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挖角之争：自己留不住，就别怪人出走

情有毒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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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6-12-22

高校教师挖角之争：自己留不住，就别怪人出走

本科时，我的古文字学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他时常笑眯眯地给我们细细讲解字形结构、发音体系等。更让我们惊奇的是，他的家眷也相当有涵养。

有一回，他女儿和师母有事找到教室，老先生正在上课，她们便悄悄坐在后排安静地听着，从容等到课间。

但寒假回来，教务秘书告知我们，苦于招不上中意已久的弟子，老教授举家调至另一所“985”高校了。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教师出走。

前不久，教育部的高校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各省教育厅代表，及75所部署高校领导均出席会议。期间，部分与会高校传出一个令人讶异的声音 —— 呼吁出台政策，规范人才的无序流动。

简单来说，就是“禁止随意挖墙脚”。

昔日，梅贻琦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已不再是一道选择题。

因为有了大师，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在清华的崛起过程中，梅贻琦至关重要

如今的高校竞争，头衔、校史、资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最核心的因素依旧是“人”。以当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办学规模，优秀人才的一旦落户，他们的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

项目即刻上马、经费立马到位，科研梯队着手成立 ……

加之挖人高校为他们配备的科研基础设施、照顾方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些新栖人才便能重新投入正常的教学及科研工作，瞬间拔高了挖人单位对应学科的科研水准。为此，众多高校不惜下血本到处“挖墙角”。

高校教师的流动既不是新闻，也不难理解。

比如，21世纪的头几年，江苏高校便掀起了“教授出走”潮。当时，这些出走的教授是一众高校花大力气培养，打算留以自用的师资储备，“与人作嫁”的结局，让不少业内人士唏嘘不已，“尽快建立高校人才流动机制”的呼吁，在当时就已经喊出来了。

高校教授被挖，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

追求薪金待遇。如南京某高校一位艺术专业学科带头人，上海一所大学开出的待遇条件具体如下：年薪15万元，分三室一厅装修好的过渡房，另外还给30万元买房，并提供20万元无息买房贷款。他坦言，上海这所大学一年的工资是他在南京四五年挣的，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学者，考虑收入待遇的确很重要。

追求事业发展。南京一所专科层次院校的某青年教授是江苏“333”工程第3层次、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因本校情况别说带博士生，连本科生都没有，只能带专科生，要想在“333”工程更进一步也没有指标，全国性学术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学校只准参加本系统的会，南京林业大学想引进他，并专门为引进他投入了二百万元购买设备，但因学校坚持不放而未能成功。结果该青年教授被上海大学挖走，被聘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导。

追求人际关系。有的人才跳槽，是因为缺少发展空间或舒心的环境。南京一所高校的一知名教授便因学术成就显著而受到嫉妒，甚至有人以种种借口有意刁难其所带的研究生，在此情况下，外省别的高校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将其挖走，自然是水到渠成。

越纯粹的学者，往往对环境的要求越高

正如王学斌先生所云：“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教授、学者流动的背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211”、“985”时期，大多数人才自然往双工程高校跑，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一流学科与一流高校再也不是相互捆绑，这就给了一般高校冲击筹建一流学科，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机会。由此，人才的争夺更趋白热化。

但现实中，一位教授被挖走，最直观的部分往往是薪资待遇提高、科研配套做好、家庭问题解决等等，躁动的信息流已无法让人体味他人深层的追求，“人才流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一认识也逐渐变得扁平化。“只有不到位的钱，没有挖不走的人”，已成为对高校教师跳槽的一种盛行调侃。

真不是所有人，跳槽都为了钱。

据王学斌先生介绍，著名学者萧公权从南开大学跳槽，便与金钱无关。刚到南开的萧公权过得非常惬意，浸淫于书籍之乐，往来还有师友相伴。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

好景不长，这一理想状态很快便消失了。

萧公权及其代表作

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教学任务极其繁重”，这势必会分散科研精力。

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尤其是萧公权的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他也萌生退意。

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高惜冰

恰好东北大学的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氏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他也有意到关外走走，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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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毒盅

2016-12-22 14:17:26

被挖走了一个人，这叫坑；但被挖走一个系，这叫坍塌。

当年，南大中文系副主任叶子铭从一个小渔村边的一间破屋里，将程千帆延聘为南大中文系的学科带头人。对此武大颇有微词，说南大把武大的整个中文系都带走了。《文学遗产》主编、著名学者徐公持先生曾说：新时期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一是钱钟书，二是程千帆，并特别指出了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就。

当时的武大真糊涂，居然放着程千帆不用。但当时的武大也真有先见之明，瞧瞧南大中文系的核心班底，几乎都是年富力强的程门弟子。

1978年，南大中文系和武大根本不在同一量级，而程千帆之后，它拥有了一个足以和国内任何大学的中文系掰掰手腕的优秀学术梯队。

吃一堑长一智，新时期以来，武汉高校挖人也最下血本。作为近代中国的教育重镇，武汉地区高校的“高级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早1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展开了“两栖作战”：一方面，抢占“国外顶级学者”、“院士”、“学科带头人”这种级别的人才高地；另一方面，对优秀青年学者群进行网罗，收归培养，同时催生出集群向心力。

“栽下梧桐树冠绿，自然引来凤凰鸣。”凭借着强大的金元支持、政策导向，截止至2005年，武汉各高校已吸引来6位院士、40多名学科带头人、250多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学者竞相加盟。

此前，武汉某大学一位院长曾对我说：“在我们院，除了XXX博导之外，任何一位教授离开，已不会对学院的科研实力造成多大影响，包括我本人在内。”

个人的出走可以承受，集群性流失则不啻为灭顶之灾。

北大中文系古文字学盛极之时，放眼全国难寻其匹。

中国古文字领域泰斗裘锡圭先生

但10年前，古文字学在北大中文系内不再被认为是主流学科，古文字领域泰斗裘锡圭教授突然出走，被求贤若渴的复旦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门下高足沈培，以及同专业的陈剑教授等。与此同时，为了迎接古文字领域的人才，复旦斥资成立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不少北大学子憾称裘老“一个人带走了一个专业”，而北大这一优势学科也不复存在。

如果说社科类领域的坍塌，最多是残了建制、招不上人；理工科领域，则连设施、资产均一并遭殃，失去了优秀的科研团队，基础设施再好又留给谁用呢？

吴敏从中南大学跳槽，带走了整个团队

吴敏教授，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前院长。2014年，他从中南大学跳槽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大专门为他成立了自动化学院。不同于个人出走，吴敏带走了中南自动化学院整个科研团队 —— 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名博导。其中，吴敏和何勇还是工程领域“高被引科学家”，整个科研团队也非常优秀，而原高校的科研实力也大打折扣。

不少中南校友惊叹，地大抽空了整个中南自动化。

自古以来，科研人才的出走总能轰动一时。尤其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政治、文化、学术中心聚合度实在太高了，“朝中心前进”是常态，而“从中心外逃”则是一种奇闻。

知名文史学者杨早先生便认为，在学术层面上，“集中力量办大事”“造大船”是未必行得通的举措，限制人才流动并非解决之方，而将资源“撒出去”也许收效更好。我们经历了“211”、“985”双工程，由政府主导科研投入、维持的弊端，便是“一般高校吃紧，重点高校紧吃”。

有人说：“近10年来，把政府给北大投的钱平铺在地上，可以把整个北大垫高5厘米。”然而，就算把北大这10年的经费给他们，大部分高校也不见得能达到北大现在的水准。

在长期的积累下，清北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高校”，对清北的投入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而且是一种期待。道理很简单，即便出于一片公心，在双方都没能拿出决定性成就之前，我凭什么相信你的团队会比饶毅的团队更快、更有效地攻克白血病难题？在中国教育投入中，隐形或显性，你必须回应类似思维预设。

北大中文系知名教授陈平原先生

陈平原教授直言，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清北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 单靠几所名牌大学，中国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从教师与学校的角度，“珍重旧情”总是一段佳话；但如果其一感到心灰意冷，以至于必须另谋出路，那强作结合又有何意义？

“撤出去”，要怎么撤呢？

高校教师，尤其是中青年高校教师，他们拖家带口地在现代生活，对经济收入自然有一定需求。但很显然，仅凭砸钱是留不住——甚至是招不来人才的。来了，住下了，呆个三五年评教授后，挪窝走人。出发点太功利，也就别怪人太实际。

挖人才，在薪金待遇有竞争力的前提下，设施、体制、集群的建设，至关重要。

浙大出身的年轻校长郑强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对此感慨颇深。

2013年，在教育部和贵州省支持下，贵州大学开出了每引进一个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一个院士给予180万元的优厚条件，还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但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一个报名的人都没有。

西部高校发展滞后，是人才难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地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已经到了一种相当饥渴的地步。

贵州引进的人才中有８０％进入了高校，如果高校没有吸引力，没有平台，高端人才便缺失了最好的用武之地，而他们是等不及基础设施建好、科研平台提升的。“不是好山好水好空气就能吸引人才，人才需要事业平台，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是吸引人才的一个捷径”。

事业留人，才能把引来的高端人才留住。

唯独这一次，也许真不是缺乏协调机制的问题。

优秀教师的出走，反映出一些学校对高层次人才缺乏认识不足，对该类人才的实际支持、关爱不够。比起急于寻求政策支持，不如先从已在岗的教师群体——尤其是青年教师群体开始培养、关爱，打造平台。要招引墙外的花很困难，难道墙内的花便留得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