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这将进一步拉动消费，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问题]我国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却持续走低。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4%，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60%比重，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的比重。从增长速度看，投资的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消费，今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9%。2001-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6%，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1%。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和资本需求等模式，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和消费失调，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持续下降。
居民实际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降低，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在1996年-2005年的十年间，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70.5%下降到59.4%，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而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政府收入占比提高2.9%，企业收入占比提高7.2%。2006年至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发展和消费能力、消费环境、消费愿望，中国国民消费率偏低与国民分配结构密切相关，居民可支配收入低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非常广阔的，但是由于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偏低，城乡居民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在居民收入中，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95年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比是2.88∶1，2008年上升到5.71∶1。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57∶1，2008年为3.31∶1。同时，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9和0.87，远高于高收入户0.64的消费倾向。
[对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管一次、二次分配，都是利益格局的变换，牵涉到各方面、各阶层利益，必须充分研究、稳步实施，尽量把对社会的震荡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目前国家已经将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改革列入议程，2009年5月25日，国务院通过并对外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将针对收入分配问题出台新的改革方案，以控制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改革方向还是要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初消费需求为重点，逐步调整国民收入格局，使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
首先，要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工资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秩序规范、激发活力、注重公平、监管有力的工资制度，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要研究央企高管薪酬制度，研究出台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以及工资法。要引导企业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确定科学的工资标准。提高技术岗位、关键岗位、高素质、短缺人才的工资水平，建立岗位工资水平合理增长和调整的制度，实行竞争上岗，岗变薪变，个人工资与劳动贡献紧密挂钩。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长效增长机制。
其次，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应增加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政府投资应适当向重大民生工程倾斜。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增加政府用于再分配的资金总量。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
再次，要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不仅仅表现为收入差距，居民的财富占有形态呈现多样化，对贫富差距的税收调节应是全面的。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对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可以引导富人向社会转移财富。个人所得税收入中，高收入者的贡献率并不高，相反，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垄断性行业的职工不仅在职时能领取很高的收入，而且退休后通过企业年金等形式也能领取丰厚的退休收入。因此，需要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以及完善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加以解决。
再则，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控制和调节。对于某些垄断行业普遍存在的职工工资畸高现象，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其采取工资总额“零增长”对策，即在今后三年内，这些行业在工资总额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工资制度改革，拉大不同岗位人员的收入差距。三年之后，可根据其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完成情况及人工成本、劳动力市场价位等，决定是否增加工资总额。同时，国家应当运用税收、金融，物价、计划以及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限制超额利润，以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从长远而言，应加大国有独资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大力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国有企业现金分红必须纳入到财政预算或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最后，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