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伏击手”与商业机密
一、山区“伏击手”

几年前，曾经在浙江某山区得知一系列的伏击案件。

那个地方盛产玩具，每到广交会来临，总有一些老板躺倒在医院里。原因多是晨昏出行，被一些神秘人伏击。而对于伏击者的身后人，被袭者仿佛心知肚明：当地老板有亲自到广交会上展销拉单的习惯，这活绝不能交给外人。但你躺在医院里，抢到单的只能是同行。

玩具卖的是设计。这些作坊工厂没有这个实力，有点基础的老板央人跑国外的展会，搞一点儿“拿来主义”。问题是你“拿来”不等于是你的，行业蛋糕就那么大，大伙儿就这么一个生业，同行间多会搬出十八般武艺偷你的款式，拉你的模具师傅，技术工人。一时间，山沟里谍影重重，依稀二战时的卡萨布兰卡。再进一步的发展，大家都生产同样产品，相互竞价，肯定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有了最后一招：让你在到“广交会”赶集前躺倒在医院里。

因为有了固定的需求，这个山区的小社会中产生一个新职业，俗称“伏击手”：一般三人一组，一人负责辨识被袭对象，“验明正身”；一人负责劈头抛石灰包蒙住眼；另一人执棒朝后脑勺来那么一下。几次三番下来，他们逐渐变得很专业，下手轻重拿捏准确。伤势按法医鉴定标准总在“轻伤”与“轻微伤”之间。对应的司法处置，在“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之间，警察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很大。与此同时，小城里经司法部门特许，涌出几十个法医鉴定机构，只要你出钱，伤情可以按要求鉴定。

于是，被伏者进入了一个成本不可控的无底洞里。公安抓人要的是证据，证据充分不充分，由他们说了算，还不时因经费不足要求赞助，查案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吃喝。那些被打的老板，就是有明确的证据指向，再花钱鼓捣一个“重伤鉴定”也未必有用。关隘重重，每过一个都要通关费。时间一长，不少老板由此学机灵了，雇佣伏击手，先下手为强，自己先隐身，把同行“伏”了再说。“伏”成了，才能抢到订单，有了订单，才能做大——“伏击”活动，由此深度嵌入当地产业链。当老板的，自然也把“伏击”与“被伏击”以及雇保镖的开销，计入年度固定开支项目预算。

后来几年，“伏击手”突然烟消云散。

表面原因，是“伏击”渗透到到日常生活，令民怨沸腾，领导也忍无可忍：干部升迁未成，怀疑同事说坏话，邻居之间的小摩擦等等这些，也要通过“伏”来解决。同时“伏击手”之间的竞争，也使“价格体系”破坏，从开始的几万，降到普及版的两千，后来几百元也有人做。这样的后果是“三人组”变“一人组”，还经常“伏”错人。此间情状，绝类层层分包产生的“豆腐渣工程”。于是，政府顺从民意，抓起治安整顿，老“伏击手”们，跑的跑，关的关，转行的转行。

但问题是，老板们当真再不需要“伏击手”了吗？当然需要。但这时在作坊式的小工厂中，已经脱颖出了行业小巨头，他们兼并同行，收购国企，成为地方财政衣食所在。地方上政商同盟一俟形成，竞争也从山沟里小作坊的内战，转化为各个地方的企业巨头之间的商战。巨头们不再使用民间暴力，“伏击手”角色的，也有了升级版——由地方政府控制人财物的司法部门，以及可以决定司法裁判结果的人充任。

二、柜子里的“裙子”


“伏击”的故事一直难以让我释怀，觉得它更像是中国制造所面对的错乱无序的竞争环境的原型叙事。

自己经历的很多企业间的诉讼，形形色色，不少可以置入这个叙事结构中。

几个月前，一位老师非常恼火：因为他的一个在读博士生也被“伏”了。

案情大体上是这样：老师的那位博士生（不妨叫他L），辞掉某机械类上市公司副总裁职务，到在同省另一城市一家民营机械企业做老总，但因与董事长不和，辞职回乡自立门户。两个企业生产同类产品。未久，那家民营机械企业认为L侵犯其商业秘密，在北京一间著名的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确认后，民企所在地的司法机构将L和他几位同僚逮捕，并被起诉。

而北京鉴定机构的这份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成为司法公权力行使的依据。

机械专业我是门外汉。但该鉴定报告五位鉴定人的专业背景让我感兴趣。我揭露过很多科技骗局，入手点也多是所谓发明人的专业背景，比如在核酸保健品骗局中生物教授，经我钩沉，实际是德育副教授。另一个著名保健品捧出的“产品之父”，美国德州大学的教授，与我通信后，才知道自己的所谓“发明”，已经在中国形成十几亿销售额的产业。

在这份长达百页鉴定书中，他们都是机械类的高级职称。

然而，经我检索了科学文献，居然查不出他们中有任何一人有机械类的专业论文发表。料想也许人家是实务专家，未必有写论文的要求。在扩大搜索范围后发现，其中一人是煤炭专利代理人，一人研究的是铁路布线规划，一人的专业是光学仪器，另外两人的专业，与鉴定书上的描述也不符合，总之与机械毫无关系。这份报告的复核人，本是需要机械专业高级职称的，但其在签订机构网站上自述专业却是化学。

司法鉴定人对于其专业背景的描述，意义在说明他具备鉴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使其鉴定报告有足够影响法庭裁判的权威性。但他们的专业背景描述如此修饰，作为鉴定人秉承的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自然令人怀疑。

但鉴定人的说服对象是法庭，一旦他们的意见被法庭接纳，就会入人以罪。虽然被告递交了另一鉴定机构的鉴定来抗辩，说明该“技术机密”是公知技术，但是否接纳则是法院的权力。更何况对于法院来说，也难以厘清地方利益与司法裁判的关系：此案地方首长有明确倾向性的批示；那家民企是法院所在的县是最大的投资商。

技术机密案件不公开审理，舆论机构无法旁听，也无以置喙。该技术是否公知技术，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此放大。但问题是，法官个人能否摆脱背后的势力的种种影响，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判？答案是很难。即便这个案子，在经过无数周折后，定罪结论被推翻，司法机构也可以把责任推给鉴定机构的误导。

笔者在法律界浸淫20年，对此有着太多的经验。一个人品和水平都不错的审判长，正审理一件知识产权案件，审案期间曾与我坐同一部电梯，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办案真难”——因为有两个领导给他下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我开玩笑说：你可以学莱文斯基小姐，留下条有精斑的裙子，说明自己是“不得已”。否则没有得手的一方，会嫉恨你，人家权力大你怎吃得消？他苦笑道：“我柜子里可都是这样的‘裙子'。”

三、法律人的新活计


北京那家鉴定机构，因为接受巨额商业贿赂，在另外一个商业秘密纠纷中，帮助一方“销毁涂改证据资料”，三位负责人被捕。可以说，作为司法鉴定人的他们，为了利益，他们成了“伏击手”。

一个靠公信生存的机构，出了如此严重公信问题，司法部门没有对其作出的鉴定书进行彻查，而仅是“因领导人更换，暂时停业”，个中奥妙，无人能解。该机构经营期间所做的司法鉴定报告，仍在全国各地的法庭上，作为运作司法公权力出入人罪的根据。

现在充任“伏击手”的，是形形色色的法律人，这足以让那些法律原则的坚守者悲哀莫名。在权力的操控下，司法资源可能为政经势力掌控，为私人利益服务，我们是否由此变成一个“伏击者”的社会？我实在很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