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挑战

[美]彼得·伯特里尔 著 敖文吴剑奴 译

　

对过去的经济增长的理解

在1978—2003年之间，中国经济的表现甚至好过乐观的预期。为什么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至少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经济表现持续超出乐观预期？1997年世界银行的“2020年的中国”研究指出，中国1995年的GDP是1985年世行预期值的2倍，并认为2001—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会从98%（1985—1995年的平均水平）降到69%。而截至2006年底，其实际增长率为10%，而且没有出现马上进入快速下滑趋势的预期。很多人低估了中国发展对世界的重要性。直到1999年，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中国问题专家杰罗德·西格尔还写道：“中国只是一个对世界，尤其是亚洲以外地区无甚紧要的小市场。”在那时——仅仅八年之前——这一观点还深入人心。




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地分析出15年来中国产出和生产率超常规增长的一些因素，其中一部分因素与标准经济增长模型并不完全一致。最重要的因素如下：卓有成效的领导和大众对改革的广泛支持；始终如一的改革方向；专心致力于政治体制各层次的改革和发展；优先于所有权改革的制度建构和市场竞争；异常高的国内储蓄率；中国乐于学习国际经验，并决定在国际惯例下使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




自90年代中期到2003年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重构（包括国企改革）以来，中国的制造部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年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20%。这种增长率足以负担高速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每年8%—10%）、扩张市场的低成本（从而有助于保证全球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合理的资本回报率。2000—2005年中国的年平均国民生产增长率达到87%，这是全球最快的增长之一，也是美国的增长率26%的3倍。不过如果中国更多关注环境问题、保护劳工权益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其增长率可能会低些。
外国观察家总是过分关注中国的问题而低估了中国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很多权威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1992—1995年发生高通胀、1997—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SARS流行时都预言中国经济将陷入困境。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被描述为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处于崩溃的边缘。尼克·拉蒂在1998年的著作《中国未竟的经济革命》中对中国银行体系问题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引述该书内容来预言金融危机的人是错误的。很多人不仅低估了中国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低估了中国达成关键目标的决心。比如1999年4月克林顿总统拒绝了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入世申请之后，很多人担心中国入世会就此止步。不过当年年底双方便就入世条件达成了协议。中国认为会员国资格有益于其国家利益，所以即使作出让步也要加入WTO。

对现状的理解：中国第二次

转型的挑战

虽然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地区和部门发展问题以及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平等和农村不稳定等问题困扰着中国，但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仍然是非常好的：2003年以来生产率保持高水平增长；城镇人口工资迅速增长；2005年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2006年的数据还未得到）；商业信用水平高；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0000亿美元，其国际投资状况迅速转好；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金融改革成绩不俗；近年来农业增长稳定；城镇住房私有化（1998—2003年）促进城镇住房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比以往更高的劳动（和社会）流动性；低通货膨胀率；外国直接投资保持较高水平；消费支出虽然还是比较低，但在GDP中保持了一个稳定的比例；短期的经济预期态势良好。



现在中国人对现状并不满意。胡温政府意识到了环境破坏严重、农村不安定因素增长和其他的社会危机，他们将国家发展的重心从粗放式的增长转移到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上来。中国新增长模式的目标是要更多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上获取更大份额的附加价值。保持高速增长新近也被加入到了核心任务中。




这个新的增长模式不亚于开启了第二次转型。1978—2003年第一次转型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市场原则、建立市场机制、最大可能地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家实力并为劳动力从农村和低效的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企业创造条件。第二次转型主要是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人们期待这次转型能够降低低端、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并提高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比重。新战略中增加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使中国经济的能源使用效率更高。于是两个主要的疑问就是：胡锦涛政府是否能兑现第二次转型的承诺，以及尝试失败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新的发展重心对于中国来讲是正确的，不过除非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重大改变，否则，这一承诺很难兑现。至少中国需要建立起使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新的发展重心相一致的激励框架，并给予司法更大的独立性。实现粗放式增长比构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增长要容易得多，尤其在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威权体系中。然而，中国政府的威信甚至是执政的合法性与实现这些更复杂、更困难的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共产党是在自找麻烦吗？它这样会无意识中创造民主化的诱因吗？如果若干年之后人们没有看到在实现新目标方面取得进展，那么结果会怎样？是不是政治体制会更加独裁和压制？领导权力是否会分裂或者失去人民的信任？是否会发生一场波兰式的团结工会运动？





中国要想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需要解决如下关键问题：减少增长对净出口和投资的依赖；降低国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加强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使之覆盖农村地区；强制执行已有的环境标准，并补充新标准；为国内外的权益人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商业环境和教育体系；降低中国经济的能耗；提高司法独立性；改革财税体制，减少基层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大力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体系内。
上届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上述问题中的一些，这已经不再新鲜了。新的情况是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衡量政府表现的众多标准中的一部分，而这个评价不仅是由国际社会，更是由中国人民作出的。

展望未来：中国能否应对

第二次转型的挑战？

实现第二次转型的最大障碍可能是中国的政治化经济，其特征包括政府通过土地所有权和国有企业过多介入经济，控制金融体系，基层政府依赖于预算外收入等。如果保持这种政治化的经济体系不变，中国很难完成第二次转型。目前对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与新的发展重心并不吻合，这一点在地方政府层面尤其如此，对预算外收入的普遍依赖扭曲了发展重心，促使政府介入地方经济，导致腐败发生。政府的激励机制应该进行调整，以便于建立起对人民的责任感，而人民会受益于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公平的社会。为了推动真正的自主创新，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和企业层面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和促进独创性的思考。





至此，还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始于2003年的第二次转型已经得以实现。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还在增长。世行最近的一次研究显示不仅中国的分配不平等还在继续扩大，而且2001—2003年期间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遭遇了收入的绝对下降。积极方面，有证据显示投资增长已下降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保持稳定并可能上升，而且研发投入增长显著（经合组织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不过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真正的自主创新尚未有建树。




在第二次转型中，把握好趋势、处理薄弱环节、控制风险会因为各方面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而政府对这些发展的控制相当有限。中国的劳动力大约在2015年左右将保持稳定，之后开始减少。这一变化会给工资带来更大的上涨压力，尤其是考虑到新劳动法即将出台。生产率提高可能会随着始于1995年的大型企业重组即将完成而下降。当这一现象出现时，在不减少工作岗位的前提下工资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将缩小。日益严重的土地稀缺情况会持续推高成本，尤其在东部地区。如果经济突然衰退或者资产（包括房地产）价格崩溃，那么都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经济衰退可能是由外国的贸易制裁、或者某种流行性疾病、或者与环境相关的灾难导致的。国外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可能受阻。如果外贸顺差持续增长而中国的央行无法处理过剩的流动性，通货膨胀可能再次成为问题。台湾或者朝鲜可能会做出令人不愉快的突然之举。




如果第二次转型失败了，结果会怎样？各种不利的发展汇集在一起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即使对政府领导能力没有争议。需要注意的几个核心经济指标是生产率增长、实际工资和城市就业率。生产率下降，同时实际工资和土地成本增加很快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的城镇失业，尤其在能够支撑产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自主创新迟迟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这一局面会扼杀襁褓中新生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的不稳定会恶化农村的不稳定，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如果这些不安定因素导致群体性的反抗、镇压或者政权的分裂，最终的结局就是政治革命和严重的经济衰退。





如果第二次转型成功了，结果会怎样？这种可能性将带来一种更美好的景象：中国的领导层在改革过程中继续先行一步，并由于及时正确地调整了政治和激励机制的框架（比如对人民更加负责，更多的自主创新，更好地保护环境和知识产权，司法更加独立，贪腐现象更少）而获得广泛支持。同时，如果北京逐步推动汇率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完全遵守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规则并履行义务，中国也可以避免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惩罚性贸易制裁。这即使需要对政治化的经济体系作出调整，但也不必然引发全面的政治改革。如果能成功地实现第二次转型，中国将为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对外投资的稳定增长，并在2020年之后成为全球领袖占据有利地位。
有没有中间道路？第三种可能就是出现“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的情况：成功的第二次转型中断或拖延到2020年之后，这进一步加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共产党政权熟练地但也越来越困难地处理着各种危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避免动荡或者将其拖延至2020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下降，实际工资增长，土地成本上升会带来挑战，但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不会引发大危机。日益严重的城市不稳定和农村的不安定结合在一起，不过这个有极强适应能力的政权还是能避免一场使之陷于衰败的危机并艰难前行。







（敖文：北京吉利大学商学院；吴剑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