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之下，中国动作较快、力度较大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已经基本见效，中国经济已处于“见底复苏”的趋势之中。但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仍然是不牢固的。    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的原因，固然有自身经济周期需要调整的原因，但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整个全球贸易增长严重萎缩、中国外需严重减少引起的。这是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框架。而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决定了今后几年内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另外，这轮刺激计划主要仍是靠迅速扩大的投资来弥补失去的出口。如果消费增速和出口改善迟迟跟不上投资增长的速度，那么只能是在积累宏观经济的风险。这既可能导致产能过剩、不良贷款，也有可能导致物价上升预期，刺激资产市场泡沫。
    那么，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下半年及明年的重点方向应该是什么？
    我认为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珍惜、维护经济复苏趋势的同时，警惕不健康、不确定因素的累积。在珍惜、维护复苏的趋势中，突出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通过加快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以新的增长因素逐步取代传统的增长因素。
    为何要“消费为纲”？
    高储蓄、低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根本问题。只有“消费为纲”，才能“纲举目张”。
    用媒体常说的“新增长因素”一词来说，当前抓新的增长因素，不仅仅要抓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一两个行业的新增长“点”。这固然重要，但是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看，毕竟是在扩大投资，而不是扩大消费。所以真正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增长因素”，应该是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结构变革因素”，而不是维持过去出口主导下的投资推动因素。
    “消费为纲”，不是不抓投资和出口。而是因为，出口更多的主动权在外部，决定因素取决于全球经济。投资的推动容易抓，各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已形成惯性。恰恰在消费方面，讲了多年，效果不明显。而且这么大的国家，地区差异大，政策倾向若面面俱到，什么都抓，中央调控信号不集中，到下面的执行效果就差。
    笔者以为，国务院应该趁经济见底复苏的转折关头，在继续执行“一揽子计划”刺激经济的同时，重点突出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困难，抓“高储蓄、低消费”的主要结构问题。做到在继续推动投资增长的同时，控制高储蓄的增长。
    就此意义而言，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不是简单的总量政策，而是结构政策；不应该仅仅突出投资政策，更应该突出长期难以解决的消费政策；要抓短期政策，更要抓中短期政策的结合。
    怎样“消费为纲”？
    那么，怎样做到“消费为纲”？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
    第一，根据我国国情，应该发挥我们体制的政治优势，突出重点，像抓节能减排一样，政府自己给自己下达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指标任务。
    居民消费率美国是75%，日本65%，中国才35%（上世纪80年代曾达50%左右）。政府能否对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一个点或再多些，提出详尽计划和措施？相信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只要一有指标，各部门、各级政府会想尽办法予以落实。这样，过几年后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大不一样。同时，像制定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一样，更需要制定“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纲要。
    第二，要提高居民消费率，财政有困难怎么办？对此，政府应该确立国家收入的概念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而不要仅仅有财政部当年财政收入的流量概念。
    目前，中央控股企业有18万亿元净资产，同时有大量的金融控股企业的好资产、土地财产。笔者相信，通过制度改革，政策到位，这些资产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最近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不是简单地吃光、分光，不搞积累，而是在基本不降低投资率的同时，通过改变资本持有人，把过去对外的一部分投资转化为国内的消费。是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国家在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前提下，出让一些国企股份变现，充实公共财政支出，提高国民福利，扩大消费。消费扩大了，又可以进一步刺激投资。而且，出让一部分国有股份的同时，社会投资率可以不变，无非是在中国高储蓄背景下，让一部分国有股转变成民间的公共股。
    第三，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规划，有关部门应抓紧出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意见。
    鉴于1996～2005年这10年里，政府、居民、企业三者关系中，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从70%下降到59.4%的现状（政府占比提高2.9%，企业占比提高7.2%），在政府储蓄方面，应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移，提高公共财政比例，进一步压缩政府投资。今后（可以包括4万亿元投资计划），只要是有利润回报的投资项目（除具有战略意义、需相对或绝对控股之外），尽可能“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吸引民间资本来投资。在这方面，对于迟迟“攻不动”的体制与制度，建议国务院在责成有关部门制定改革方案的同时，委托市场机构研制方案。
    在企业储蓄方面，基于推出中央国企利润分红试点的基础，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分红比例。今后从中央到地方国企都要实行分红制度。“分红”要分别划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入，提高公共财政能力。在这方面，财政部和国资委要统一算国家的宏观调控账，要算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账，不能仅仅算部门账。
    在居民消费方面，应进一步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各种税费。降低税费，肯定有利于刺激消费进而刺激投资，把税收的蛋糕做大。
    第四，大城市一时难以做到，可先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理政策，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推动城镇化中的市政投资，推动消费，提高居民福利。
    第五，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消费的收入来源。中国目前一定要提高居民的资本收入，突出来自于实体经济的资本收入，而不是突出来自于资本市场上的财产性收入。
    国外一些案例表明，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投资市场、作为居民财产来源的国家，往往有泡沫经济的教训。而把房地产主要作为消费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就比较稳定，比如德国、新加坡。这就需要政府想尽办法，鼓励居民创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实体投资领域，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在这方面，有关部门的政策迟迟解决不了社会的需要。政府也应该在责成有关部门修改制度政策的同时，委托市场机构帮助研制改革方案，以提高政府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