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融轻实业

第一，这个领域的国家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近年来，在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横行起来，犹如“华尔街”突然闯入了中国的经济领域。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是英美国家）开始流行之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代人，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领域是不开放的。到1990年代，中国经济体全面开放，但金融领域管制非常严厉。尽管有了松动。浙江“吴英案件”足以说明ZF的意向。但这些年来，政策形势发生了激进的变化。尽管从理论上说是要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但在实践层面，金融领域呈现出无ZF状态，出现“有开放而无规制”的现象，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政策层面也可能涉及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误判。如果ZF为了发展金融业而对其抱“先行先试”的态度，还不算那么糟糕，因为ZF对这些后果是有意识的。但如果ZF已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金融业而轻视实体经济，从长远看，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第二，政策也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认同和论证，具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至少在金融领域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学界和政策界在资本的大力支持下，大力鼓吹金融自由化。从海外回来的各种人才很多不仅鼓吹金融自由化，本身也设立了不少“资本运作”企业和公司。在实践层面，他们不断和各级领导层接触和鼓吹，导致了资本和权力结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抵挡这一趋势。

第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动力。这些年尽管出台了诸多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因为政策本身或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很多政策很难推行下去，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速度超越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运作”成了有效的手段，因为“资本运作”往往在体制外产生，不受或者少受既得利益的阻碍。而且，通过“资本运作”的经济活动来得快，能有效促成经济增长。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通过“资本运作”似乎成了“发财”的最重要手段。

第四，资本缺少有效的投资空间而转向金融。旧的投资领域趋于饱满，产业升级缓慢，整个社会又缺失投资未来技术的精神和动力，因此，金融投机成为新的投资领域。

第五，企业家的代际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大都从事实体经济。但现在出现代际变化，新一代企业家所接受的教育、企业家精神和投资偏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到，一般所说的“富二代”大都在玩金融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各种形式的互联网金融、网络经济（如“网红”）等都是他们“创意”的产物。

第六，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经受商业社会的洗礼，缺少一般的金融常识，同时又怀着尽快发财的梦想，很难抵挡得住资本的鼓动和诱惑，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加入“金融投机”的浪潮。这些年下来，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今天的各种“资本运作”活动，牺牲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从事“资本运作”那些人的利益。尽管金融丑闻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仍然乐此不疲，加入“自愿”被欺骗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