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利己性假设，它是经济学中一个最核心的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的根基。
    任何一门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更好地作出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
    在经济学中，对人的行为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自利性假设，追求自身利益，或更进一步地作出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常规性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它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单位和国家都会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假设在任何层面都基本成立，在处理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在考虑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需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说话和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就可能被判刑；在处理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员工，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视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会被判刑。经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对利己性假设提出质疑，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有家庭？其实，从家庭层次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别人的家庭。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大多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些都表明，利己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同等层次考虑问题时往往需要采用此假设。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利已性假设也有边界条件。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并不矛盾，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威胁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在没有国哪有家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体现出无私的一面。当国家安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方式，这并不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其实，即使动物也有这种二重性。比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下去，让年轻山羊后跳下去，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连动物都愿意牺牲，何况人？为什么人们在非常规时期往往体现出大公无私，而在常规时期又体现出利己行为呢？这是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反应。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同样是利己性，程度也不同。利己性当然越少越好，但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如果人都是非自利的，为他人着想，也就根本不需要涉及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了，工业工程学或投入产出分析也许就够了。我国现在之所以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境界还不是很高，人们还在追求个人的利益。短短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这与承认个人利益这一客观现实，从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分不开的。

3、三个制度安排

三个制度安排是：（1）法规治理；（2）激励机制；（3）社会规范。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行政、搞管理，考虑经济问题，想做好都离不开这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我在财大搞改革，就靠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综合运用。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是长效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市场、声誉、诚信等）是诱导性的。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市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就提高了；社会规范是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是一种无欲无刚的制度安排。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文化、学风、教风、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性格等都属于这类范畴。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这三种制度安排就是通常说的“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

“晓之以理”，相当于运用法律、政策等硬性规定，也包括道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作为一种规定，必须遵守，这一块是大棒。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断（信息透明和对称），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的大小。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就是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许多误区都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说，现在一谈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说要规范，对企业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什么都要制定得详详细细，有时候太详细是不可行的。法律在管制市场的时候，要管基本的规则，而不要把具体怎么去做也规范得细细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由市场用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去安排，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

“诱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通过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挂钩，这都是激励机制，比如市场、按件计算，按产量计算等等。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基本上研究的就是这一块，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单位、家庭、个人，往往表现出理性，追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个人利益，这一块是胡萝卜。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每个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积极性去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达到他人或社会的目标。早在500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守仁（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类似于激励相容的思想，他否定了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承认人欲存在的客观现实。“知行合一”讲的就是理论结合现实，学以致用，要学理论知识，也要在实践中应用与总结。声誉和诚信都是一种激励机制。做生意都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样企业主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因为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社会的东西，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比如大公无私，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动之以情”是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是一种无需前两种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利诱性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时间更长。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困难，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可能会有深刻体会，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这样会造成很大实施成本。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这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有时候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没有交易成本，就像很多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没有任何利益和强迫的东西。尽管社会规范、企业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制度安排也是有其边界条件，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无限扩大它的作用。在人们的思想水平整体不高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们对维持大量、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那些非常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总是大于理念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的制度性措施。

这三种基本方式应该综合应用，要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从而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是具有边界条件的，“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那法律就没用。我们经济学院任何一门课程，老师都要给学生提供课程提纲，相当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契约，这个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很小，但是对学生来说帮助就很大。前段时间上海计划出台一个政策，为了节省能源，舒缓堵车情况，减少公务用车出行，一三五七单号行，二四六双号行。之前北京奥运期间，北京也曾经实行过类似政策，但问题是怎么监督，怎么能知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不是公车？

做领导或作为管理人员，要调动手下的积极性，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领导能够综合的、有机的运用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比如，我当院长，如果学院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我首先让他到办公室来，一顿学校、学院规定大棒对其“晓之以理”；接下来是诱导——“利而诱之”，劝他要好好学习，从长远来说对他个人的发展和前途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动之以情”，说他父母送他来上大学，赚钱不容易啊，而他却在这边玩，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呢？采用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一般都能让学生接受，知错就改。我在经济学院的改革力度很大，经济学院、财大的很多学生和教师都是非常认同、支持的，这也与采用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分不开。

4、四个基本原理

四个基本原理是：（1）约束条件；（2）理性假设；（3）信息对称；（4）激励相容。经济学离不开这四个基本原理，对处理日常事务也非常有用。这些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领会贯通，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

第一个原理是约束条件下做事。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人都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就是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作为一个例子和应用，其基本思想体现在消费者理论中预算线。约束包括软约束，硬约束。这个原理告诉人们做事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要充分考虑客观现实，否则不会成功。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条件弄清楚和充分体会，事情很难做成。邓小平之所有能让中国重新崛起，就是因为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人们思想境界有限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提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太不现实，从而放弃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之路。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境界不高，追求个人利益。按照经济学术语就是人们的行为满足单调性假设，局部不满足性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了，我们就不需要经济学了。经济学研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欲望无穷的前提下，如何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我们当然希望“动之以情”的这一块越来越大，但在绝大多数人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约束条件下，必须充分认识到客观现实，包括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国的利益。

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个人必须站在本国的利益上。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同样如此。比如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必须维护中国的利益，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国家安全局就会把你抓起来，判刑；在处理企业和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经理，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国家法律也会判你刑。这些表明了，理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同等层次考虑问题时往往需要采用此假设。前段时间，延安大学的一位老师将她在博客上的文章发给我，认为理性假设有问题。她提出，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抚养小孩、老婆？事实上，从家庭层次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我抚养我的小孩，给我老婆用钱，而不是去照顾别人的老婆和孩子。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大多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威胁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在没有国哪有家的情况下，人们考虑的往往体现出无私的一面。当国家安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方式。这是矛盾的吗？不是，在常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但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又愿意付出。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去年汶川大地震，人们都在踊跃捐款，出钱出力，而万科老总却不愿意让公司捐款，说捐款太多，总是捐不完，结果万科的老总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我想，如果他听了我的讲座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你捐钱是锦上添花，但在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汶川的时候，说出这种话，让人不可理喻。我们财大经济学院当时捐款差不多占了全校捐款的一半，包括一个外籍教师都自愿捐钱。我的父亲抗战参加了新四军，打日本鬼子，还有我不少初高中同学，也参加了越战，有些同学在越战中牺牲了，但是我的父辈老革命和我的同学，一旦不打仗了，过平常生活的时候，和我们的思维都是一样的，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这也是自然情况。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危急关头的时候，需要你，你是必须要付出的，否则连动物都不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下去，让年轻山羊后跳下去，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连动物都愿意牺牲，何况人。为什么人们在非常规时期往往体现出大公无私，而在常规时期又体现出利己行为呢？为什么平时人们利己，汶川地震后大公无私呢？这是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反应。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同样是利己性，也体现出不同的程度。利己性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别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这和我们所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不矛盾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反应。

为什么我国现在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境界还不是很高，因而我们需要政治思想工作，让“动之以情”的这一块理念扩大，当扩大到其他两个制度安排没有必要时，共产主义社会也就可能实现了，但是在没有达到那种极至状态之前，人们还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我们就需要安心搞市场经济。短短三十年，中国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进步，这是和承认人的理性这一客观现实，从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不开的。

第三个基本原理是做事时尽可能让信息对称。只有信息完全掌握和了解后，才能将事情做好，其结果才可能最优。做到信息对称，即使对行政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获得信息需要代价，即使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也多半只能得到次优结果（“best is second best”）。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也才会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次优，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会出现激励扭曲，要诱导信息，必须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所以你不能得到first best（最优），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战一败；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百战百殆”。信息对称特别重要，许多家庭不和、误会误解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通过与人沟通与己沟通，让别人了解你，你了解别人，做得信息对称，消除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我在经济学院行政工作中，非常注意信息对称，做事情尽可能做到开诚布公，消除可能的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意见一致。比如，经济学院建立了一套如何获取信息的机制，所有的院领导参加会议，都要提供会议纪要，做到院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横向信息对称，同时每一个行政人员周五下午对本周的工作进行回顾和下周所要做的工作进行展望，做到院领导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纵向信息对称。

第四的基本原理是制定游戏规则或机制时，要做到激励相容。激励相容，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也就是做事至少争取做到于国、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中都会出现。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那就是激励相容。所谓激励相容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由于每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通过对利益和代价的比较，将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现实中，很多政策就不符合激励相容，上面规定的政策下面执行得不好，因为在人的理性假设下，一些预想的激励效果会发生扭曲，如中国先前的大锅饭制度就是激励不相容，都想偷懒，又要收获，那谁还愿意做事呢？激励相容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尽管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还有许多经济政策和规则不是激励相容的。

5、五个分析步骤

写一篇规范的文章来研究某个经济问题，首先需要在引言中说明三点，一是阐明所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二是文献回顾，所研究的问题如何和别人不一样；三是要说明文章从技术分析及理论结论有什么创新。然后，正式讨论如何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和得出有关结论的。为此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分析步骤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经济学任何一个理论，基本上包括了这五个步骤，尤其是前四个，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也会以此为标准。

1、界定经济环境。这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作出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是作为参数给定的，短期不能改变，但长期可能会发生演变。约束条件这一基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怎样界定经济环境呢？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尽可能逼真；二要精炼刻画最本质的东西，完全的客观的描述环境是没有用的。描述经济环境首先要客观，然后要根据目的抓住特征。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经济环境就是根据你所研究问题的目标来确定的，只有既清楚准确的描述经济环境，又能精炼深刻的刻画经济环境的特征，才能抓住所要研究问题的本质。比如，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时候，我们把消费者刻画为最简单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研究偏好关系、消费空间、初始禀赋，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要抓本质问题。

有人说现代经济学没有用，用几个基本的假设把复杂的问题搞得太简单了。可是，做物理实验的时候不是也是把其他变量固定，只考虑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吗？为了做一件事情，把每一个方面（即使无关）都搞清楚，有必要吗？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就拿地图作为例子，如果你到上海，要根据目的和意图来购买地图。比如，如果你来旅游，需要购买的是旅游地图；如果要开车过来，需要购买交通地图；如果要打仗，需要军事地图。尽管这些地图都描述了上海市，但不是上海的全貌。为什么所需要的交通地图、军事地图、旅游地图都不一样呢？因为目的不一样。

经济学完全是用这种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一个高明的经济学家，就看你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准确地界定经济环境，这一块是你出好文章的关键点，有思想就在这一块。只有你真正把成因和现状搞清楚，后面的对策和药方（所采用的经济理论）是信手拈来，当然你需要有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训练。

2、设定行为假设。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也是人们在与人常交往和处事中，首先需对他人行为方式作一个大致判断所采取的必要步骤。和一个刚结识的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对他作出初步的判断，是忠厚老实还是老奸巨猾，是比较无私还是非常自私。我们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者理论中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生产理论中对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都是一种行为假设。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而又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是理性假设，即人是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是自利的”这一人类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许就不会有经济学。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理性假设的合理性：自己用自己的钱精打细算非常小心，自己用别人的钱非常开心，别人用你的钱痛心，别人用别人的钱漠不关心。有限理性是根据掌握的情况作出最优的选择，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理性假设。

那么，为什么需要理性的行为假设？第一它比较合乎客观现实。我刚才说了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学校、家庭、个人问题都比较合理；第二即使理性假设有误，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反，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当然，如果所面临的是一个“雷锋”式的人，所有的大棒、胡萝卜对他都没有用，因为他无欲无刚，对他采不采用“晓知以理”或“诱之以利”都无所谓。但是，如果碰到大奸若愚的人，可能会把你搞得倾家荡产，所以理性的行为假设能让你的风险最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非常强调大公无私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也没有将国家的法律、会计制度取消的根本原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可行性，还要考虑风险的大小。

一些经济学家拿现代经济学的有限理性来批评理性假设，这十分可笑。所谓有限理性，是假定在所知道的知识范围内做一个选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明明知道有更好的结果，怎么会不去选？所谓有限理性假设，是根据你所掌握的情况选择一个最好的，对你最有利的。这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一个是绝对化，一个是更加合乎现实，但是和非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3、给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也就是游戏规则。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应对策或游戏规则。依赖于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外生给定，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在研究具体经济组织或单位的经济行为和选择问题时，经济制度安排更应是内生决定的，是根据人的行为和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一种游戏规则。当然市场会失灵，就要规制，设计激励机制，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一旦被政府采用了之后就变成制度安排，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符合当时的环境。所以经济学分析需要合乎逻辑，内生制度安排告诉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没有一个制度和理论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一个基本结论。由于今年经济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如何综合治理中国经济，我今年提出一个新的18字方针：“增信心，稳股市，拉两头，优中间，扩内需，激出口”。就像中药有各种药，医治不同的药方由不同种类的药组成，经济学也是一样。

很多人批评“100个经济学家里面有101种经济观念”，因而认为经济学不科学。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因为对象、时间、地点及事情发生变化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当然有可能不一样，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

4、选择均衡结果。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及其它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激励反应，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称之为均衡结果。其实均衡概念不难理解，它表示在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的情况下，人们需要选定一个结果，这个最终选定的结果就是均衡结果。对利己的人来说，他将选择一个自认为是最有利的结果；对利他的人来说，比如雷锋，他可能选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均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均衡选择结果依赖于经济环境、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相对于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还是其它行为假设)，以及让他作出激励反应的游戏规则，它是相对这些因素的“最优”选择结果。也就是说，不同的行为选择的结果不一样，因为人的偏好等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有时尽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一样，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出现问题。

5、进行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其实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我们会评估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就像我们的工作总结一样，找出缺点不足，到底哪些制度最适合本国的发展，需要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

评估比较往往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牵扯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经济学中所用的帕累托最优(有效) 意味着：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

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则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只要想提高经济效率，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因而它是一把标尺。用这个标尺，人们可以比较、衡量和评价现实世界中各式各样经济制度安排的好坏，看它们离这一标准还差多远，从而得知改进经济效益的余地，使资源的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

在讨论制度的演进时，经济学家往往用帕累托改进这一标准来衡量制度转型的好坏。所谓帕累托改进意味着经济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或多或少有所改进，也就是做加法。这也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否则改革的阻力很大。

当然帕累托最优只是一个标准，还有一种价值观，就是平等。市场制度是达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大。一个人拥有很多资源，而其他人却不拥有任何资源，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因而帕累托最优没有考虑到平等的问题。为什么改革有反复呢？原因之一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但是，绝对的平等不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判断。当不分劳动贡献大小，一律给予同等待遇，对勤劳的人就不公平。还有，我不喜欢吃梨，喜欢吃苹果，有两个苹果两个梨，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苹果一个梨，对我来说，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另外一个人喜欢吃梨，你最好给我两个苹果，给他两个梨，这就考虑到了主观效用，每个人都不嫉妒其他人的消费，这样的消费组合作为平等的定义也许更有意义。当然，一个人拥有一切，一个人什么也没有，那肯定不平等。采用这个定义，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参见：笔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讲义第九章)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在通常市场均衡存在假设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可同时导致帕累托有效和以上所定义的平等配置。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给每个国民同等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 ，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的社会结果。

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结果威力巨大，也可以用来考虑社会结构问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出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以及相关的六个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需要指出的是，目标和过程不能混淆，目标容易提出，但实施过程更为复杂。这六大特征就是要求搞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在人们思想水平不够高，还有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就是采用现代市场制度。必要性可用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来证明。经济核配置的核心思想是说，在理性假设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经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

民主法治，为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市场经济可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有效的政府肯定是一个法治政府，不仅要规范经济人行为，而且也要规范政府自身行为。为了让法律制定的合理，就应充分考虑民意。和谐社会的其余五大特征都可以通过经济学定理来证明。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和谐社会那篇文章，说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立现代市场制度是基本一致的。

公平正义怎么样达到呢？我们前面谈了，只要所有人的初始禀赋相等，然后让市场去运作，最后会导致既是有效率的又是平等的资源配置。我们所有的公民必须享受基本的公民待遇，比如义务教育等，中国能不能稳定，要重新崛起必须让所有的小孩享受基本的国民教育。

安定有序，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仍然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来解释。经济核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团，对这个资源配置不满，从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福利。这样，当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不存在什么势力，或什么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从而这个社会就比较安定。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以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作为一个基本特征的，它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具有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秩序一般都比较安定，很少有社会不稳的情况发生。中产阶层基本上都有产有业，哪个愿意社会不稳定？

诚信友爱，用博弈论里的大众定理，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讲诚信你不讲，那你就会吃亏，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你讲真话，你也会吃亏。诚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一个社会规范，在市场经济里面是一个激励机制，因为你不讲诚信，别人就不愿意和你做生意。中国现在的企业也都在慢慢讲诚信了，一流的企业创造品牌，二流的企业创造技术，三流的企业生产产品。如果大家都不太讲诚信，交易成本将会非常大。

充满活力，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已经论证了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则更进一步的论证了在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人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人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产权明晰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最节省信息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的机制。中国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人们的创造活力得到了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也得到了充实。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生态环境方面也许会失灵，这时需要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但并不是取消市场制度。当企业对生态环境可能会产生破坏作用时，我们需要政府恰当的干预，现代经济学也提出了许多方法，如实行庇古税、合并、科斯资源谈判和可实施的所有权办法、引入缺失的存在的所有权市场、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等，用来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