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流”、国学及读书
时间:2003年7月5日 作者：羯胡 来源:往复论坛

老冷与我讨论汉唐之间的婚姻习俗，他在一篇回复中说：“我手中没书，被羯胡钻了空
子。”殊不知“手头没书”正是我在国外留学数年间最大的苦衷！

学校的图书馆里当然是有书的，我所在学校的图书馆有好几家，所藏汉学典籍种类之多
，版本之精，在海外大概是数一数二的了。但我们这些习惯熬夜看书的人，深更半夜到
那里去找图书馆呢？

在家的时候好，常用的书自己大都买下了，写文章东翻西翻，一般足不出户就可以对付
。

做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时候，屋里总共没几本书。教授的研究室里书倒是不少，我从他
那里长期借用的不少于三十本，有时恨不能将他的研究室都搬回家。那位教授的书借一
本要留一张条子，他的书架上总是飘着几十张“羯胡”的借书条，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

学校各家图书馆的书，借出则有严格的限制，一是数量，一是期限，这可真把我害苦了
！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经常背着一大兜子书往返奔波。劳累还不是大问题，最大的
问题是图书馆的书晚还一天，就不能续借了。像我这样记性不好、不断逾期的人，往往
是一本书刚看了一半，就不得不还回去！

我后来下决心回国、回家，看书不方便也是一个原因。

老冷叹息“手头没书”，他的苦日子不过刚开始。

其实，在海外研究汉学的中国学者，最难堪的境遇是要用外语写作！

记得开元兄曾对我说，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不能用中文写文章（当然是指学术论
文）。这话对我触动极大，因此也更坚定了决心：毕业后立即回国。

开元兄在国外的大学当中国古代史的教授，能走到他那一步的，在中国留学生中，可以
说是凤毛麟角了。但不久前听到一位刚回国的朋友的谈话，却引起我对海外华裔汉学家
现状与前景的忧虑。

据那朋友说，美国的汉学界对老一辈留学美国的中国汉学家评价不高，他们的一条证据
，是那些老先生最终都没能进入美国汉学研究的主流。

对这一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以为，目前美国乃至海外汉学研究的水平，并不代表当今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或者
说是世界水平）。没有融入美国汉学研究的主流，未必就不能达到汉学研究的高水平，
甚至是比顶尖的美国学者更高的水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余英时先生。余先生是今天海外汉学研究第一人，大概已是海内外学
者中普遍的认识。而我觉得：他不仅代表了海外华裔学者的一流水平，也代表了整个海
外汉学界的一流水平。

据说余先生是海外汉学家中坚持用中文写作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一点真让我佩服。我在
海外学习、研究汉学多年，知道这样的坚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你可能得不到海外学术
界的认可，你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当地的学术“主流”。一个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几乎
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也许就是相似的例子。

问题是你追求的是“一流”还是“主流”！

余先生追求的是什么我说不准，但他坚持用中文写作，虽然可能也没有被纳入美国汉学
研究的主流，却实实在在地达到了世界汉学研究的一流。

余先生一定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譬如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譬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先秦诸子系年》。那是迄今为止世界汉学研究的最高境界，真正一流的学术精
品。

瞄准学术研究古往今来的世界一流，不必刻意追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学术研究的主流
，也许是余英时先生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传说，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实际上，今天学术研究的一流，也许就会成为明天学术研究的主流。因为今天学术研究
的主流，多半正是昨天学术研究的一流。

在学术研究中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一流”还是“主流”？这是身居海外的开元兄们面
临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二

汉钟离君说：“有那么多学中文、中国历史的也要出国留学，真是有些奇怪。”让我联
想到陈寅恪先生1929年写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那首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
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这已不仅是“奇怪”，而是深感耻辱，
羞愧“欲死”了。问题在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羞欲死”的“神州士夫”，并不是纷纷
赴日的年轻学子，而是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的为人师者。

无庸讳言，不论当年还是今天，“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留学生，确实不在少数。“醉翁
”们留学普遍的动机是为争取就业资格，在国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的一位在日本学
日本史，和另一位在美国学美国史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当地的大学教书，他们先后托我
寻找中国史的资料，说是要改教中国史了。我觉得这种转变很自然，日本的大学不会喜
欢让一个外国人去教他们的“国史”，美国的大学一定也是如此，人家心里无论如何是
不平衡的。倒是中国人教中文、中国史，外国人容易接受些。所以，一些人中国人去国
外学中文、中国史，可能是为了就业的方便。

在国外学中文、中国史的另外一些“醉翁”，是想凭借洋学位回国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
。常听人说，现在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便跑到国外去念大学，给人的印象是国外
的大学是随便可以进的。这恐怕是个误会。至少日本的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很相似，
大学入学考试相当难，尤其是名校更如登天。因而对留学生来说，考本科比考硕士、考
博士都要难。不过挤进门就万事大吉了，一般都能顺利毕业，淘汰率极低，这点与中国
也很相似。

我关心的主要不是这类问题，我一直在想：“群趋东邻受国史”，“东邻”的“国史”
究竟是什么水平？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在汉学方面是否真能有些收获？
因为我是学中国史的，就以中国史研究为例谈一点意见：战前以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为
首的一批日本汉学家，虽然在整体上还比不上陈寅恪先生他们那一辈中国学者，但在中
国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却取得了非常出色、堪称“一流”的业绩。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受
国史”，并不是没有可能学到高明的学问。

我以为，如果外国人的“国史”研究远不如中国人高明，中国学生“群趋东邻”仅仅是
为了挣钱过好日子，中国的老师们实际上并不怎么丢脸。反之，如果外国人的“国史”
研究也很高明，甚至有些方面比中国人还高明，那倒可能会让中国的老师们感到没有面
子。

我们知道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创建史语所，陈寅恪等一批中国最出色的学者迅速聚集在傅
先生麾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傅、陈一辈的先生们，不甘心让东洋、西洋的汉学研究在
声势上超越中国，决意与洋人一争高下！

如果洋人的水平根本不值一提，是不会给陈先生他们造成压力的。傅斯年先生1929年在
给陈垣先生的信中写到：“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
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
可忍。”

陈垣先生同年5月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呼吁“中国史料急待整理”，他说：“我们若是
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
的耻辱呢！”两年后，陈垣先生为日人那珂通世传记中译本作序，又说：“吾人若不急
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

战后日本学界涌现出宫崎市定、西岛定生等一批优秀学者，他们的成绩也与中国学界顶
尖人物相去不远。以至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二
十等爵制研究》，都是必读的权威性著作。

有朋友说，中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最高水平的著作都在中国。从以往的情况看，
这话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决不该学了超一流，便放弃一流、二流。就像我们不能学了
陈寅恪，就不去学唐长孺；或者读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就不再读《魏晋南北朝史
札记》一样。我们在中国，从陈寅恪读到唐长孺，如果有机会，还应该从内藤湖南读到
宫崎市定。

今天中日两国汉学界的形势，概括而言，是中国人长于思辨而日本人精于考证。我这里
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的论著就一定疏于考证，其实我们老师辈的不用说，就是在我们这一
代，乃至比我们更年轻的中国学者中，考证严谨的论著并不少见。但可怕的是不够严谨
甚至是不严谨的论著更多，这与日本学者普遍考证严谨的情况，形成一种对照。一些日
本学者认为中国近年学术著作虽多，但真正有价值的少；某些日本学者甚至长期忽视中
国学界的动态，大概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有人大概会说：现在信息交流渠道多、速度快，用不着费时、费力地出国去找人家的东
西来看嘛。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未必如此。

北大教魏晋南北朝史的东洋兄在日本一年，将能搜集到的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复印了数
百种，带回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据他说，那些论文大部
分都是在中国见不到的。日本学者的重要文章，经常发表在很不起眼的学校的学报上，
如果不是在日本，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读到。

这样的体会我当然也是有的，在日本的数年间，我读到许多在国内从未见过的论著，这
可以说是我出国留学最大的收获。

许多中国学者说：日本学者的论著，很难见到精彩的见识。但是，他们在材料的搜集、
处理上，往往下了极大的工夫。我的感觉是：日本人作过的题目，尽量要找来看看，一
般总会在考证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

总之，学中文、中国史的学生出国，想作学问也未必不成。能找到一些在国内见不到的
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就是不虚此行了。
这些看法也许是坐井观天，但愿不会给人一种误导。

                                              三

如果读到博士，还不能大量读自己“最想读的书”，那真是一个悲剧。但这种情况似乎
并不多见。

一般来说，博士论文即使不是本人最感兴趣也应该是很感兴趣的题目。导师的作用在于
，帮你确定这个题目是否有足够的价值（或者说是否真有创意），你是否有能力驾御这
类题目（有可能否定你“最想写的论文”，不过我以为再想写的论文，如果没有能力驾
御，还不如不写，至少暂时不写），以及你的方法是否得当等等。（当然，像将无同那
样连“北招”就是“北边的招待所”这类问题也要热心解释的导师，可能是个例外？）
至于你读什么书，他是不必干预的。（否则还能算博士研究生吗？）

如果导师提示你有些书要读，那可能确实不是你“最想读的书”，但有可能是你此时“
最需要读”的书。（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大概没有做导师的资格？）有时候，我们“最
想读的书”，未必是我们该读（尤其是写毕业论文时）而未读的书，我的体会如此。
汉钟离君说的不错，学习、掌握一门乃至多门外语，要花去大量的时间。但究竟需要多
少时间，恐怕还要根据各人的实际需求而定。仅限于阅读，在我看也未尝不可。可如果
你感兴趣的知识需要在国外学习，那就不得不付出较多的时间、精力练习听力、口语了
。

我以为，对一个决心作学问的人来说，判断是否应该出国的关键在于，你想要的东西是
否一定要到国外去学，或该学科、该专业、该题目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者，是否在国外
。（不一定独步天下，但应该是顶尖高手之一，至少也应该是高手）

同样是一流的学者，胡适、陈寅恪是留过学的，余英时也是留过学的，钱穆没留过学，
唐长孺也没留过学。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外语的胡适、陈寅恪、余英时，不仅没有因此
降低学术水平，在我看还是如虎添翼；钱穆、唐长孺没有花费那么多时间学习外语，也
没有那么高的外语水平，学问同样可以跃上顶峰。所以，出国、学外语（指达到可以留
学的水平），未必就是浪费时间（也未必“痛苦”）；不出国、不学外语，也未必不能
创造一流。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钱穆、唐长孺，还是胡适、陈寅恪、余英时，都不曾
花费大量时间去读自己并不“最想读的书”，写自己并不想写或不太想写的文章。
以上议论仅限于国学，汉钟离君说不同专业会有很大不同，我完全赞成。比如为研究社
会学、政治学而投奔韦伯（可惜他不在了）、亨廷顿，我以为就大有“必要”，更不用
说研究外国的活着或死去的语言文字比如梵文了。





时间:2003年7月5日 作者：羯胡 来源:往复论坛

老冷与我讨论汉唐之间的婚姻习俗，他在一篇回复中说：“我手中没书，被羯胡钻了空
子。”殊不知“手头没书”正是我在国外留学数年间最大的苦衷！

学校的图书馆里当然是有书的，我所在学校的图书馆有好几家，所藏汉学典籍种类之多
，版本之精，在海外大概是数一数二的了。但我们这些习惯熬夜看书的人，深更半夜到
那里去找图书馆呢？

在家的时候好，常用的书自己大都买下了，写文章东翻西翻，一般足不出户就可以对付
。

做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时候，屋里总共没几本书。教授的研究室里书倒是不少，我从他
那里长期借用的不少于三十本，有时恨不能将他的研究室都搬回家。那位教授的书借一
本要留一张条子，他的书架上总是飘着几十张“羯胡”的借书条，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

学校各家图书馆的书，借出则有严格的限制，一是数量，一是期限，这可真把我害苦了
！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经常背着一大兜子书往返奔波。劳累还不是大问题，最大的
问题是图书馆的书晚还一天，就不能续借了。像我这样记性不好、不断逾期的人，往往
是一本书刚看了一半，就不得不还回去！

我后来下决心回国、回家，看书不方便也是一个原因。

老冷叹息“手头没书”，他的苦日子不过刚开始。

其实，在海外研究汉学的中国学者，最难堪的境遇是要用外语写作！

记得开元兄曾对我说，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不能用中文写文章（当然是指学术论
文）。这话对我触动极大，因此也更坚定了决心：毕业后立即回国。

开元兄在国外的大学当中国古代史的教授，能走到他那一步的，在中国留学生中，可以
说是凤毛麟角了。但不久前听到一位刚回国的朋友的谈话，却引起我对海外华裔汉学家
现状与前景的忧虑。

据那朋友说，美国的汉学界对老一辈留学美国的中国汉学家评价不高，他们的一条证据
，是那些老先生最终都没能进入美国汉学研究的主流。

对这一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以为，目前美国乃至海外汉学研究的水平，并不代表当今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或者
说是世界水平）。没有融入美国汉学研究的主流，未必就不能达到汉学研究的高水平，
甚至是比顶尖的美国学者更高的水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余英时先生。余先生是今天海外汉学研究第一人，大概已是海内外学
者中普遍的认识。而我觉得：他不仅代表了海外华裔学者的一流水平，也代表了整个海
外汉学界的一流水平。

据说余先生是海外汉学家中坚持用中文写作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一点真让我佩服。我在
海外学习、研究汉学多年，知道这样的坚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你可能得不到海外学术
界的认可，你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当地的学术“主流”。一个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几乎
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也许就是相似的例子。

问题是你追求的是“一流”还是“主流”！

余先生追求的是什么我说不准，但他坚持用中文写作，虽然可能也没有被纳入美国汉学
研究的主流，却实实在在地达到了世界汉学研究的一流。

余先生一定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譬如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譬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
稿》、《先秦诸子系年》。那是迄今为止世界汉学研究的最高境界，真正一流的学术精
品。

瞄准学术研究古往今来的世界一流，不必刻意追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学术研究的主流
，也许是余英时先生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传说，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实际上，今天学术研究的一流，也许就会成为明天学术研究的主流。因为今天学术研究
的主流，多半正是昨天学术研究的一流。

在学术研究中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一流”还是“主流”？这是身居海外的开元兄们面
临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二

汉钟离君说：“有那么多学中文、中国历史的也要出国留学，真是有些奇怪。”让我联
想到陈寅恪先生1929年写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那首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
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这已不仅是“奇怪”，而是深感耻辱，
羞愧“欲死”了。问题在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羞欲死”的“神州士夫”，并不是纷纷
赴日的年轻学子，而是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的为人师者。

无庸讳言，不论当年还是今天，“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留学生，确实不在少数。“醉翁
”们留学普遍的动机是为争取就业资格，在国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的一位在日本学
日本史，和另一位在美国学美国史的同学，毕业后都在当地的大学教书，他们先后托我
寻找中国史的资料，说是要改教中国史了。我觉得这种转变很自然，日本的大学不会喜
欢让一个外国人去教他们的“国史”，美国的大学一定也是如此，人家心里无论如何是
不平衡的。倒是中国人教中文、中国史，外国人容易接受些。所以，一些人中国人去国
外学中文、中国史，可能是为了就业的方便。

在国外学中文、中国史的另外一些“醉翁”，是想凭借洋学位回国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
。常听人说，现在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便跑到国外去念大学，给人的印象是国外
的大学是随便可以进的。这恐怕是个误会。至少日本的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很相似，
大学入学考试相当难，尤其是名校更如登天。因而对留学生来说，考本科比考硕士、考
博士都要难。不过挤进门就万事大吉了，一般都能顺利毕业，淘汰率极低，这点与中国
也很相似。

我关心的主要不是这类问题，我一直在想：“群趋东邻受国史”，“东邻”的“国史”
究竟是什么水平？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在汉学方面是否真能有些收获？
因为我是学中国史的，就以中国史研究为例谈一点意见：战前以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为
首的一批日本汉学家，虽然在整体上还比不上陈寅恪先生他们那一辈中国学者，但在中
国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却取得了非常出色、堪称“一流”的业绩。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受
国史”，并不是没有可能学到高明的学问。

我以为，如果外国人的“国史”研究远不如中国人高明，中国学生“群趋东邻”仅仅是
为了挣钱过好日子，中国的老师们实际上并不怎么丢脸。反之，如果外国人的“国史”
研究也很高明，甚至有些方面比中国人还高明，那倒可能会让中国的老师们感到没有面
子。

我们知道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创建史语所，陈寅恪等一批中国最出色的学者迅速聚集在傅
先生麾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傅、陈一辈的先生们，不甘心让东洋、西洋的汉学研究在
声势上超越中国，决意与洋人一争高下！

如果洋人的水平根本不值一提，是不会给陈先生他们造成压力的。傅斯年先生1929年在
给陈垣先生的信中写到：“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
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
可忍。”

陈垣先生同年5月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呼吁“中国史料急待整理”，他说：“我们若是
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
的耻辱呢！”两年后，陈垣先生为日人那珂通世传记中译本作序，又说：“吾人若不急
起直追，将来势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

战后日本学界涌现出宫崎市定、西岛定生等一批优秀学者，他们的成绩也与中国学界顶
尖人物相去不远。以至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二
十等爵制研究》，都是必读的权威性著作。

有朋友说，中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最高水平的著作都在中国。从以往的情况看，
这话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决不该学了超一流，便放弃一流、二流。就像我们不能学了
陈寅恪，就不去学唐长孺；或者读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就不再读《魏晋南北朝史
札记》一样。我们在中国，从陈寅恪读到唐长孺，如果有机会，还应该从内藤湖南读到
宫崎市定。

今天中日两国汉学界的形势，概括而言，是中国人长于思辨而日本人精于考证。我这里
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的论著就一定疏于考证，其实我们老师辈的不用说，就是在我们这一
代，乃至比我们更年轻的中国学者中，考证严谨的论著并不少见。但可怕的是不够严谨
甚至是不严谨的论著更多，这与日本学者普遍考证严谨的情况，形成一种对照。一些日
本学者认为中国近年学术著作虽多，但真正有价值的少；某些日本学者甚至长期忽视中
国学界的动态，大概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有人大概会说：现在信息交流渠道多、速度快，用不着费时、费力地出国去找人家的东
西来看嘛。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未必如此。

北大教魏晋南北朝史的东洋兄在日本一年，将能搜集到的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复印了数
百种，带回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据他说，那些论文大部
分都是在中国见不到的。日本学者的重要文章，经常发表在很不起眼的学校的学报上，
如果不是在日本，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读到。

这样的体会我当然也是有的，在日本的数年间，我读到许多在国内从未见过的论著，这
可以说是我出国留学最大的收获。

许多中国学者说：日本学者的论著，很难见到精彩的见识。但是，他们在材料的搜集、
处理上，往往下了极大的工夫。我的感觉是：日本人作过的题目，尽量要找来看看，一
般总会在考证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

总之，学中文、中国史的学生出国，想作学问也未必不成。能找到一些在国内见不到的
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就是不虚此行了。
这些看法也许是坐井观天，但愿不会给人一种误导。

                                              三

如果读到博士，还不能大量读自己“最想读的书”，那真是一个悲剧。但这种情况似乎
并不多见。

一般来说，博士论文即使不是本人最感兴趣也应该是很感兴趣的题目。导师的作用在于
，帮你确定这个题目是否有足够的价值（或者说是否真有创意），你是否有能力驾御这
类题目（有可能否定你“最想写的论文”，不过我以为再想写的论文，如果没有能力驾
御，还不如不写，至少暂时不写），以及你的方法是否得当等等。（当然，像将无同那
样连“北招”就是“北边的招待所”这类问题也要热心解释的导师，可能是个例外？）
至于你读什么书，他是不必干预的。（否则还能算博士研究生吗？）

如果导师提示你有些书要读，那可能确实不是你“最想读的书”，但有可能是你此时“
最需要读”的书。（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大概没有做导师的资格？）有时候，我们“最
想读的书”，未必是我们该读（尤其是写毕业论文时）而未读的书，我的体会如此。
汉钟离君说的不错，学习、掌握一门乃至多门外语，要花去大量的时间。但究竟需要多
少时间，恐怕还要根据各人的实际需求而定。仅限于阅读，在我看也未尝不可。可如果
你感兴趣的知识需要在国外学习，那就不得不付出较多的时间、精力练习听力、口语了
。

我以为，对一个决心作学问的人来说，判断是否应该出国的关键在于，你想要的东西是
否一定要到国外去学，或该学科、该专业、该题目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者，是否在国外
。（不一定独步天下，但应该是顶尖高手之一，至少也应该是高手）

同样是一流的学者，胡适、陈寅恪是留过学的，余英时也是留过学的，钱穆没留过学，
唐长孺也没留过学。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外语的胡适、陈寅恪、余英时，不仅没有因此
降低学术水平，在我看还是如虎添翼；钱穆、唐长孺没有花费那么多时间学习外语，也
没有那么高的外语水平，学问同样可以跃上顶峰。所以，出国、学外语（指达到可以留
学的水平），未必就是浪费时间（也未必“痛苦”）；不出国、不学外语，也未必不能
创造一流。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钱穆、唐长孺，还是胡适、陈寅恪、余英时，都不曾
花费大量时间去读自己并不“最想读的书”，写自己并不想写或不太想写的文章。
以上议论仅限于国学，汉钟离君说不同专业会有很大不同，我完全赞成。比如为研究社
会学、政治学而投奔韦伯（可惜他不在了）、亨廷顿，我以为就大有“必要”，更不用
说研究外国的活着或死去的语言文字比如梵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