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然不是经济危机的作用，然而经济危机的到来，却让这一系列隐藏的问题变得十分棘手而且醒目，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危机坚定了高层深化改革的决心，也断绝了一些人的机会主义幻想，有利于人们达成深化改革共识，使改革的阻力变小。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说：“问题早已不是政治体制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应当深入到政治体制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换言之，尽管存在刚才提到的第一条的争议，然而，我们已经选择了渐进改革的道路，就必须认真面对“后发劣势”的问题，这就可以用刚才提到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来解释：无论是站在综合的社会效益角度，还是站在经济的稳定角度来看，渐进改革必须走下去，而其重点就在于克服“后发劣势”。

于是问题就到了第四条：后发劣势绝不仅仅是高层的主观问题，一方面它是整个社会的机会主义以及不求上进，另一方面则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以及要付出改革针对存量的成本。可以说，高层对于深化改革的热情一直都很强烈，只是顾虑太多，之所以有顾虑，不外乎三点：1、很多人被“后发优势”冲昏了头脑，机会主义泛滥，甚至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无需改革。”这样固步自封对一个国家而言是灾难；2、深化改革势必会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往往不到非改不可的时候，高层是犹豫的；3、深化改革该用什么方法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讨论第二个问题，经济危机对中国有什么积极意义？

由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答案已经很明显。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就在于：1、让前期隐藏的“后发劣势”爆发出来，弱化固步自封的思想，并坚定高层深化改革的决心；2、让社会对于深化改革达成共识，减小改革的阻力；3、暴露出西方国家的问题，为我们的改革提供经验教训，也避免了“全盘西化”的想法，为政治体制改革去除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其科学特征，以保证有更多人能为深化改革建言献策而不影响社会稳定。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后发劣势”的本质？

其一是社会全体主观上的忽略，更根本上的原因则是在进行低层次改革后往往不能及时跟上进行高层次的改革，层次之间不能相适应的问题（注意层次可以细分，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和政治两个层次）。“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如果只注意“后发优势”而忽略深层次改革，那么就是为了维持一时的稳定而将“后发劣势”逐渐积累起来，等待不安定因素的爆发，其实质就是把稳定透支了。而如果高层次的改革过于激烈，以致低层次的改革无法适应，则是完全不顾稳定，不稳定因素就会马上爆发。

而改革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究竟选择哪个层面先进行改革取决于各层面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层面的存量过大，那么它在该层面改革的成本就越大。优势与劣势就在这一瞬间转换了。好比两人赛跑，一人比另一人多跑了一段距离，但是现在发现他们的终点在反方向，于是优势和劣势转换了。这个想法的例证就是苏联的改革，苏联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将“计划经济”发挥到极致，结果只能完全重来，这就是因为在这一层面存量过大，改革成本过高，再加上高层次改革过快，不能与低层次相适应，结果导致了政权解体。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接下来是第四个问题，渐进改革如何克服“后发劣势”？

关键是注意层次的细分和有计划地逐步推进。这一点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而且国家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指出：“２００４年初夏，中国的行政改革以削减审批、加强审计为支点和杠杆，客观上形成了法治倒逼政治的态势。在松绑与反腐这两股雷霆万钧的压力的夹击下，不管主观上愿意不愿意，收支预算及其执行的透明化作业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司法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瓶颈，似乎也正在由行政改革来打破。”由经济改革开始，继续行政改革，然后司法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这应该是一个稳妥的方案。而其中每一个层次也能继续细分，例如政治改革可以由基层民主开始，通过大学生当村官、县级直选、人大改革来突破瓶颈。
郎咸平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法制化与流程化，在现在这比民主更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是确实是注意到了层次性对于渐进改革的重要性。周舵的“先自由后民主，则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后自由，则民主自由尽失”，胡星斗的“法治先于民主”，这些观点都注意到了改革的层次型。“法治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亮相，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基层民主”，则是显然注意到了改革的层次型。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改革方案有计划地推出，这是克服“后发劣势”的根本，用规章化来制约改革，可以很好地避免“后发优势”下的泡沫繁荣。避免机会主义，也能让既得利益者无从掣肘，还能让向往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知识分子欣慰安心。
2009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我私下揣度这是要与“只讲效率，不顾公平”以及“后发优势”绝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信号。只要等过了经济危机，深层次的改革就能够有条不紊、层次性地推进，保证不同层次改革的相互适应，“后发劣势”就可以克服。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最大的感想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年由于我们的计划经济十分落后，几乎连“计划经济”都谈不上，而只是“命令经济”，然而与高度计划的苏联相比却更能放开手进行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我们的繁荣主要是“后发优势”导致的，然而这一切又包含了“后发劣势”的隐患，当经济危机到来，表面上是灾难，其实深层次又蕴含着深化改革的巨大机会。这个时侯只有冷静地分析局势才能将三十年的辉煌继续。




2009年3月22日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