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说这种企业存在的好与坏，首先我们要明白事物存在即有它的合理性。僵死企业不是短时间产生，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一蹴而就解决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看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建国初期，市场体制不完善，还处在摸索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在这种国情下产生的，人民吃的是大锅饭，基本上解决了大部分人民吃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一部分人偷奸耍滑逃避责任义务的（国家有注意到但是无法避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有经济能够承担整个市场带来的压力，国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鼓励个人创新开始，提倡私企的建立，就这个过程都是几十年的时间，而且一直是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虽然在生产效率，创新上有所欠，但它缺稳定了整个市场经济，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我们所说的“僵尸”企业，它不是出生就是僵尸，他出生时也有血有肉，它也曾为整个社会带来过价值，只是年老体弱之际已经无法挥动手中的大刀进行阔斧，它身上承载的太多，在位的各市各省管理经济的领导都不是傻子，很容易看出这些所谓的“僵尸”企业带来的弊端，甚至每年要自掏腰包去弥补这个大缺口，它的背后承载着几千甚至上万的工作岗位，牵连的是成千上万个家庭，试问这些做了一辈子的工人你让他们现在出来去做别的，容易吗？ZF会很容易的安排这些人员吗？太多太多是需要考虑的。兄弟，眼光看长远一点，谁不希望祖国越来越好，给它一点时间，当然这也需要你、我、他和她的每一分力量。

我不想说太多大道理，论述题都要展开的，还是举实例吧

1988年，还是政府官员的王健林向人借了100万，辞职下海创立万达。
“那时进入地产要100万，找了一个人担保，担保人收了50万，所以实际上创业资金只有50万。”而且，王健林说，借他100万的人，要求五年每年给予25%的回报。

记者：你为了一笔贷款跑了55次?
W：哎，那个屈辱，

1992年底的时候，当时呢，为拿到一笔2000万的贷款，我找了当时大连某国有银行，前后跑了50多次。有时候我去见他，这行长告诉我说，啊，你，过两天来吧。过两天我去了以后呢，他又不见我。我跟我一个最好的哥们，我说我一个人去也不好啊，我们两个人，开一个车，到他家门下，整整待了一个晚上。我想，我们早晨5点钟就去，当然，最终，这笔2000万贷款也没有给我们，前后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最后也没有拿到这笔贷款。钱都到哪里去了？全都到就是企业那里去了。

去年2015年，万达集团的总资产已达到6340亿元，当年收入2900亿元，已在全国开业133座万达广场。大连万达收购的 AMC(American Multi-Cinema)是北美第二大院线，除了美国、加拿大，在英国、法国、中国香港等地区都有影院。也就3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不能小看私企的力量，也不用害怕私企，损失100万没什么 荒废10年才可怕。

上海的《孙阿姨炒股记》父亲被关牛棚的时候，一条腿受了伤，后来这条腿就算废了。

  从学校出来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子管厂，现在这家厂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时这家厂和在这家厂里工作的工人所享受到的那份荣耀感，现在很多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再大一点的上海人都是能够回忆起来的。不过，这种“风光”后来并没有让我们逃过下岗的安排。

  现在已经很少有家庭继续使用当年的那种日光灯管了，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那种灯管是需要往里面加汞的，当时我身体的各项汞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很多倍。  我在医院里整整排了三个月毒，天天挂盐水。现在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厂里并没有和我们直接说明，而是让我们先回去休息几个月，最后通知说是“下岗”了，让大家各自出去找工作。这一切来得真是太快太突然了，之前厂领导还和我们保证，在这个地方能够光荣退休，但转眼没几年时间，我们就下岗了，需要自谋出路了。

这也许是许多上海僵尸工厂的职工人生的缩影。等到最后的结果。年龄还大了。怎么办？

例证： 1988年，还是政府官员的王健林向人借了100万，辞职下海创立万达。
“那时进入地产要100万，找了一个人担保，担保人收了50万，所以实际上创业资金只有50万。”而且，王健林说，借他100万的人，要求五年每年给予25%的回报。

记者：你为了一笔贷款跑了55次?
W：哎，那个屈辱，1992年底、1993年初的时候，我们承担了市政府交给我们的一个拆迁工程，新开路的旧区改造。当时呢，需要一笔2000万的贷款，我们凌晨四五点钟在他家门口等，等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10点多，当然，最终，这笔2000万贷款也没有给我们，前后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最后也没有拿到这笔贷款。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到僵尸企业那里去了

去年2015年，万达集团的总资产已达到6340亿元，当年收入2900亿元，已在全国开业133座万达广场

阿里巴巴和马云本身也是草根创业的典型。
现在，阿里云全球部署带动100家中国软件企业出海，阿里计划在3至5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
马云:如果阿里消失,至少有50万个中小企业破产!  马云和王健林之前打赌1亿元，到2020年，电子商务将占零售市场50%。
马云很会用排比句，
如果到2020年王健林赢了，那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就输了，我们这代年轻人输了，，说明这一代的努力不如上一代人。

　和朋友一起创办的海博翻译社是马云最初的创业。一开始就面临窘境。第一个月收入700元，而房租是2400元。怎么办？为了让事业撑下去，马云只能把翻译社的一半店面出租给别人。自己开启第二兼职，背着麻袋去义乌批发鲜花、手电筒、内衣、袜子、工艺品来卖——这看起来还算是个老板。但后来他就不得不上门推销商品。

其实阿里曾经也差点儿倒闭：你富不过马云 也惨不过马云。所以，荒废了十年甚至30年，可能突然有一天公司倒闭了，职工怎么办呢?

此问题综合性较强，之前中国人民大学今年7月份发布一份僵尸企业报告，数据来源于官方，有一定的可信度。
报告分析认为：
如果一个企业在当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识别为僵尸企业（即企业获得的贷款利息率低于正常的市场最低利息率），那么该企业在当年就是僵尸企业。相对于官方标准和学界流行的CHK标准，这一方法能够较好地减少僵尸企业识别过程中的“漏网之鱼”，又可以减少“误伤”。
其次，本报告描述了中国工业部门僵尸企业的全貌。（1）分年份来看，2000-2013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僵尸企业比例最高时（2000年）大约30%，此后呈下降趋势，并在2004年之后保持稳定。2005-2013年的工业部门僵尸企业比例大约为7.51%。这说明中国僵尸企业的问题是在逐渐缓解的。（2）分行业来看，利用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发现：僵尸企业比例最高的五个行业是：钢铁（51.43%）、房地产（44.53%）、建筑装饰（31.76%）、商业贸易（28.89%）和综合类（21.95%）；僵尸企业比例最低的五个行业是：银行（0.00%）、传媒（4.12%）、非银金融（4.65%）、计算机（5.23%）和休闲服务（5.88%）。（3）分地区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南部地区僵尸企业比例比较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僵尸企业比例较高。（4）分所有制来看，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相近，且远低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5）分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僵尸企业比例最高，但由于基数比较小，大部分僵尸企业还是小型企业。（6）分年龄来看，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僵尸企业的比例越来越高。成立1-5年的企业中，只有约3%的企业是僵尸企业；而在成立超过三十年的“老”企业中，约有23%的企业都是僵尸企业。
再次，我们梳理了导致僵尸企业的五个主要原因。（1）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为了政绩和维稳，地方政府不断给濒临破产的僵尸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输血”，或者给非僵尸企业施加就业压力和产量扩张压力，然后再通过补贴和贷款来维持其局面。这使得本来不是僵尸的企业变成了“僵尸”、已经是“僵尸”的企业更加难以清理。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企业获得了更多补贴、或者冗员更多、或者是国企，那么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就更高。（2）地方政府之间和国企之间的恶性竞争。一旦国家将某个行业列入重点扶持范围，地方政府就一拥而上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在该行业出现大量僵尸企业之后，地方政府又纷纷提供优惠政策和补贴来支持当地企业，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扶持”来“挤垮”其他地区的企业。许多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兼并、“以大吃小”，甚至在行业救助时直接规定只救助一定数量的大企业，这直接造成了企业间“竞相做大”的囚徒困境。（3）大规模刺激的后遗症。2008年11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投资总量约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四万亿投资计划在一些行业引起了过度投资、盲目扩张，埋下了产生僵尸企业的隐患。（4）外部需求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需求减少，使得出口依赖型行业和企业在短时间内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订单不足、商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投资方撤资，许多原本发展良好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甚至沦为僵尸企业。（5）银行的信贷歧视。2008年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利润率在波动中下降，但负债率却逐年增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润率一直比较稳定，但负债率却有所下降。虽然国有和集体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却更容易获得贷款；虽然民营企业盈利能力非常稳定，但却更难获得贷款。
最后，我们提出了减少僵尸企业的五条政策建议。第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尤其是慎用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要减少对企业运行的干预，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不要给辖区内企业施加超出其负担能力的就业压力和财税压力，不要给缺乏效率、生存无望的僵尸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迫使银行发放贷款。第二，完善国资委对国企的考核指标，全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警惕最后的结果是国企光是“做大”而没有真正“做强”和“做优”。如果国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产能扩张的囚徒困境，必然导致更多产能过剩，从而产生更多僵尸企业。第三，强化银行的预算硬化。一是要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二是要减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银行的行政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银行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第四，多渠道化解过剩产能，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网。可以考虑将过剩的钢铁、水泥、玻璃等用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政府或者帮扶的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代为支付。第五，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关键是明确国企定位。进一步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明确哪类国企要承担政治和社会功能，哪类国企是纯粹的市场化企业。对于前者，限制数量，当做特殊企业来对待；对于后者，加强市场化考核，鼓励做强做优。

一、没有安葬费！二、等待复活！三、政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