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之‘山’‘海’经”栏目自设立以来，已推送了两篇管理学研究者的求索心得。该栏目的推送文章均来自周南教授的新作《登山观海》，其中收录了40位教授，72位讲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5位在企业和政府工作的管理人员，29位博士研究生撰写的在学问之路上的教训、困惑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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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不同资历的“学问人”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待类似的问题又会有不同的视角，之前分享了两位资深教授的文章，今天要分享的是“敢于直言”的韩巍老师的文章。周南教授评价韩老师：思想深刻，敢于直言，做“ 自己 ‘想为’的事情”，希望涌现更多像韩巍一样用“心”做学问的学者。今天就随小编一同感受韩老师的研究心境吧。

文|韩巍

　　30岁之前，我热衷于管理实践；30岁之后，开始在管理学术中找到乐趣。我早就认为管理知识不该向（自然）科学靠拢，也非常认同赖特·米尔斯的说法，“与‘社会科学’相比，我更喜欢‘社会研究’这个术语（《社会学的想象力》，第23页）”。我天然地排斥哈耶克所批评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对管理世界中“寻求真相”（To Seek the Truth）的诉求表示怀疑。直到今天，尽管我能接受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主张，试图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化过程—情境”复杂性中挖掘深层次的机制，但内心更向往管理研究能够对美好的人类组织、社会生活有所“启发”。

　　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原本鲜活、独特的组织、社会问题时，总习惯于从西方的“前沿”出发，从英语世界的文献“缺口”入手修修补补；总习惯于用抽象的“概念”来思考和表达，却很难把概念的内涵与概念间的关联还原为我们所熟悉的“经验事实”。而一旦进行这种尝试，又不时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面对一些大名鼎鼎的“专家”，如果你有勇气忽略他们关于如何发表高水平论文的精彩心得，而倾听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看法，会倏然产生一种从“庙堂”跌落到“街头”的挫败感。管理学者就生活在一个被专业术语主宰的世界中，只剩下在抽象符号里徘徊、呓语吗？

　　我们活在当下，但学问是做给历史的。记得周南老师很喜欢我的这个说法。今天，作为一名中国的管理学者，除了“要适应”现行的评价标准，或许还有几件事更接近对生命意义的诠释：

尽量做有诚意的研究，不是跟谁较劲，而是源于“自我意识（存在感）”；不是什么追求真知，而是为了免于欺骗。

尽量建构一种平衡的知识谱系，它涉及“科学哲学—理论—研究对象—匹配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必要的反思（Reflexive Thinking）”。学者们都该清楚，无论这个共同体现在如何人多势众，如果缺乏审视和批判，学术尊严就难以保障。况且，这种知识结构还会帮助我们形成对问题重要性的独特感受，也会抑制我们粗糙表达的冲动。

尽量接近经验世界（What’s going on here or there），要直面现实，努力成为一个管理现象中的知情者、明白人。至少先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从自己最熟悉的组织实践出发。倘若我们的专业知识无助于改变管理学院、大学的种种难堪，又如何贡献于其他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持续进步呢？

尽量理解中国问题的独特性，选择适切的分析单位和研究方法。中国组织管理中的很多问题，涉及“个体—群体—嵌入性”的复杂系统，未必是最流行的方法可以胜任的。我们需要扩展视野，学会包容，敢于尝试一些更有“解释力”的研究途径。

尽量避免滥用既有的理论视角剪裁现实以自娱。这种游戏做起来容易，但除了发表，还要想想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尽量提出一些对理解、改变现状有启发的洞见。中国组织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太多了，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太多了。以领导力研究为例，少一些追赶时髦观点的X型领导者研究，深入思考一下领导者背后的“权力意志”吧。

　　最后，我想说，不是为了熙熙攘攘“该为”的事情，而是为了自己“想为”的事情。先要对管理学知识有一些基本的鉴别力，这跟“面子—尊严”有关；再弄明白几条人类合作的基本道理，这跟“能力—智慧”有关。总之，不那么情愿忍受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好的管理研究应该是，“精彩的问题—逼真的场景—条理的分析—深刻的诠释”。这是我对研究的理解。

周南感言：“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宋·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韩巍人才难得。他思想深刻，敢于直言，在心里“向往管理研究能够对美好的人类组织、社会生活有所‘启发’”，做“ 自己 ‘想为’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像韩巍一样用“心”做学问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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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登山观海：146位管理学研究者的求索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