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曾经说过，北大不要再为西方学者作注解，我看他的意思是，不要让学者变成“鹦鹉”，然后他们的学生变成“小鹦鹉”。即，北大既不是“爱国者大本营”，也不是“鹦鹉园”。
那么，我们是否想过，学术权威会犯错，而且错误越来越大？
下面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管理学者通常认为，与经济学等学科不同，战略管理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或者说是导致企业间差异的来源。其任务为解释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和维系的形成机理或机制，如，产业竞争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动态竞争理论和创新战略理论等。
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思维的误区，或者说是巨大的陷阱，管理学界正在越陷越深，离伪科学越来越近。
该研究误区的形成大致有如下原因：
（1）战略管理理论所蕴含的方法论及其理论假设是组织具有个性塑造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存在导致了组织间的差异，于是管理学者将问题集中于该能力因何而生和而变。
（2）在管理学者引以为自豪的战略研究层面上，由于略管理研究对象的目标导向及其功利指向，管理学者关注的是组织及其组织代理人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行动策略，而非组织及其代理人生存的环境及其互动和影响过程。
（3）管理学者这种“人定胜天式的世界观”使得其既排斥经济学的行为理性分析，也排斥社会学对“行动与结构”的想象力。
（4）管理学者力图使世人明白，管理学比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因为其研究的是“情景、权变、优势、能力和艺术”，即所谓的情景导向（context-specific）下的战略决策和竞争理论。比如，“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差异化的学科”，管理要研究本土化的问题。
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潮流相对照，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当组织学科在普遍重视组织与环境的研究同时，管理学界则普遍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罪魁祸首是谁？美国管理学界尤其是所谓的顶尖商学院在责难逃，因为正是他们，炮制了一个又一个“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其根源在于：
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日本制造业企业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管理学者开始反思，其中，如“权变管理”、“追求卓越”,等等。这些理论解释了日本企业优于美国企业或者美国企业成功的原因，因而权变管理学派甚嚣尘上，后续理论虽然各有千秋，但其思想方法论的基础基本不变：即，组织间的差异来自于企业所处的环境以及其应对环境的策略差异。
由此产生的战略管理的研究误区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① 国际战略管理研究一直在“企业竞争优势”的论题上争论不休，直到最近才对新制度主义为核心的组织理论引起重视，但原先集中于企业能力的生成机制研究和情景导向的分析思维阻碍了观念的转向；② 国内战略管理研究则在“本土化”问题上形成了争辩。
其实，这2个方面均可从新制度主义的视野加以分析：
（1）如果要论证“企业能力的生成机制”，同构化应该是能力机制考察的首要步骤。无论是产业竞争学说、资源基础学说、动态竞争能力或是创新战略理论，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论述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这里，姑且不论何种要素会对企业能力的生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内生性的要素，而内生性因素必然是在组织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2）组织理论所指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就是管理学者反复强调的“本土性”，即处于不同环境中的组织所要遵循的“合法性”的机制不同。与管理学者所说的“本土性”相比较，“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理论建构性和内在规定性，并可以进一步发展成可测性的水平。而“本土性”的观点几乎等同于普通人的直觉和判断，无法有效地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因而也无法升华到科学研究的层次上。
由此可见，如果战略管理只关注个体和组织间的差异以及彼此间在生存和竞争方面的策略差异，只按照“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逻辑论证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那么所给出的意见和结果很可能是武断和片面的，最终就会陷入到所称谓的“战略管理研究误区”中。因此，管理学者有必要吸收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成果，注重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及其适配性的角度去探讨组织战略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问题，其中尤其要注意研究组织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并以此进行战略问题优劣的探讨。只有这样，战略管理研究的科学成分才有望得以提升。
所以我说，管理学正在离伪科学越来越近，而管理学界正在使劲推动它走向伪科学！
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非常非常可笑的是，越是喊口号的学科，本土化做得越差！你去看看管理学者的文章，义愤填膺地声讨，有没有实在的内容，基本没有。有多少实证性的研究报告支持着你的口号呢？
社会学界提出了“弱势群体”、“和谐社会”、“单位制”等体现中国社会特征的概念，中国管理学界提出了啥？
国内的“管理学家”或者说是学术权威，更是荒唐可笑，利用资源、关系、地位和权利，垄断了资源，建立起一个个小圈圈。为他们工作的博士和教师，一批又一批，办公室和实验室越来越大，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