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要追求财富？因为人们想享乐。财富能够带给人们想要的一切，享受自己的“美好”生活。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帝王，他整日胡作非为，不尽心朝政。纣王还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宫室。他还下令用酒装入池子，把各种动物的肉割成一大块一大块挂在树林里，这就是所谓的“酒池肉林”，以便一边游玩，一边随意吃喝。同时又叫祼体男女互相追逐嬉戏，生活靡烂荒淫至极。

早在商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很贫乏，认为能吃上肉，能喝上酒就是最大的享受了，于是“酒池肉林”就可以形容商纣王的奢侈，中国古人并不知道如何能够获得财富，他们认为权力和等级是保障获得财富的条件。于是为了追求财富，他们会努力地提高自己自社会中的地位，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当遇到改朝换代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博得自己的官爵。可为足够的惨烈，足够可歌可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人开始迷恋于“财神”，他们认为是“财神”在分配人世间的财富分配，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他们会贿赂“财神”，希望“财神”能够显灵，偏向自己一点，让自己所分到的财富多一些。

在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世界，也不知道财富是怎么来的，而希望念上咒语就能让财富自动地留向自己，那个流传了不知多少年的“阿里巴巴传说”不知给多少渴望获得财富的人以鼓舞。欧洲人更希望能够找到“海盗”藏宝的地方，让自己一夜致富。

在中国的古代，即使你有了财富而没有社会地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在汉初，曾经规定，商人不可以坐马车，不可以穿绸缎的衣服。汉初的“休养生息”造就了一批商人，他们很快的积聚起财富，但是却不能把自己的财富用于个人的消费。在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下，消费、享受生活是与等级相联系的，于是大家会不余遗力地向上爬。从汉朝起买官鬻爵就成了朝廷创收的手段之一。

重商主义起源于15-18世纪，14、15世纪到16世纪末的欧洲，在经济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意大利，随后在西北欧出现。在城市，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商业资本迅速发展。

随着资本的萌芽，之前的源于自然经济的经济理论不再适用了，最为突出的表现为财富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

15、16世纪以后，欧洲人发现财富来源于商品的买卖中，商品交换必然带有的差价似乎是财富流通的真谛，于是在欧洲商品经济的萌芽时期“重商主义”也开始抬头了。

重商主义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者看到的是商品的流通，在一卖一买中财富产生了，通过贸易壁垒，保证“国家”的富强。

重商主义出现在古典经济学之前，其持续时间几乎与古典经济学相当，在古典经济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生产对于经济的贡献，因而重商主义只从商品的流通领域考察经济，比较关心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这无异于比认为财富来源与权势或神灵进步得多，靠现实的交易获得和分配财富总比求助于虚幻来得现实。但是你要通过交换获得财富，你首先应该有可供交换的商品，商品的生产于是显得重要了起来，到了18世纪，在欧洲另一种注重生产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出现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
      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主要成果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问题。它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到李嘉图结束，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

    古典经济学较重商主义的进步之处就在于把生产引入了经济学的范畴，古典经济学产生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商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而不可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于是一种注重于研究生产领域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产生了。

为了研究生产领域，绕不开的就是劳动，在古典经济学出现的时候，人们并不清楚商品的生产何以产生价值，但又要对这一经济现象加以解释，于是劳动价值说产生了，尽管不是很准确，但总算是对生产与经济的关系给出了一种解释，并且这样的解释影响了人类几百年，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经济学出现之后，才宣告古典经济学的失败。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完全避开了劳动价值说，以新的视角对经济做了重新的认识，现代经济学的出现更接近经济的本质，因而被欧洲及世界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并得到了发展。

所以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经济学一样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历史的意义当中，而根本不具备现实的意义，古典经济学者的失误对于经济的破坏是巨大的，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说更多的是来自于想象而不是来自于经济的实际，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很紧密。也正是由于其劳动价值说的虚构的成分，为一些古典经济学者发挥其想象预留了广阔的空间，而更使得后期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述不知所云。因为后期古典经济学家们传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似乎很有“道理”，而更具有欺骗性。

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它引入了劳动和生产到经济领域中，于是一种以劳动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开始占据了经济领域长达几百年，只有当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才宣告了古典经济学的失败。

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进步表现在以平等的理念来分配财富。在商品的一买一卖中，要求买卖双方的地位的平等，而不是依靠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获得自己的财富。

在缺乏平等意识的中国古代，一个人的财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分不开的，为了显示社会地位的不同，服装的颜色、帽子，甚至丧葬的规格都有规定，等级制度无处不在。为了自己的地位得以提高，即使活着的时候不能获得，死后也要显得隆重。

汉代人相信人死灵魂永存，还会在另一个世界像活人一样继续生活，因而注重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为了使死者能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墓室的形制和结构尽量模仿现实中的房屋，随葬品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工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家禽、牲畜之类也制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完全用现实生活来为死者构造地下世界，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这种现象在许多汉墓中均有发现，如古城汉墓，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彻多室墓，由墓道、通道、前室、后室和耳室几部分组成。出土器物有釉陶仓、釉陶井、陶狗、陶鸡、五铢钱等。
    汉人也相信“人死为鬼，有知”，可降福生者，亦可祸害生者，那么为求死者对生者的保佑，祭祀就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上至皇帝，下迄百姓，乐此不疲。西汉帝陵园中有寝，陵外立庙，均为祭祀之所。班固《汉书·韦玄成传》载：“园中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到东汉时，陵园礼制除维持西汉礼俗外，开始举行规模空前的上陵礼。官僚地主在坟墓前建有大规模的祠堂，作为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之场所。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家庭贫寒者，虽无力造祠堂，但仍要定期到祖坟吊祭，俗称“上冢”。如汉武帝时的朱买臣，家贫，靠打柴为生，其妻去而嫁于他人。一天，“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其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

为了死后自己的地位的提高，有的死者偷偷穿上了代表皇权的黄色衣服下葬，这在活着的时候是要杀头的。正是因为平等的理念开始流行于文艺复兴的欧洲，才有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出现，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平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关注生产领域，“就古典经济学而言，它的历史背景是自然科学大发展、社会科学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是思想启蒙、科技革命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尽管‘政治经济学’一词在重商主义已经提出了，并首先出现在法国；但是，只有当这一名词在1776年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第一次引入到英文文献后，才获得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只有在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才正式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其后英国大学开始指定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此后的100年间政治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既定名称。

其次，英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新的经济学体系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在整个17世纪，英国在欧洲都算是落后的：商业上落后荷兰，制造业落后法国；相应地，英国重商主义者极力强调国家保护，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为工商业发展服务。但是，自英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并为其工商业发展保驾护航后，英国的工业就取得了飞速发展，到18世纪中叶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都居第一位；此时，英国的工商业不再寻求国家保护，政府的行为反而束缚了自身的竞争灵活性。而且，此时正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工业蓬勃发展，许多商人都变成了产业资本家，以前分离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日渐统一，流通过程成为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资本家迫切关心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重商主义就加速瓦解了，而重农主义对工业的忽视也越来越不符合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时，一群学者开始更广泛地思考经济的实质。同时，各种科学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并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尽管古希腊已经存在的理性主义两大传统得到了重新凸显，但是，经过英国和法国的发展，这两种理性类型开始具有国别的标志：撒克逊传统和高卢传统。撒克逊传统不相信理性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认为理性无力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而强调理性本身于文明的演化相互成长，一切社会进步都必须以传统为基础；同时，它把有关行为的理论和有关人们判断行为的理论区分开来，重点考察后者，认为人们之间必须相互合作，社会现状是人们社会行动无意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可以设计和刻意追求结果。正因如此，英国就产生了不同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它更加注重思想的渐进性，这对经济学思想也产生巨大影响，这充分体现在配第、洛克、休谟等身上。正因如此，在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过程中，英国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方式：法国彻底否定商业的作用而转向自然提供的纯产品，英国则在保留商业存在的情况下发展制造业。显然，英国走的实际上是边际增量的发展之路，从而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及新兴工业革命相综合和互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古典经济学。”（1）

古典经济学脱胎于重商主义经济学，其社会环境主要以封建专制的“国家”为依托，不可避免的更加醉心于“政治”，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与“政治”划清界限，以至于你读古典经济学的书你都不清楚你是在读一本经济学还是在读政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