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之现象及原因■本报记者 岳振     揭批学术造假的“民间活动”在继续进行着。     之所以说是民间活动，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被曝光的学术造假行为都是由被侵害人或者其他人揭发或向有关人士举报的，而没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机构主动指认某人的造假行为。有很多的民间举报在一些知名网络论坛和个人博客里出现。由知名打假人士、旅美学者方舟子主持的网站新语丝每年要揭露１００起左右，而方舟子称，这个数据也只是学术造假事件中的一小部分。     学术造假“非常普遍、相当惊人”     长期以来，“民间打假”行动似乎已经被默认，而“民间打假”也可谓是“成果丰硕”。最近的一起民间成功打假案例是：６月２９日，有博客文章称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教授贾士秋在２００６年正教授职称评定中所提交的学术著作有造假嫌疑。６天过后的７月６日，郑州大学做出决定，免去贾士秋副院长职务，解除教授聘任。     ２００８年，原浙大副教授贺海波在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等杂志发表的八篇论文涉嫌造假，最先发现者是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戴德哉。此后，方舟子主持的网站新语丝也接到相关举报，其中还涉及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举报内容后被查实，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     ２００９年，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与其弟子杨伦在某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曝涉嫌抄袭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的一篇讲稿。然而，辽宁大学校方随后表示，该论文第一署名人陆杰荣对此事并不知情，而第二署名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２００６级在读博士生杨伦主动承认是自己抄袭。     方舟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邮件采访时表示，学术造假在国内是普遍现象，被揭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媒体做了报道的也只是网上揭露出来的事件中的一小部分。     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也赞同方舟子的说法。他认为，现在的学术造假已经“非常普遍、相当惊人”。     而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告诉本报记者：“相当严重的学术造假事件仅是个例，有些情况只是属于编辑和引用不当。”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伦理室主任甘绍平接受本报记者邮件采访时表示，从学历到论著，从产品到技术，中国的造假者总是层出不穷。即便造假在国内不会引起巨大震动，但在国际上，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形象的损害也是深重的、灾难性的和难以挽回的。     从媒体公开报道并已得到确认的、比较有影响的学术造假事件来看，多数造假的论文都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     方舟子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造假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只不过这些学科的成果不像自然科学的成果那么受重视。     “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即使不是造假的，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就觉得没有必要去深究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造假已成为这些学科的常态，见怪不怪了。”方舟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甘绍平对本报记者说：“受各种条件特别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还难以取得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本身很少具备独创性，那么抄袭造成的侵害也就可以承受和忽略不计了。”     而在葛剑雄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造假都是普遍行为，“没多大区别”。     多种原因为学术蒙上造假阴影     有学者认为，学术造假至少产生了四大危害：阻碍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妨碍了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危害社会风气；损害我国的国际学术形象。学术造假对科技和理论创新来讲，像一颗难以清出的定时炸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当我们的动力源遭受损坏时，最可怕的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处理态度。从现在对学术造假的处理情况来看，并没有严格的法律制裁。这实际上是在为造假者或者未来的造假者“前腐后继”打气。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学术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量化考核”。以学术论文在何种刊物发表或者发表了多少篇（部）作为职称评定和职务升迁的考核标准，而不以学术含金量作为衡量指标。这当然会导致某些人铤而走险。     “学术量化考核”方式其实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高等院校，很多高校的自办学术期刊（如学报）都成为收取版面费的学术垃圾集中地。当然，这样的学术垃圾期刊，在民间多如牛毛，成为学术造假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这些助长学术造假风气的期刊，必除之方能平民愤”。规范学术期刊的运作，也是相关监管机构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葛剑雄的观点是，社会的腐败风气严重影响到学术创新。学术造假，也是很多人实现其权力欲望的一种方式。葛剑雄说，现在很多官员的“学位”随着职位的上升而上升，比如历史专业出身的某位位高权重者，人在北京却在两年之内就可以拿到成都高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学术机构自身对学术造假行为的纵容和包庇，成为学术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葛剑雄向本报记者透露，最近，中国一所非常著名的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在针对一起具体的学术造假行为进行投票表决时，结果居然是５∶５。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对学术造假投了“赞成票”。     对此，伦理学研究的权威学者甘绍平也感到很无奈，他说：“学者基于本身利益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量，一般不愿揭发造假事件，不愿意少一个朋友多一堵墙。发了假稿的刊物也不愿自我揭丑纠错，怕影响自己的声誉。造假者单位更是以治病救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不愿对肇事者严厉惩处。受害人不揭、当事刊物不理、责任单位不管等多种因素的‘完美组合’，自然就造成造假成本极低的局面。”     方舟子认为，学术造假的泛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由行政官员掌握科研资金分配权力的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只看论文数量不具体看科研工作质量的学术评估体系，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对学生缺乏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教育，等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