名家长以及这些学校的教师、班主任等发放了问卷，从身体健康、心理发展、校园关系和学业发展等四方面调查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发展状况。

   在受调查学生中，36%的学生属于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外出打工超过半年以上的儿童。如果把父母任意一方有外出打工超过半年的学生也算上（单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比例高达60%。在调研样本中，60%左右在学校住宿。在课题组调研中，回流儿童在全部样本中占比达到20.52%， 在留守儿童中占大约三成（31.07%）。

   无论是开办“留守儿童之家”，还是开通“亲情电话”，都比不上让父母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而流动人口子女与父母团聚的趋势，在过去的五年间持续恶化。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年，流动儿童占比34.24%，与流动人口占比36.77%的差距为2.53%；此后二者的差距重新拉大，2015年扩大至6.54%。

   2014年以后，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北京市人口调控的力度持续上升，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入学“五证”门槛不断提高，小学阶段“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持续大幅下降。由于中考、高考目前仍然未向“非京籍”学生开放，超过4成的“非京籍”初中在校学生无法在京完成初中学业。

   2016年，北京市户籍改革政策频出，但在严控人口规模的背景下，未来流动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每年仍会有大量流动儿童被迫从北京返乡，成为留守儿童。

   在目前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存在严重的城乡教育差距，最关键的是，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例如此之低。

   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有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占74%；25岁-34岁人群中上过高中的占72%。而在中国，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有劳动力中上过高中的只有24%，低于墨西哥、南非等国。

   遗憾的是，在北京全面收紧的控人政策下，一些原本可以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学生，不得不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大学更成为小概率事件。

   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常年跟踪研究发现：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既显著降低流动儿童学生上普通高中的可能性，也显著降低他们上职业高中的可能性，尤其是降低他们上普通高中的可能性。

   研究还发现，控人政策难见效：超过七成的流动儿童学生不上学后继续留在北京，有增加趋势。而且，未被关闭学校的流动儿童学生离开北京的百分比反而高于被关闭学校。同时，超过八成的父母双方都仍然留在北京。

   京城数量庞大的外来工子女在质量不高的打工子弟学校完成初中后，老家回不去，在北京书也念不下来。“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没有梦想了，”宋映泉说，“这是很可怕的。对国家，对未来，都是很大损失。”

   中国大陆各省市区属于同一主权国家，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内部差异性很小，但囿于户籍制度，却不能在城乡和地域间自由流动，同等付出的同时，并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梁建章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的一系列文章表明，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面积，北京甚至连世界前10位都进不了，拥挤程度在世界大城市中更是处于中等偏轻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北京人口太多、规模太大的说法站不住脚。

   梁建章和黄文政撰文指出：如果没有限制，北京的人口也不会一直增加。这是因为，随着规模扩大，聚集的边际好处会递减，而边际代价则会上升。让更多的外地人获得大城市户口，会恶化交通和入学难题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城市强大集聚效应告诉我们：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均收入也越高。只要改革设计得当，当地人拥有先天优势，外来人口促进当地的创新创业和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相反，仅仅因为户籍政策而不得不成为“二等公民”的人以及子女，则会累积愤恨和怨气。

   梁建章和黄文政写道：“严控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很可能只是计划生育思维下的一念之差。但其负面效应却在从上至下的机制下被不断放大，不仅破坏无数家庭的幸福，也危害北京等特大城市本身乃至国家整体的发展。”

   我听到太多“北京人”骂外地人，在我为“非京籍”的教育进行呼吁时，也有“北京人”骂我。

   我为所处的社会感到悲哀：当一部分人，仅仅因为拥有北京市户口，就可以歧视没有户口的人，可以让他们滚出去，可以认为外地人低人一等，甚至连这些“外地人”的孩子也不能接受教育，并对他们遭遇的制度性障碍，哪怕是恶政没有一丝同情，只有厌恶。“北京人”高高在上，他们的歧视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理所应当。

   这使我想到阿马蒂亚·森所写的《身份与暴力》。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偏见，仇恨，分裂与屠杀。因身份而来的暴力，其实从未远离我们。

   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但是许多人拒绝看到多元身份，却选择简单粗暴的二元论，要么是“北京人”，要么是“外地人”。许多“北京人”存在着阿马蒂亚·森提到的“单一性幻象”。

   他们把由个别人或部分人制造的冲突，归咎于整个群体；把负面行径，归咎于他们的某个身份。于是，“外地人”是“北京人”势不两立的罪人和异类，“外地人”是城市病的元凶，“北京人”必须二选一来站队表态。

   在这种单一性幻象下，只因户籍而被划分为“外地人”的人，明明有许多身份：可能是你小区的邻居、你的客户、为你提供城市服务的人、你孩子同学的家长、你的病友、与你有着同样人性的人……但是人们却偏偏只看到一种身份：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

   对身份偏狭的理解，对人性理解的贫瘠，很容易令人们在蛊惑之下，陷入暴力。阿马蒂亚·森说：“滋生暴力的艺术依靠某些本能，同时利用这些本能去挤掉思考的自由和冷静推理的可能性。”

   这些让“外地人”滚蛋的“北京人”不明白，当“外地人”全都滚出北京后，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更好，很可能更差。抱持这种狭隘的身份暴力，人往往走向简单粗暴，滑向危险的境地。

   那些叫骂的“北京人”看不到，他们反对的，是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少年，活生生的梦想，活生生的希望。他们在反对的，也是他们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常住户口成为社会常住人口信息的法定功能完全丧失，人户分离的情况全国近3亿。

   但控人制度下的户口功能，却体现在社会地位和公共福利上，甚至成为社会等级的标志，衍生种种不公。

   无论城市如何发展，我们是否都应持守底线：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应维系在户口上。儿童的受教育权，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