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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对于明清史中中国与海外的接触，论者常囿于西方标准和现代性叙事，批评中国当时的“顽固”、“保守”和“封闭”，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评价，尤以“闭关锁国”叙事为甚。而在本文看来，此种批评眼光只不过是站在今人立场上的后见之明，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因果回溯和是非判断，缺乏对具体历史环境的深刻考察。文章选取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作为切入点，分析清廷拒绝英国一系列贸易要求背后的政治、经济考量。从而把这个传统上被用来证明“清帝国”停滞没落的标志性事件，置入17、18世纪英国向东亚进行殖民扩张和清廷对此的警觉和抵制这一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其历史视野，值得人们深思。


1793年，英国借口给乾隆皇帝祝寿，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通商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有关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的通行结论是：2进入18世纪末期，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是一次寻常的官方交住，而是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交手，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相遇。英国使团的主要使命是要同中国发展友好正常的经济外交住来，实现自由贸易。3因此，对中国而言，这次中英接触是一次难得的搭乘近代化文明列车的历史机遇。但是，乾隆皇帝坚守传统的闭关政策，坚拒马戛尔尼提出的诸多合理建议，因而使中国失去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变的重大历史机遇，并为后来的西方侵略种下了祸根。

把西方标准和现代性叙事如此明确而彻底地贯穿于一个历史个案的分析之中，这即使在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中也是不多见的。当然，无论西方视角还是现代眼光，都未尝不可用于评判历史的是非得失。但是，历史学的目标和责任，并不仅是根据历史尘埃落定后的结果，对于古人的所作所为根据某一特定视角，去做“事后诸葛亮式”的因果回搠和是非评判，而首先应对前代或古人“不得不如此”之举措，有一“真了解”。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与所论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4

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真了解”不仅指尽可能地还原古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从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展现的方法论追求来看，还包含一种明确而自觉的世界性视野和眼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不仅把唐代政治变迁置诸帝国内部“种族文化”、“政治革命”、“党争分野”的多重复杂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从7到9世纪东亚大陆诸民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的宏阔视域，解释唐帝国兴衰的由来。易言之，他从还原当日唐人所处的国际格局来解释李唐帝国的兴亡。5

与千余年前的唐朝相比，18世纪马戛尔尼来华时的中国已经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于马戛尔尼来华史，更应从当日清人所处的世界环境入手，探寻研究清政府有关对策起因。其首要的问题不是批评清朝如何丧失两个世纪以后人们心目中的“机遇”，而是要弄清并揭示当日世界格局是否向中国提供了这种机遇？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很少为时下大多数有关论著所注意。。。。。。。

特别感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声称，鸦片战争后固然是洋人不能平等的对待我们，但在鸦片战争前，则是我们不能平等地对待洋人。27但是，上述分析表明，康乾时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还没有一种后世所说的平等观念去处理国家间关系，因此也谈不上中国是否平等地对待洋人。相反，那是一个充斥排他性的贸易垄断和没有真正游戏规则可言的血腥竞争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中，善意的开放并非如20世纪后半期史家所预期的那样，带来的可能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引狼入室。

印度即是一个例证。相对于同时代的清朝，17、18世纪处于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对西方商人的接受度要大的多。从17世纪开始，印度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西方商人的贸易触角不仅伸到沿海地区，更深入到内地。但是，印度的慷慨并未换得西方对印度独立主权的尊重，而是激起其更大的贪欲。英、法等国一方面利用与印度的贸易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又无不利用商业贸易渠道对印度进行政治肢解，他们公开或隐蔽地支持印度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对抗，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到19世纪，英国终于完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28

印度的悲剧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诸多政治、经济因素，更在于对西方势力的迁就。布罗代尔极为感慨地写道：印度的悲剧“出自他们的迁就与软弱”。29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在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国家一旦允许西方商业势力肆意渗透和扩张，那将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到18世纪末期，清朝政府已通过传教士和进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英国在印度的扩张行径。因此，当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并向清朝提出通商要求后，自然引起乾隆的警觉。他自然会考虑英国人在通商要求背后的扩张图谋，并因此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详后)。

相形之下，中国对于外商的确没有印度开放，至少西方商人的影响仍限于有限的沿海口岸。但是，清朝并没有限制外国来华贸易的范围和数量，或将贸易特权授予特定国家，而是准许各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显而易见，恰恰是日后被斥为保守封闭的清廷的外贸政策，却使得许多西方的弱势国家能够开展与中国的贸易。葡萄牙在澳门的商业利益即是一个例证。早在17世纪，葡萄牙已沦为西方的二流国家，一些新兴列强如荷兰、英国一直觊觎葡萄牙在澳门的特殊地位，多次派兵进攻澳门。但是，他们因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始终未能成功地取代葡人在澳门的地位。30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早就注意到中国在18世纪遏制西方列强贸易垄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自由进入广州，这就使得那些老的公司独占好望角以东航海权的企图化为泡影……。对于欧洲小国来说，这项贸易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不用支付那种在殖民地贸易中通常数额巨大的间接费。”31

奇波拉的观点表明，那种将18世纪后期中西贸易发展的障碍归咎于清朝外贸体制的说法，实际上是相当不公允的。同时期中西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根据英国学者马士提供的材料显示，英国驶入广州的商船数量从1760年的9艘增加到1810年的24艘，运货数量从1760年的4000吨增至1810年的27000吨，英国对华贸易额在半个世纪中增加了近3至4倍。32而且，对华贸易也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的商业利润来源之一。用50年代研究中英贸易关系史的学者格林堡（Greenberg）的话，英国东印度公司“是靠胡椒哺育起来，而它的成熟又是靠（中国输入－－引者案）茶叶喂养的。”33因此，东印度公司甚至认为，现行的中英贸易格局已经相当成功和有效，“拥有多方面的发展潜力”，无须改变现状。他们甚至一度担心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计划会有损于公司的在华利益，因此对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实施甚不以为然。34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英国商人在国会作证时一致认为，广州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自由和方便的城市。35如果清朝的贸易体制果真如蒋廷黻和阿兰·佩雷菲特们所言，是一道横亘于中西贸易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那么，又如何解释18世纪后半叶中英贸易的迅速发展呢？又何以理解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对当时中英贸易现状的正面评估呢？

总之，对于18世纪的西方而言，贸易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挑战他国贸易垄断的话语，以贸易独占和殖民征服为基础的重商主义才是通行的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无节制地允许西方商人在华活动。因此，从所谓的贸易自由和相互平等交往的原则评判清朝贸易体制的得失，至少是一种时空错位的非历史主义的诠释。

每日一书 | 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


近代以来，帝国逐渐让位于民族国家，中国也经历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在本书中，作者试图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理解中国为建立现代国家和文明所做的各种努力，探索是什么使得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如此独特。本书对帝国、民族国家、主权、革命、现代性等主题的宏富而精微的讨论，将会给读者以极大的启发。

前言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第二章 另一种民族国家
第三章 主权关系并非绝对
第四章 革命是新的天命
第五章 现代性、国家与文明
附录 天下——境外看中华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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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好！！请教

柄谷行人 | 资本—民族—国家：交换的诸形式


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一书中“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一节。柄谷行人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从经济交换的角度考察了“国家”和“民族”的起源，然后又提出了他对超克当下为资本所宰制的民族国家的方案，即通过以“互酬性”原理为基础的第四种交换方式建立一种名之为“自治主义”的组织形式，克服对财产的私人占有，以期达成共享财产与互相扶助的目标。作为一种理论方案，柄谷的思想有其独特之处，但他对民族国家的非难，值得我们认真批判。贬低民族国家，提倡“自治主义”，这是当代西方左翼的一大特色。但这种思想倾向往往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激进姿态而已，欠缺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因此也就无法正视民族国家在当前历史阶段中存在的合理性。这一点是我们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通常，国家和民族被看成是有别于经济的，处于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但我认为应该将它们当作广义上的经济问题来对待。也就是说，要将国家和民族作为植根在与商品交换不同类型的交换中的东西来把握。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的看法，国家和民族这样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的下层构造（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下层构造所决定，但拥有相对的自律性。我的意见则不同，我认为那种看法只是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果即商品交换的经济占主导时所见到的东西。交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只有商品交换才被看作是“经济的”，其他类型的交换都被当成了政治的或文化的东西。
只要持这种看法，国家和民族就会被神秘化。它们被认为与经济那样在物质上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然而，尽管它们并非商品交换，却是从其他交换类型中产生出来的。大致而言，交换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图1、图2）。。。。。

学习《资本论》的参考书目（阿尔都塞）

理解马克思的方式有很多，有依循思想史传统阅读的，有抱着一本“巴黎手稿”解释世界的，也有宣称“我不读马克思”却通过他人之论述妄加评判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一生都在同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战斗，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科学性质。本文为阿氏为《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所写序言，阿尔都塞强调，《资本论》才是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判断的依据。
这篇序言堪称“阿尔都塞手把手教你读《资本论》”，阿氏将“无产者”设定为首要读者去言说，语言通俗易懂，将阅读过程可能出现的困难、阅读的必要步骤等等“注意事项”罗列出来，并附有一个“学习参考书”（见今日推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纯学术来研究。他强调了《资本论》的阶级立场、与国际共运发展的联系、以及在科学性和斗争性上的统一。同时他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断裂”，并厘清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也为我们指出了马克思“是朝哪里走的”。
今天是阿尔都塞逝世26周年纪念日，保马特推送本文以表纪念。本文原载于《立场》（1976年），中译本出自《列宁和哲学》（台湾远流出版）。

路易·阿尔都塞 著
杜章智 译

在法国出版史上，现在广大读者是第一次能够读到《资本论》第一卷。

什么是《资本论》？

这是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为了这部著作，马克思贡献出了他在一八五〇年以后的整个一生，他个人和他家庭的生活，大半都是在苦难中渡过的。

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作出判断的根据。要对马克思作出判断，只能根据它，不能根据他早先还是唯心主义的“早期著作”（一八四一~一八四四年），也不能根据像《德意志意识形态》[1]，或者甚至像《大纲》（已译成法文，但用了一个错误的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2]那样还很含糊的著作；甚至不能根据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3]，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用很含糊的（因为是黑格尔的）词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应与不对应”的“辩证关系”。

《资本论》这部巨著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史上的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即概念体系（因而是科学理论）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大陆”的领域向科学知识敞开大门。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大陆”向科学知识敞开了大门；数学大陆是由希腊人在公元前五世纪敞开的，物理学大陆是由伽利略敞开的。

我们还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决定性发现的规模并从中得出所有的理论结论。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范围较小）的各个领域工作的专家们，例如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宗教史家等等，甚至语言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所有这些专家都应该知道，除非他们承认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必不可少，他们就不可能在他们的专业中得出任何真正科学的认识。因为这基本上是使他们工作所在的“大陆”向科学知识敞开大门的理论，直到现在，他们在这个“大陆”上所得到的还只是一些很初步的知识（语言学、精神分析），或一些知识的因素或萌芽（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个别章节），或一些简单幼稚的不能称之为知识的幻想。

只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士们从《资本论》中得出了结论：他们承认它关于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说明，从而联合成从事经济的阶级斗争的组织（工会）和从事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组织（社会党，共产党），他们采取群众的斗争“路线”来夺取政权，并对他们必须在其中进行战斗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作为执行路线的根据（这种“分析”需要正确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概念于“具体情况”）。

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专家们对一部包含着他们的专业所需要的理论的书不能理解，而工人运动的战士们尽管有很大的困难，却反而理解了这部书，这说起来是很荒谬的。然而这个荒谬却很容易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他的著作中[4]都对此作了说明。

如果说工人们这么容易“理解”《资本论》，那是因为《资本论》用科学术语叙述他们所关心的日常现实，即他们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受到的剥削。正因为如此，《资本论》这么迅速地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圣经”（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是这么说的）。相反，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们，过去和现在都那样难以“理解”《资本论》，那是因为他们从属于统治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直接介入他们的“科学”实践，歪曲他们的对象、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方法。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专家不怀疑，也没有能力怀疑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控制是如何强大和如何复杂。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专家没有能力批评他们所抱有的和所维护的幻想，因为他们简直被这些幻想蒙住了眼睛。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专家没有能力实现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的革命，以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使他们的实践最终成为科学的实践所必需的理论。

所以，当我们谈论解读《资本论》的困难时，必须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解读《资本论》的困难有两种类型，彼此毫不相干。

第一种困难，是绝对决定性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因而最终是政治方面的困难。

《资本论》的读者有两种，一种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经验（首先是直接生产中的无产者或工资劳动者，但是也包括根据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而有细微差别的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另一种没有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经验，相反，他们在实践和意识中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第一种读者对理解《资本论》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因为那是对他们的具体生活的直接了当的讨论。第二种读者对理解《资本论》有很大的困难（即使他们很“博学”，我甚至要说，特别是如果他们很“博学”），因为《资本论》的理论内容与他们头脑中的思想，即他们自己的实践中“重新发现”的思想（因为他们把这些思想首先放在实践中）在政治上是不能相容的。正因为如此，《资本论》的第一种困难最终是政治方面的困难。

但是解读《资本论》还有另一种与第一种困难毫不相干的困难，第二种困难，或理论方面的困难。

在这种困难面前，同样的读者又分为两类。那些习惯于理论思维的人（即真正的科学家），对解读《资本论》这样一部理论书，没有或者不会有任何困难。那些不习惯于搞理论工作的人（工人，以及许多虽然“有文化”，但没有理论修养的知识分子），对解读《资本论》这样一部纯理论的书必定会有很大的困难。

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在这里用了条件式（不会…会…）。我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一种现象，它比我刚才讨论的事情甚至更吊诡，即某些没有理论阅读训练的个人（如工人）甚至比某些在纯理论方面有专门训练的个人（如科学家，或者很有“文化”的冒牌科学家）在解读《资本论》时遇到的困难更少。

的确，对于解读《资本论》最终真正有决定意义的困难，不是理论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讨论《资本论》作为一部纯理论著作所出现的特殊类型的困难。

大家知道，没有相应的科学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即不可能有产生新的科学知识的实践，因此一切科学都有赖于它自己的理论。至于这个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面目全非，则毫不影响这个原则。

那么，这种对于每一门科学都必不可少的理论是什么呢？是基本科学概念的体系，这个简单定义的提法提出了每种科学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1）基本概念，（2）它们的体系。

这些概念就是概念，即抽象的概念。理论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要学会进行抽象，这种学徒式的训练（这的确是一种学徒式的训练，可以和任何其他行业，譬如锁匠的学徒式训练相比），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由数学和哲学提供。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还告诫我们，抽象不只是理论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是他的分析方法。实验科学有“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没有“显微镜”，它必须用抽象来“代替”“显微镜”。

请注意，科学的抽象丝毫不“抽象”，而是完全相反。譬如说，当马克思说到总的社会资本时，谁也不能“用手摸到它”；当马克思说到“总的剩余价值”时，谁也不能用手摸到它或计算它，然而这两个抽象概念却表示实际存在的现实。使抽象具有科学性质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表示的是肯定存在着但又不能“用手摸到”或者“用眼看到”的具体现实。每一抽象概念因此都对它所揭示的现实提供一种知识：一个“抽象概念”就是一个提法，表面上很抽象，实际上由于它所表示的对象而非常具体。这个对象比人们能“用手摸到”或者“用眼看到”的对象要更具体、更实际得无可比拟，然而人们不能用手摸到或者用眼看到它。例如，交换价值的概念、总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这一切都是很容易解释的。

第二点：基本概念以体系的形式存在，这才成为理论。理论的确是基本科学概念的严密体系。在一种科学理论中，基本概念没有任何既定的顺序，但有严密的顺序。所以必须知道这种顺序，并且逐步学会严密的实践。严密（体系的严密）既不是幻想，也不是虚有其表的摆设，而是一切科学、任何科学实践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在他的《跋》中所说的科学理论“叙述方法”的严密。

我们在说这点之后，必须知道《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分析的对象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对象。的确，不论表面上怎样，马克思并没有分析任何“具体的社会”，连他在第一卷中经常提到的英国，他也没有分析，他分析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已。这个对象是一个抽象的对象，这意味着它非常真实而且从不以纯粹的状态存在，因为它只存在于各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地说，为了能够分析这些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法国、俄国等），必须知道它们是被那种（肉眼）“看不见的”非常具体的现实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统治着的。“看不见的”也就是抽象的。

当然，误解还远不止此。有些并非困难的困难就是由这些误解引起的，我们必须极端小心才能避免。例如，我们不应该设想马克思在讨论英国时是在分析英国的具体情况。他讨论英国，是为了“以实例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理论。

概括地说，解读《资本论》的确有一种理论方面的困难。它在于理论或理论分析的基本概念的抽象性质和体系性质。必须认识到，这是只有通过在科学的抽象和严密方面进行学徒式的训练才能克服的真正困难。必须认识到，这种学徒式的训练不是很快就能够完成的。

因此，给读者的第一条忠告是：时刻牢记《资本论》是一部理论著作，它的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

第二条忠告是：不要把《资本论》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书，也不要把它看作是“经验的”政治经济学的书（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名词的理解）。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书。历史学（具体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经验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

第三条忠告是：当你在解读中遇到理论方面的困难时，要承认这个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步骤。不要性急，要回过头去细心地慢慢地解读，直到你读懂了再往下读。要知道，如果你希望能够解读理论著作，那么在理论方面进行学徒式的训练就是必不可少的。要认识到，如果你严肃认真地尊重上述条件，那么你就能够在走路中学会走路。要认识到，你不会一下子就在理论方面学会走路的，不会瞬息之间就明确无误地学会的，而只能一点一滴地学，要有耐心和谦虚谨慎。这是取得成功的代价。

实际上这意味着，《资本论》第一卷除非反复解读四、五遍，是不可能读懂的，这也就是在理论方面学会走路所需要的时间。

这篇序言想给读者指出在理论方面如何迈出头几步。

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想先向打算解读《资本论》的读者说几句话。

这些读者可能包括些什么人呢？

1. 直接受雇于物质生产部门的无产者或工资劳动者；
2. 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从一般的白领工人到中高级行政人员、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教师等）；
3. 城乡手工业者；
4. 自由职业者；
5. 大学、中学的学生。

在要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无产者或工资劳动者中，自然有些人已经从他们在工会和政治组织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得到了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念”。当某些人由无产者变为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时，这个观念也可能大抵正确，它不会被完全歪曲。

在要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其他几类人当中，自然有些人在头脑里也有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念”。例如，大学的师生、特别是那些搞历史、经济和其他一些科目的人（众所周知，在今天的人文科学中，谁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十之八九是歪曲的。这些歪曲的观念甚至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编造出来，从那以后一直被翻来覆去地，而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变。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每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或意识形态专家[5]都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理论，编造和维护这种歪曲的观念。

这种观念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广大读者，是因为这些读者由于其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偏见对这种观念一见倾心。

这里所谓广大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因为正如恩格斯说的，无产者即使没有弄懂《资本论》中那些最抽象的论证，他们也不会“上当”。

相反，即使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会在某一方面“上当”，因为他们没有受剥削的直接经验，抵挡不住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严重影响。

因此，在这篇序言里，我必须同时考虑下述情况：

1. 有我已经指出的两种困难（第一种困难是政治方面的，第二种困难是理论方面的）；
2. 读者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读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读者，而且这两类读者的界限有交叉的地方（某些雇佣工人同时是“脑力劳动者”）；
3. 在意识形态市场上有对《资本论》的所谓“科学的”反驳，这些论点对不同读者按其阶级出身而有或深或浅的影响。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这篇序言将采取下述形式：

第一部分：向读者提点建议，告诉他们如何暂时避开一些最难对付的困难。这一部分可以很快读完，也明白易懂。我希望无产者会读它，因为这一部分我是特别为他们写的，虽然它对其他人也有用处。

第二部分：谈谈《资本论》第一卷中那些为所有反马克思主义论点提供把柄的理论方面的困难是属于什么性质。
由于谈到这些理论方面的困难的性质，以及根据这些困难编造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点的论据，这一部分读起来必然要艰巨得多。


这本就是由阿尔都塞作序的《资本论》第一卷，鲁瓦译本。1972年版。

第一部分

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不容易读懂的最大困难，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幸（或者说：幸亏）集中在这一卷的最开头，确切地说，集中在论述《商品和货币》的第一篇。

因此我的意见是：暂时把整个第一篇放在一边，而从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解读。

依我看，除非你从第二篇开始，把整个第一卷读了一两遍，否则，要开始（甚至是开始）理解第一篇是不可能的。

这不仅仅是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劝告，尽管我非常尊重我的读者，我还是准备把它作为坚决的要求提出来。

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能从实践中自己感觉出来的。

如果你从头开始，即从第一篇开始读第一卷，你不是读不懂，就是读不下去；要是你以为你读懂了，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完全可能你所理解的根本不是它本来的意思。

从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起，内容明白易懂。你立即就接触到第一卷的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无产者要理解它毫无困难，因为它只是他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阶级剥削——的科学理论。

紧接后面，是两个很有分量但很清楚的部分，即第三篇和第四篇。它们即使在今天，对阶级斗争也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篇论述的，是资本家阶级用来把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推进到最大限度的两种基本的剩余价值形式，即马克思所谓的绝对剩余价值（第三篇）和相对剩余价值（第四篇）。

绝对剩余价值（第三篇）涉及工作日的长度。马克思解释说，资本家阶级无情地竭力延长工作日，工人阶级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阶级斗争，目的就是通过反对这种延长来缩短工作日。

这一斗争的几个历史阶段是人所共知的：先是争取十二小时工作日，十小时工作日，然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最后是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争取四十小时工作周。

每个无产者都亲身了解马克思在第三篇中所阐述的内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抗拒的趋势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工作周）来尽可能增加剥削。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有的是违反现有的立法（四十小时工作周从未真正实行过），有的则是借助于现有立法（例如“加班制”）。加班制似乎要“花费资本家大量的钱”，因为加班的工资是正常工资的一点二五倍、一倍半、或者甚至两倍。但是实际上这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为由于工艺进步的速度加快，机器的寿命较前缩短了，而采用加班制可以使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换句话说，加班制使得资本家能够从“生产率”中取得最大利润。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阶级给工人支付加班费，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为了取悦于他们，或者让他们用自己的健康换取更多的收入，而只是为了更多地剥削他们。

相对剩余价值（第四篇）无疑是目前的头号剥削形式，从我刚才关于加班制所说的话中也能瞥见它的存在。它要更加微妙得多，因为不像延长工作日那样可以直接看见。但是，我们会看到，无产者对它，在本能上的反应如果不是反对它，至少也是反对它的影响。

相对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加强（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从而提高生产率。现在是向自动化发展。以最低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以取得最高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趋势。自然，这是同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同时进行的。

人们喜欢谈论现代科技中的“变革”或“革命”。实际上，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在《资本论》中又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它的“生产资料不断革命化”，而且其中首先是生产工具（科技）不断革命化。最近十到十五年中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堂皇的声明中被说成是“史无前例”，的确，最近几年事情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一些。但是这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性质的差别。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生产率由于科技发展而飞速增长的历史。

现在也和过去一样，结果是在劳动过程中采用越来越完善的机器，使得有可能在先前的一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也就是生产率发生显著的增长。但是与此相应的是造成一些加重劳动力剥削的后果（雇主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要求增加定额，一些蓝领和白领工种被消灭等），承受这些后果的不仅是无产者，而且也有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包括某些甚至较高级的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他们不再能“跟上”技术的进步，因此再也没有市场价值，不得不失业。

马克思在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中极其严密和精确地论述了所有这些情况。

他揭示了通过提高生产率进行剥削的具体方式。他阐明了生产率的提高绝不是自然而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而是完全相反，因为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正好是为了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样，马克思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夺得国家政权以前，不能指望从现代的生产率增长中得到好处。他证明了一直到革命夺取政权、打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前，工人阶级不能有别的目的，因此也不能有别的办法，而只有进行斗争反对由提高生产率造成的剥削后果，以限制这些后果（反对提高生产定额，反对不按生产率分红，反对加班制，反对以不适合生产需要为理由裁减人员，反对“自动化失业”等）。这个斗争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本文收在这本《立场》。（1976年出版）

读完第四篇后，我劝读者暂时放过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直接去读论述工资的第六篇，它非常明白易懂。

这里所说的情况，无产者也非常熟悉，因为马克思除了考察资产阶级关于对工人“劳动”是“按其价值支付”的故弄玄虚的说法以外，还讨论了工资的不同形式，首先是计时工资，然后是计件工资，这是资产阶级想要摧毁工人阶级作为有组织的阶级的斗争意志而为他们的意识设置的不同陷阱。在这里，无产者会认识到，他们的阶级斗争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这里，通过对工资即内阁部长及其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生活水平”或“收入”的研究，他们会认识到，无产者和其他工资劳动者的经济阶级斗争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以一切方式增加剥削的客观趋势的防御性斗争。

我说防御性斗争，也就是反对工资下降的斗争。当然，任何反对工资下降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现行工资提高的斗争。但是，如果只谈争取提高，那将是描绘斗争的结果，而有可能掩盖斗争的原因和斗争的目标。因为资本主义总是要无情地降低工资，所以争取工资提高的斗争在原则上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降低工资的趋势的防御性斗争。

所以非常清楚，正如马克思在第六篇中强调的那样，工资问题肯定不能通过在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当中“分摊”生产率增长（即使是惊人的增长）的“收益”而“自行”解决。工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它不是自行解决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解决的：这个阶级斗争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罢工，它们最终会导致总罢工。

这种总罢工或者纯粹是经济性质的，从而是防御性的（“保卫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增加工时和降低工资的双重趋势），或者采取政治的，从而是进攻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凡是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作的这些区别的人们，都知道政治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

经济的（工会的）阶级斗争之所以是防御性的斗争，是因为它是经济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两大趋势）。政治的阶级斗争之所以是进攻性的，是因为它是政治性的（争取由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取政权）。

这两种斗争必须仔细区别开，虽然实际上，它们总是按照具体场合而程度不同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有一点是肯定的，而且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英国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分析也表明：有意限制在经济斗争领域的阶级斗争，从来只是而且将永远只是防御性的，也就是永远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改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要诱使人们去做的事情，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讨论。一般说来，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也是如此。只有政治斗争才能逆转潮流，打破框框，从而不再是防御性的斗争而成为进攻性的斗争。这个结论包含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它也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论文中读到。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以来，这一直是工人运动中的头号问题。

读者接着可以读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它非常明白易懂。在那里，马克思解释再生产和扩大资本的基础本身是资本主义的趋势。资本家不断地把从无产阶级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无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愈多，资本就不断地“像滚雪球一般地扩大起来”。马克思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六英国的情况对此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

至于第一卷最末尾的第八篇（所谓原始积累）[6]，那里包含着马克思的第二大发现。第一大发现是“剩余价值”。第二大发现是藉以获得“原始积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资本主义正是依靠原始积累以及大量“自由劳动者”（即被剥夺了劳动手段的劳动者）的存在和技术上的发明，才在西方社会中“诞生”和成长起来。这种获得原始积累的手段是最野蛮的暴力，即通过盗窃和屠杀为资本主义开辟通向人类历史的大道。这最后一章包含着尚未被开发的大量财富，特别是这样一个命题，即资本主义一向使用了而且在宗主国的“边缘”即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一直到二十世纪还在使用着最野蛮的暴力手段，这个命题是我们必须加以发挥的。

因此，我很希望读者采用下述解读方法：

1. 在第一次读时有意把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放在一边。
2. 从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读。
3. 仔细读第二篇、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 把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放在一边。
5. 仔细读第六篇（工资），第七篇（资本积累）和第八篇（所谓原始积累）。
6. 最后，开始谨慎地读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显而易见，即使把其他各篇读了几遍以后，如果没有相当多较深刻的解释，第一篇也总是极难读懂的。

我保证，读者如能严格认真地按照这个顺序解读，并记住我所说的在解读《资本论》时会遇到的政治上的和理论上的困难，那是不会后悔的。


最近一次印刷的《阅读〈资本论〉》封面（2014年）。

第二部分

我现在来谈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不能很快读懂，有些地方甚至很仔细解读也难以读懂的那些理论上的困难。

让我提醒一下读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企图用这些困难来说明自己（但它是否真的被自己说服了呢？），似乎它早已“驳倒了”马克思的理论。

头一个困难是一般性的。它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即《资本论》第一卷只是一部共有四卷的著作中的第一卷。

我说共有四卷。大多数人知道有第一、第二和第三卷，甚至读过这三卷的人通常不会理会第四卷，即使假定他们猜想到它的存在。

第四卷的真名叫《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of Surplus-Value），法译者别出心裁，把他的译本（如果可以说是译本的话）取名叫《经济学说史》[7]，使得人们以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说起来，第四卷就只是一个“谜”了。

当然，《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唯一的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他一八八三年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的，第四卷是由考茨基（Karl Kautsky）出版的[8]。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能够说，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的确，在以后各卷还没有问世以前，它不得不“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

今天情况不同了。所有四卷都已出版，既有德文版，也有法文版。读者如果懂德文，我建议经常参照德文本来核对法译文，那会很有好处。因为第四卷是连猜带蒙搞出来的，错误连篇，第二卷和第三卷对某些术语的处理并不总是很确切，由鲁瓦（Joseph Roy）翻译的第一卷虽然由马克思亲自校订过全文，对某些段落作过修改、甚至明显的增补，但是由于马克思对法国读者的理论才能存在疑虑[9]，他有时对原文概念表述方法的精确性作出危险的妥协[11]。

若是了解其他三卷的内容，第一卷中某些很难对付的理论上的困难，特别是在著名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围绕着“劳动价值论”的一系列困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由于受黑格尔科学概念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科学都是哲学性的，因此每一门真正的科学都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开端），马克思当时认为，“万事开头难”的原则“应该适用于每一门科学”。事实上，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采用了一种基本上是由这种黑格尔的偏见所造成的困难的叙述方法。而且，马克思在赋予这个开头以“最终的”形式以前，曾把它改写了十几次——好像他所要克服的并不只是叙述上的困难似的，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让我很简略地谈谈解决这个困难的原则意见。

一向被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用来奚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价值规律”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理解。价值规律也就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劳动力的规律，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说来，这种劳动力的分配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说这个道理“每一个小孩”都能懂得，从而否定了每一门科学都必然“起头难”的说法。关于这一规律的性质，读者可以参看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和七月十一日致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

“劳动价值论”不是第一卷中唯一造成困难的问题。我们当然必须提到剩余价值的理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最讨厌的东西，他们攻击它是“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死板的”等等。而这个剩余价值的理论，也只有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即剩余劳动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理解。

剩余劳动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把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留出来以后，剩余劳动由社会（原始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分享。在阶级社会里，把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留出来以后，剩余劳动由统治阶级从被剥削阶级那里榨取走。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劳动力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商品，被榨取的剩余劳动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

这里我又不能再深入地谈，我只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点原则性的意见，要证明起来需要很详细的论证。

第一卷还包含有与上述问题或其他问题有联系的其他一些理论上的困难。

例如：关于价值与价值形式必须加以区分的理论；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理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社会需要的理论。又例如：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商品“拜物教”及其以后被普遍化的著名理论。

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真正的、实在的困难，而在第一卷中只能找到它们大致的或部分的答案。为什么这样不完备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已经写出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部分（后者是以笔记的形式）。无论如何，正如他和恩格斯的通信证明的那样，他当时至少大致上已在头脑中装有《资本论》的全部内容[11]。但是毫无疑问，马克思不可能在一部包括四卷的著作的第一卷中把“一切都搬到纸上”。此外，虽然马克思已在头脑中装有《资本论》的全部内容，他还没有得出其中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在第一卷的某些地方可以觉察得出。只是在一八六八年，即在第一卷发表一年以后，马克思才说对理解第一篇有关键意义的“价值规律”是“每一个小孩”都能懂得的道理，这决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卷的读者必须认识到：第一卷包含的某些答案，只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才提出问题，而它包含的某些问题，只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才提出答案。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跨进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大陆，这一点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实质上，第一卷的客观困难大部分是由这种“不确定的”或者说“初步的”性质造成的。因此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即在解读第一卷时要考虑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卷。

然而，还有严重妨碍解读第一卷的另一类困难。这些困难已不是由《资本论》包括四卷这一点造成的，而是由马克思的语言以至思想中残留着黑格尔思想影响造成的。

读者可能知道，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过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到这个观点正确。然后，我必须承认，我那时说这一决裂可能是发生在一八四五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显得太突兀了。有些带决定意义的东西的确是从一八四五年开始的，但是在马克思能够用真正新的概念记载下他同黑格尔思想的决裂以前，他需要一段很长的革命加工时期。著名的一八五九年《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是充满着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本身打着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印记，因为在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怀着惊叹的心情重读了《大逻辑》（Logic）。

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影响的痕迹。只有到后来，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以及《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八八二年）就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影响的一切痕迹。

所以，对我们头等重要的是知道马克思是从哪里开始的：他的起点是新黑格尔主义（这是一种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然后转到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Feuerbachianism），之后再转到充满黑格尔影响的费尔巴哈主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到一八五八年又重新发现了黑格尔。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马克思是朝哪里走的。他的思想的趋向不可抗拒地驱使他坚决抛弃任何一点黑格尔的影响，这从一八七五年《哥达纲领批判》和一八八二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在无情地抛弃一切黑格尔的影响时，继续承认黑格尔的重要功绩：是黑格尔第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

考虑到这种趋向，我们就能把第一卷中留下的黑格尔影响的痕迹看作是最终要被完全抛弃的残余。

我已在关于每门科学“起头难”的那个典型的黑格尔问题中提出这些痕迹，第一卷第一篇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这种黑格尔影响可以很确切地在第一篇马克思所用的词汇中找到。例如，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和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马克思在谈到它们时实际上却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即“价值”：一个是使用价值，另一个是交换价值。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以他特有的严峻态度公开嘲笑瓦格纳（Adolph Wagner）（那个“蠢汉”），因为瓦格纳似乎相信，既然马克思在两种场合都使用同一个词语“价值”，那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是对“价值”概念进行（黑格尔式）分割的结果。而事实只是马克思没有留意把“价值”一词从“使用价值”中去掉，没有像他本来应该做的那样简单地说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可是在一八七三年《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我们发现马克思曾承认，“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即第一篇），他甚至敢于“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结论，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改写《资本论》的第一篇，使它成为一个不再是“困难的”，而是很容易和简单的“起头”。

在第一卷第八篇第三十二章，马克思在讨论“剥夺剥夺者”时，宣传“这是否定之否定”[13]，这个轻率的说法也同样显露出黑格尔的影响。说它轻率，是因为它至今还在造成危害，尽管斯大林从辩证法的规律中删去了“否定的否定”，这一次是做到了，但是必须说，这使得有可能造成其他甚至更严重的错误。

最后一条黑格尔影响的痕迹，是关于拜物教的理论（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是最露骨和最有害的一条，因为所有的“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家都把它当作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唯心主义解释的“基础”。

读者会了解，对这些问题我不能深入地谈，因为其中每一点都需要长篇的论证。不过，我还是把它们指出来了，因为它们所浸透的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可怜人的黑格尔主义），同那非常含糊和（可惜！）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已经造成了危害。我注意到，列宁一分钟也没有受这些充满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篇章影响，否则他就不能与第二国际的背叛进步斗争，就不能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就不能带领俄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

我也注意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幸的是，斯大林把一八五九年序言当成了他的参考作品，这从《联共（布）党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中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节（一九三八）可以看出来。这种情况无疑是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个人崇拜时期”的许多事情的原因。我还要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这个问题。

让我再补充一点，要防止第一卷读者可能产生的一种很严重的误解，这与我刚才说的那些困难已毫无关系，而是与必须很仔细地解读马克思的论述有关。

这种误解涉及到的是从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讨论的对象。事实上，马克思在那里讨论的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一个给定的资本中都有一部分（譬如说40%）构成不变资本（原料、厂房、机器、工具），另一部分（在这个场合是60%）构成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花费）。不变资本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它不产生新的价值，所以就保持不变。可变资本之所以称为可变资本，是因为它产生比原来的价值更高的新价值，产生新价值的途径是榨取剩余价值（发生在劳动力的使用中）。

现在，绝大多数读者，其中自然也包括“经济学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些人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行家，一味从事歪曲，是注定要这样“疏忽”的），都以为：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有机构成时，是在建立一种企业的理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一种生产单位的理论。然而，马克思说的与这完全相反：他一直是在讨论总的社会资本的构成，不过是采用具体例子和具体数字的形式（例如，一亿资本中，不变资本=四千万，占40%，而可变资本=六千万，占60%）。马克思借用一个有数字的例子，并不是谈某一个企业，而是谈“总资本的一部分”。马克思围绕一个“具体的”（即有数字的）例子谈问题，是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为了“使他的思想具体化”，这个具体例子只是给他提供一个谈论总的社会资本的方便形式。

为此，我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在《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或资本主义消费单位的理论。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还有待于补充。

我还注意到这种混淆的重要政治意义，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计划在《资本论》中讨论“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世界的趋势。这种“趋势”最终采取了帝国主义形式。领会这一事实的决定性的政治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第一国际对这个事实就看得很清楚。

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存在于雇佣了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人是这种剥削的受害者，因此也是它的直接见证人），那么这种局部的剥削只是作为一个全面剥削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个剥削体系稳定地从城市大工业企业向农村资本主义企业扩展，然后向其他部门的复杂形式扩展（城乡手工业者、“一家一户的农业”单位、白领工人和职员等），不仅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而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后扩展到全世界（通过依靠军事占领的直接殖民剥削：殖民主义；然后是不借助军事占领的间接殖民剥削：新殖民主义）。

因此，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际，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则成为帝国主义国际，而工人运动及其伟大领袖（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与之相对应搞起了工人的国际（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阶级战士们在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1. 他们在劳动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单位）中直接受到剥削；
2. 他们不能只是在他们自己企业的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必须在他们行业的全国规模上进行斗争（工程、建筑、交通等的工会联合会），然后在全国不同行业联合的规模上（如法国的总工会），最后在全世界的规模上（如世界工人联合会）进行斗争。

这是说经济的阶级斗争。至于说政治的阶级斗争，虽然已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情况自然还是一样。正因为如此，解读第一卷时不仅必须参照《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还必须参照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章程，当然也还要参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说这些，完全不是离开《资本论》第一卷来对一本似乎只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书进行“政治宣传”。恰好相反，这是严肃对待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以惊人的发现为科学知识和人的自觉实践开辟了一个新的大陆，历史科学的大陆，而且，就像每一门新科学的发现一样，这个发现伸展到这门科学的历史中去，伸展到已在这门科学中认识了自己的人们的政治实践中去。马克思未能按照计划给《资本论》写出题为《世界市场》的一章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以与资本主义国际和后来的帝国主义国际相对应，但是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创立的第一国际，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三年就已开始用事实写这一章了，而列宁，他不仅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而且还用成立第三国际（一九一九）的行动续写了这一章。

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或者甚至“历史学家”，更不必说你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么很自然，这一切如果不是完全不可理解，至少也是很难理解的。相反，如果你是一个无产者，即受雇于（城乡）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一切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对一些人那样难，对另一些人又那样容易呢？我认为遵循某些马克思自己的作品和列宁在他的《全集》的前几卷中评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所

每日一书 |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大卫 哈维（David Harvey）

第一部 根本矛盾

矛盾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 005
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
   
矛盾2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 018
货币供给掌握在人类建立的机构如中央银行手上，而这些机构是容易犯错的。这产生高通货膨胀的危险。

矛盾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 034
我们正面临难解的矛盾，一方是冷酷和不受管制的私有财产，另一方是日趋专制和军事化的警察国家权力。

矛盾4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 050
如果想了解资本世界，不能忽略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角色的贩毒集团、军火商人，以及各种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

矛盾5 资本与劳动 // 061
既然市场体制原则上仰赖平等交换，构成利润的额外价值从何而来？必须有一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它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商品便是劳动力，而这正是资本再生产所仰赖的东西。

矛盾6 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 // 070
资本在某个时刻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在另一个时刻则是一堆生产工具（包括土地和资源），又或者是一群走过工厂大门的工人。

矛盾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 081
资本的持续流通，有赖资本成功通过两个关键时刻（成功的程度以利润率衡量）：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产，然后是市场上的价值实现。

第二部 变化的矛盾
矛盾8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 095
有些人认为新技术将创造出大量职位，足以弥补自动化造成的职位损失，但这种想法“纯属幻想”。

矛盾9 分工 // 119
财富从东方流向西方的趋势持续约两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而随着西方在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之后失去大部分动能，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体制最富活力的中心。

矛盾10 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 // 140
私有产权赋予商品主人使用该商品的垄断权力，而这种垄断力构成交换的基础，延伸出去也就是构成竞争的基础。

矛盾11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 157
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

矛盾12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 178
分配不平等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社会和历史上，资本被构建为一个支配劳动者的阶级。如果资本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

矛盾13 社会再生产 // 198
资本的历史中出现一种长期趋势：家庭劳动由市场交易取代（从剪发、外带食物、冷冻食品、快餐到干洗、娱乐和照顾老幼）。个人家庭劳动进入市场领域，成为一种私营生意。

矛盾14 自由与控制 // 218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如今提供大量方法，可帮助我们达成马克思所梦想免于贫困的自由，但与此同时，资本的政治经济法则却使得这种自由越来越遥不可及。

第三部 危险的矛盾
矛盾15 无止境的复合增长 // 246
资本可以复合增长的方式，无止境地积累和扩张下去吗？若可以，过去40年来地球上惊人的物质变化，看来必须以双倍甚至是3倍的规模发生，但这又如何办到呢？

矛盾16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 // 273
环境生态长期以来的恶性退化，才是资本几乎毫无准备的大问题，而我们也仍未创造出新的体制和权力去处理这问题。

矛盾17 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 // 293
资本生产和营销不耐用或容易过时的商品，并制造实时消费的事件和奇观，如本书稍早所述，这种发展的高潮是一种惊人的明确反转：消费者在脸谱网等社群媒体上制造自己的奇观。

结 论 幸福但有争议的未来：革命人道主义的希望 // 313
后 记 政治实践构想 // 327

每日一书 | 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

引言

第一章  士：中古統治階層的定義
第二章  任官與地位
第三章  大族：中古統治階層的概念
第四章  唐代氏族譜與身份制度的演變

第五章  敦煌唐代姓望氏族譜考釋
第六章  中古中國的氏族
第七章  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

附錄一  淺談兩個方法論問題
附錄二  唐代的官員任命及遷轉
附錄三  唐代三件氏族譜關係略考——A譜（位79）、C譜（S.2052）和E譜（池田溫據《太平寰宇記》復原）
附錄四  唐代氏族譜文本
附錄五  唐代郡望表所見氏族索引

本書試圖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晉唐之際統治階層的本質何在？正如本書第一章所云，“士”是中古時期的中國人用來指稱最高等級的社會集團時最常見的術語。但是，“士”這個術語又沒有法律的界定，它帶有極其強烈的主觀色彩，“統治階層”的定義同樣如此。除非經過縝密地界定，否則，“士”這個術語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將一無所用。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在客觀而非主觀的標準下，設法界定中古中國統治階層的概念。

事實證明，至少在從東晉至唐的時期內，政府負責編纂全國最顯赫的名門望族的氏族譜。這些氏族譜的概要幸存於在敦煌發現的寫本殘卷和宋代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的引文條目。其中一部分的史源，大概出自八世紀中葉高官李林甫編撰的一本氏族譜。這些氏族譜準確地提供了筆者致力尋求的關於人們社會地位崇高的客觀標準。筆者繼而考察晉唐時期所有宰相的家庭背景，發現這些高官顯宦的相當一部分都來自唐代氏族譜所列舉的家族。由於官修氏族譜中的成員資格不是世襲，而是在每次修訂譜牒時都必須再度確認，筆者把這個群體稱作“寡頭階層”（oligarchy），而非“貴族階層”（aristocracy）。因此，我已經解答了序言伊始所提出的問題。但是，另一個問題隨即產生：在宋初的政治精英中，我們沒有發現中古大族子弟的身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問題是極其複雜的。我在本書末尾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回答，但是，我隨後通過考察一個典型大族高門——趙郡李氏——的命運，再次給出明確的答案。通過這篇論文，我確切地證明，這個家族儘管在九世紀依然顯赫尊貴——他們在前半葉湧現八名宰相，包括著名的政治家李德裕——但是，他們隨即衰微凋零，在十世紀中葉連續兩代都消失在歷史記錄中。他們自云趙郡李氏的現象，出現在十世紀下半葉，不過他們關於血統來自唐代高門大族的自稱，可以證明出於偽託。偉大的趙郡李氏，和其它高門大族一起消亡殆盡。

這篇論文對宋史學者影響甚大。正如我的興趣曾經集中於中古統治階層的本質一樣，宋史學人也希望洞悉宋代統治階層的性質。從事中國史研究的所有學人，幾乎都認為中國社會的性質在八世紀至十世紀之間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我已經闡釋了唐宋變革之前統治階層的性質；而年輕的宋史學者，在哥倫比亞大學韓明士（Robert Hymes）和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Bol）的帶領下，從事唐宋變革之後統治階層的考察。他們堅信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他們認為，宋代形成的統治精英在接下來的十個世紀中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就在那時，較之唐代及以前朝代研究的情況，宋史的研究更為活躍。我越來越熱衷於“唐宋變革論”（Tang-Song Transition）的話題：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變革，標誌著中古中國的終結和近世歷史的開端。但是，與此同時，我的學術興趣發生更深層的變化。我發現關於大族門閥研究的局限性太強了。我們要理解中國史，似乎顯然要超越政治社會精英的考察範圍。但是，幾乎很少有學人考察平民百姓——他們目不識丁，從未參加科舉考試；他們胸無點墨，不會用文言文書寫文章；他們不受法律保護——的思想和信仰。這個領域非常重要，又被學者廣泛忽略，於是我對此產生強烈的興趣。

接下來的主要問題就是搜集原始文獻，我知道一批文本並不出自上層階級之手，和其它資料相比，其優勢就是其形成的時間甚早。這些文本正是敦煌文書。文書中故事的主旨就是供非精英的人群閱讀或聆聽，其功能是進行道德說教和怡情悅性，這些故事就是變文。變文由精英人士所撰寫，故屬於精英的文化範疇；但是其內容絕對是通俗的。因此，變文佔據了文人精英和文盲村民之間的文化空間。其中一份變文極為有趣，我撰寫了一篇長文進行討論：“伍子胥變文及其史源”。我在文中揭示，這個故事既源於經典文獻，又結合伍子胥被奉為杭州潮神的口述傳統。因此，這是一個完美的例證，它顯示通俗的書面文本是如何利用非精英和精英傳統的。更重要的是，我意識到變文和其它通俗的書面文本，在精英的世界和民眾的世界之間，為其思想和價值的溝通提供了管道。

我接著尋找其它方式，來呈現中國社會的上層和底層之間是連在一起，而非割裂分開的。在考察伍子胥說唱傳統的過程中，我對杭州地區有關伍子胥的地方信仰產生興趣。我不清楚在精英和大眾的信徒中是否共存著一些信仰。不久我就發現一個完美的案例：城隍信仰（cult of the city god）和城隍神（god of the walls and moat）。通過對信仰歷史的深入剖析，我認為城隍信仰源于唐代城市中的商人，並被他們加以傳播，但是在宋代這種信仰被官僚所接納。這種信仰存在于大眾和精英層面並一直延續至帝國末葉。官僚和庶民都祭祀城隍神。在城隍神信仰興起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者，不是鄉里庶民，也非廟堂精英，而是介於官民之間的一個群體：商人。這是在中國社會高層和底層之間存在聯繫的又一力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調節者或中間人並不屬於這兩個階層。。。。。。

在同一時期，即1980年代早期，我在《明清社會的資訊溝通方式、階層與意識》中揭櫫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與中國傳統社會理論基礎的若干設想。我在這篇論文中談及如何嚴謹地界定“大眾文化”，提出構成中國社會的不同群體之間傳播其資訊和價值的意境地圖，並提出如果一種思想體系或宗教啟示或震撼人心的故事足夠深入人心，能夠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那麼它將以數種版本存世，其中每種版本都由一個主要的社會文化集團所創造，或為之產生。

即便宋代典籍浩如煙海，但是它們還是不能使我洞察大眾的思想和價值，這正是我當時關心的中心問題。在我撰寫《明清社會的資訊溝通方式、階層與意識》之時，我就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真正理解普通民眾所思所感的唯一鎖鑰就是考察戲劇，戲劇吸引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並能被受教育和沒受教育的士民所理解。但是，我知道戲劇的不同風格，必定因觀眾群體的不同而發展變化。例如，不同的方言區孕育不同的戲劇。他們可能在講述同樣的故事，卻必須使用不同的方言，通常也伴奏不同的音樂。但更重要的是，在財產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不同的諸色觀眾都需要戲劇，這些戲劇迎合他們對世界的不同觀感。因此，要理解普通民眾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就必須研究真正的大眾戲劇，這些戲劇沒有經過受教育的文人所修改或整理。在研究中國戲劇的不同流派之後，我認為沒有什麼戲劇比皮影戲（shadow plays）和其它木偶劇更加純粹的大眾化。因此，我前往北京跟隨吳曉玲教授學習皮影戲，並用數年的時間翻譯精選的劇本。與此同時，我同樣癡迷於偉大的儀式戲劇（ritual operas），尤以“目連救母”為最。我組織召開了一個關於目連戲劇的的國際會議，並編輯出版會議論文集：《儀式戲劇與戲劇儀式——中國大眾文化中的“目連救母”》，著重探討目連戲劇中的儀式使用問題。

由於清晰的理論基礎以及可供選擇的極為豐富的大眾戲曲劇本，我未來的研究方向似乎水到渠成。但是，我的學術軌跡卻出現另一個不可預料的轉向。在對目連戲劇的考察中，我發現中國農村的儀式和戲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並意識到即便皮影戲和木偶劇都具備儀式的功能。但是，由於研究總是通過文本而進行，我又不能真正理解鄉村戲劇中關於儀式的方面。隨後臺灣清華大學的王秋桂教授邀請我參加一個大型的研究項目：“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在研究計畫結束之際，王教授建議我去山西從事鄉村儀式戲劇的研究。儘管缺乏田野調查的訓練，我還是同意前赴山西，因為我知道在那裡一定會發現令人興奮的資料。正是在研究山西鄉村節日的過程中，我最終恍然大悟，在近現代以前，對於相當數量的中國人而言，戲劇是鄉村儀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沒有戲劇的鄉村儀式是殘缺不全的。儀式和戲劇是單獨的象徵系統（symbolic system）的組成部分，“儀式——戲劇”的混合體對普通中國人的態度與價值觀的影響既深且巨。

在歷經多年對山西鄉村節日的儀式和戲劇的考察之後，我以《景觀與祭祀：中國北方鄉村生活的儀式基礎》（Spectacleand Sacrifice: The Ritual Foundations of Village Life in North China, 劍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9年）的出版而曲終奏雅。這本書與《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截然不同——它觀照數個鄉村，而非整個國家；它重視普通農民，而非高官權要；它最關注的是人們所思所感，而非他們怎樣強大——但我在這兩本書中，都利用新資料進行詳細縝密的研究，試圖闡明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核心問題。

阿尔都塞 | 作为“有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篇回复罗桑达的文章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并非一个抽象的结果，而是具体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缝隙中。这种趋势只有借助阶级斗争才能够获得其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历史哲学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有限”的学说，它并不对未来做出任何弥赛亚式的保证：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趋势开放，并向着不可预见的意外开放。在关于“政治”的问题上，阿尔都塞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器构造出了政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继而在其构造出的政治领域内污染了种种反抗运动的形式。因此，必须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实践所塑造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党只有区别于政党，进而独立于（大写）国家，才能最终走出资产阶级（大写）国家。这在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有限”的：它关系到阶级斗争能否摆脱关于总体性的潜在唯心主义学说或“政治的法律幻觉”的干扰。
文章原载于《马基雅维利的孤独》（伊夫·桑托梅编，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296页。

阿尔都塞的这篇文章招致了法国共产党的极大愤慨，猛烈地批评这篇文章说它 “伤害”了“法国共产党人的感情”，法共还对《宣言报》提出了强烈的质疑。[8] 文章也在《宣言报》的专栏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欧洲和意大利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报纸上全部讨论章在稍作修改之后汇集出版，标题为《关于国家的讨论（由路易·阿尔都塞的论点引发的立场之争）》[9]。法国刊物《辩证法》还以“访谈”的标题发表了本文的一个删节版。[10] 《辩证法》与J.T.德桑蒂（J. T. Desanti）和阿尔都塞两人都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刊物作为一份独立的理论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直到最后一刻阿尔都塞又改变了主意，不愿以法文发表这篇文章，甚至想把这期杂志全部买下，但遭到了凯塞格吕贝的拒绝，最终只好听之任之了。
严格地讲，“作为‘有限’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篇访谈，而是由R.罗桑达提出的问题引发的书面文本。我们下面刊出的版本的基础就是《宣言报》上意大利译文所本的打印稿。《辩证法》上所发表的那个删节版当中不是在文风上有所改动，就是在侧重问题上做了较大调整。此外，这个删节版的完成稍早于《宣言报》所使用的打印稿，在后者当中出现的一些手写修订却不见于这个删节版。我们将在编者注当中说明我们所选用的版本与《辩证法》上发表的版本之间的主要差异。

。。。。

您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以某种形式，特别是以某种术语系统被表述出来，这种形式和术语系统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大写）国家消亡等马克思理论的假说。要细致地考察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对这些假说进行解释。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它们根本不是来自他本人的a。
1.绝非偶然的是，在阅读英格劳和德乔万尼的文章时，我总是碰上形容词“complessivo”b，这个词一再地出现在我们这两位同志（也还有其他同志）的政治文本当中，我总是碰上这个“整体性”概念，但在我看来，这个词与另一个同样常常出现的词“一般性”（“一般契机”，等等）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在这些词背后，同样也在潜藏于这些词之后的那种看法当中，辨认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够“涵盖”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部过程，进而实际上意味着在现有过程中有某些矛盾的趋势在起作用。自从摆脱了他青年期作品的预言倾向和乌托邦社会主主义倾向之后（应该说这种倾向在《资本论》的某些观点中还一直存在着），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趋势。这一趋势不是一个抽象结果。实际的共产主义形式都来都具体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缝隙”之中（这有点像交换的商业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的“缝隙之中”）：具体地存在于相对而言规避商业关系的那些联合体当中c。
在这个问题背后，存在着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难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限的”和有边界的。它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其矛盾趋势方面是有限的，而正是那种趋势打开了废除资本主义、用“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这种取代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缝隙当中成形了——的过渡可能性。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限的”，也就是支持这样一种基本的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历史哲学不同，这种历史哲学，在实际思考过程中，“涵盖”了全部的人类未来，并且因而能够事先以实证的方式确定这个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我们摆脱了历史哲学的诱惑的话，马克思有时候也向这种诱惑投降，这种诱惑在第二国际那里在斯大林时期，占据着压倒性的支配地位）应该属于并限定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剥削的阶段。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当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种当前趋势、（大写）共产主义趋势可能性（生产向“间隙”形式的社会化发展可能性）做虚线式的、消极的延长，就是我们有关未来所能说的一切。应该看到，我们必须从被理解为过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是不要对这个词做出具有倾向性的错误解释d）和（大写）国家的最后残余的现有社会出发。就所有被称为过渡的情况而言，它所包含的只能是某种实际趋势所能表现出的各种情况，这种趋势，就如在马克思那里的所有趋势一样，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政治赋予其现实性就只能“被挫败”而无法实现。这种现实性不可能现在以确定的实证形式得到预言：只有在斗争过程之中，各种可能的形式才能来到世上、提上日程、被发现并成为现实。
在这些情况下，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限的”，也就完全排除了一种封闭的学说。只有历史哲学才是封闭的，因为它实现在其思想之中堵塞了所有历史的过程。只有“有限的”学说才真正向着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察觉到的各种矛盾趋势开放，并向着它们的不确定的命运开放，向着不断给工人运动打上标记的那些不可预见的“意外”开放，正是因为开放才细致入微，并能对不可救药的历史想象进行严肃的思考，进而用时代与它对质e。我因而相信，必须彻底抛开仍可在列宁，以及葛兰西那里看到的某些表述中存在的这样一种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总体”理论，具有在（大写）绝对知识的实践当中达到顶点的历史哲学的形式，并且能够对尚未提上“日程”的难题进行思考，具有独断地预见这些难题之解决条件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种“有限的”学说，其出发点是对其自身边界的明确意识，唯其如此，它才可能提出绝大多数属于我们的主要难题。
另外要补充一个事实，它本身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关系重大，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很少谈及（大写）国家，也很少谈及阶级斗争的（大写）意识形态及各种意识形态，没有涉及阶级斗争的政治，也没有涉及阶级斗争的组织（它们的结构、它们的功能）f。这个“盲点”反映了马克思走不出的理论边界，他仿佛被（大写）国家、政治……等等这样的资产阶级表述麻痹了似的，甚至只能以否定的形式再生产这样的表述（对其法律性质的批判g）。盲点或禁区，结果相同。这非常重要，因为共产主义趋势在所有这些“区域”或难题当中都是被堵塞的。      

正是党相对于（大写）国家的独立性能说明形式上被称为“多元主义”的东西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在过渡期内众多政党完全有有利条件存在下去：这将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领导权形式之一，但有一个条件：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其他政党不同，也就是说不是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议会体制）当中的一部分，而从根本上讲通过它在人民群众中的活动独立于（大写）国家，它要将催生资产阶级（大写）国家机器的瓦解—改造以及新的革命（国家）的消亡的运动引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头号陷阱就是（大写）国家：无论这国家采用的是阶级合作或现有“法制”管理的政治形式，还是采用的是党的“未来国家”的神话形式。我是从理论观点才称其为神话的，因为非常不幸，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这种形式太现实了。
我知道要“坚持”这种政治立场殊为不易：但不如此，党的独立性就会无可挽回地受到损害，既摆脱阶级合作又摆脱国家—党及其后果的风险的可能性也将不复存在。
但如果我们设法保持了这样的立场，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向我提出的那类问题在我看来就能得到恰如其分地对待：当然，过渡时期的（大写）国家完全有必要建立、尊重和执行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反对者的法律“游戏规则”x。而即便党是独立的和被排除在外的，它也要尊重它的对话者们所理解的——根据资产阶级古典意识形态所理解的——“游戏规则”，尊重“政治领域”——其方式必须是在决定一切的那个方面，即群众运动方面，来从事政治（fare politica）。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废除一切“游戏规则”，而是要彻底改造其机器，废除一些，创造另一些，使之全部革命化y。我们不能指望在对“游戏规则”的限制或废除（正如苏联做的那样）当中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行动，除了终有一天会转变为悲剧的粗陋的那些形式z。游戏规则，古典思想家们构想出来的这类游戏规则，乃是另一场游戏的一部分，那场游戏远比这场权利游戏更为重要，博比奥本人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如果党保持它的独立性，那么它尊重并提倡游戏规则的时候所能获得的将是一切同时又将一无所失。当游戏规则必须改变的时候，它将能够以最大的自由度、在（大写）国家消亡的方向上做出响应aa。但如果党失去了它在阶级、首创性和行动方面的独立性的话，这同一些“游戏规则”就不再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完全不同的利益服务了bb。
既然这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前面也曾谈到过它也是作为趋势和“缝隙间”存在的现实的共产主义的问题，那就有必要来谈一谈这个“遥远的未来”，它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尽管已经在我们社会的空隙之中成形。人们往往执着于诸如马克思所谈的继“必然王国”之后出现的“自由王国”（！）、“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联合体”之类的唯心主义表述。我姑且这样说吧：共产主义意味着出现这样一种个体，他最终从道德意识形态重担当中解放出来，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但我不确定马克思是否也这样理解。个体的自由发展，以及最终消除了拜物教不透明性的社会关系的“透明性”，都是马克思用来说明这个无限接近过程的证明。并非偶然的是，共产主义看上去似乎就是拜物教的对立面，是其中体现着拜物教的一切现实的对立面：在作为拜物教之颠倒的共产主义图景当中，看上去就存在着个体的自由活动、他的“异化”的终结、他的一切异化形式的终结、商业关系的终结、（大写）国家的终结、（大写）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本身的终结。极言之，这是一个没有社会关系的个体社会。
即便这是一种展望——也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理解它，我们也应持最基本的谨慎态度，不应接受有关人的存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自由的条件之透明性的这幅亚当式图景。即使共产主义将会存在，它也有着自己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会被称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因而有着它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且也有着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关系。即使这种社会最终摆脱了（大写）国家，而不能说它将见证政治的终结——当然，会见证资产阶级最终形式上的那种政治的终结，——但这种政治（它是马克思唯一瞄准的政治，直至消失在他的“盲点”之中）将被另一种政治取代，那将是一种没有（大写）国家的政治，只要承认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与（大写）国家也是不可混淆的，则不难想象这种政治了。
在我看来我们没有理由投入到这场小小的理论游戏当中。然而经验表明，即便是有关共产主义最通俗的的表述——它就弥散在人们，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心灵当中——是与他们的构思方式和现存社会、与他们的直接的和最切近的斗争相一致的。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并非是清白的：它将滋生为目前行动的形式和未来走向提供担保的那些弥赛亚幻想，这些幻想将让他们偏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还可能保留空洞的“普遍性”概念，在“一般契机”之类人为的含糊之词当中就能找到这种空洞概念，通过它，普遍利益的“一致性”将得到满足，就像“社会契约”的普遍性所勾勒的古老的蓝图终有一天将会在“管控社会”中成为现实似的。这种想象最终让这那些可疑概念得以存活（或幸存），正是通过那些概念，按照毫无理论可言的直接宗教模型，马克思思考着拜物教和异化。——这些概念先满篇充斥于《1844年手稿》，随后有固执地重现于《大纲》，并在《资本论》中仍然保留了它们的痕迹。要解开这些概念的谜底，必须参考马克思就共产主义形成的想象：我们可以通过使这种难题性想象服从于唯物主义批判的方式尝试着开始解析它们。通过这种批判，我们将开始能够对马克思那里还受着有关历史（大写）意义的唯心主义影响的东西进行定位。这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值得下一番苦功的挑战。

日一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导读

从19世纪40年代初直到逝世，马克思对欧洲及其以外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最为深刻的分析。他不仅仅是只研究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更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家。最重要的是，他设想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它在现有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但又大大超越了现有的资本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以及它在曾经的“不发达”经济体的兴起，马克思的思想与现在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反全球化运动越来越自然地倾向于反资本主义，在21世纪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了解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也就因此变得愈发必要。

马克思的文风就是将理论与隐喻、专业上的晦涩与政治上的直接完美地融为一体。要以最有成效的方式阅读马克思，就要同时从所有这些层面上去阅读他。本书聚焦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经典篇章，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放在他更具政治性的作品之前，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视为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现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度，凸显其作品的乐趣及力量所在。

导 读
第一章 商品：拜物教和象形文字
第二章 新的唯物主义（1）：实践
第三章 新的唯物主义（2）：历史
第四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
第五章 哲学的狂欢节
第六章 共产主义
第七章 作为现代性的资本主义
第八章 工人的抗辩
第九章 “所谓原始积累”
第十章 殖民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可怕的异教神怪”

为什么中国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我的见解是…封建统治思想禁锢所导致

每日一书 |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难题

前言

第一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一章 今天的马克思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政治
第四章 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第五章 论《共产党宣言》
第六章 发现《大纲》
第七章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第八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命运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

第九章 马克思博士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者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880—1914年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主义时代：1929—1945年
第十二章 葛兰西

第十三章 葛兰西的接受史
第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45—1983年
第十五章 退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1983—2000年
第十六章 马克思和工人：漫长的世纪

索引

每日一书 |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民国卷）

晚清卷（上）
第一章 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 廖敏淑
第二章 十九世纪前期中西关系的演变 吴义雄
第三章 近代的开端：鸦片战争 郭卫东
第四章 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李育民
第五章 中华宗藩体系的挫败与转型 张启雄
第六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与败亡 夏春涛
第七章 洋务运动与早期现代化 戴鞍钢
第八章 派系分合与晚清政局 林文仁
第九章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 蔡乐苏
第十章 义和团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 马 勇
第十一章 十年新政与清朝覆灭 崔志海
第十二章 立宪运动与民间宪政诉求 李细珠
第十三章 帝制面临的挑战：新政的制度困境和伦理转换 罗志田
晚清卷（下）
第十四章 现代经济的起步：晚清的经济发展 林满红
第十五章 悸动的农村与农民 史建云
第十六章 二十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 朱 英
第十七章 清季人口与社会 姜 涛
第十八章 大变局下的生活世界：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 李长莉
第十九章 晚清士绅阶层的结构性变动 王先明
第二十章 中西学之争：从科举、学校到学堂 桑 兵
第二十一章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刘石吉
第二十二章 “过渡时代”的脉动：晚清思想发展之轨迹 黄克武
第二十三章 天下、国家与价值重构：启蒙的历程 雷 颐
第二十四章 族群、文化与国家：晚清的国族想象 沈松侨
第二十五章 中国士人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造与转化 潘光哲
第二十六章 译书与西学东渐 熊月之
第二十七章 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自开港至割让 许雪姬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