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并非预言家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2009-08-19



英国女王去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时，曾问及为何没人预见到金融危机。因为如果拥有足够权威和影响力的人当时预见到了危机，就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这样一来，危机要么就不会发生，要么至少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今年6月，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组织了一场论坛，让“来自商界、金融城、监管机构、学术界和政府的专家”就上述问题的答案进行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一封呈递女王陛下的信函，由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两位教授执笔，据称概括了与会者的观点。虽然我也在与会者之列，但我不得不指出，我本人并不赞同信中表达的观点。这封信首先指出，“许多人确实预见到了危机”，但没人预见到它的时机、肇始和强度。信的结尾指出，希望其所代表的各家机构“可以形成一种彼此共享的全新水平扫描能力，使您再也无需提出这一问题”。这可真是不一般的希望。让我想起了致使1500人丧生的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人们曾认为那艘船是不会沉没的。在时下的讨论中，经济学家被赋予了泰坦尼克号设计者的角色。

关于经济学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进行预测，而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糟糕。这门学科一项更为基本的规则是，只要存在某种需求，就会有人主动来满足这种需求。那些满足人们对预测需求的经济学家，因此而颜面扫地。对此，他们通常的回应是：自己的预测在大多数时候基本正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及时识别重要的转折点和系统性失灵。他们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并不意味着这门学科毫无价值。进化生物学家同样无法预言人类的未来，尽管一些小说家——比如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倒是进行过尝试。

围绕“经济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究竟做些什么”的探究，可以带来丰富的成果。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进行的一次调查，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在1990年3月《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鲁斯•托斯(Ruth Towse)和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对那次调查进行了总结。他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没有一种办法可以精确定义经济学家”，这一点与——比方说——工程师或会计形成了反差。他们最终勉强将其定义为“至少具有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人”（谢天谢地，我被排除在外了）。经济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8%会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但“人们从未允许以此为由，来削弱多数学术界教授的一种看法”，即“他们的学生若要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就必须经过专门训练。”

根据上述定义，他们估计，当时在英国有3500名从业经济学家，其中2500人在学术界，600人供职于私营企业，另外400人效力于政府。某些金融城经济学家的高薪是“非典型”的。我本人的观点是，在1992年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等事件发生后，经济学家的声名一落千丈，以至于一些从业者重新将自己定义为“策略师”。

2000年6月，史蒂芬•梅钦(Stephen Machin)与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在一篇联合撰写的后续文章中哀叹，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英国学生有所减少。以1998年10月的数据为例，剑桥大学(Cambridge)的数字是3名，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则为零。他们指出，应该让家长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的儿女及孙辈将无法在大学课堂上得到生于英国的经济学家的教导”。他们的另一个观点也同样难以反驳，即“私人部门的经济学家所借鉴的是那些大学走廊上产生的想法”，而美国的大学走廊是这些想法的主要发源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美式主流经济学。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为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非常简介》系列丛书所撰写的分册，精彩地介绍了这方面最杰出的思想。该系列丛书出版于2007，恰在本次危机爆发之前。在书中，达斯古普塔几乎没有提及宏观经济学，而是以直白的语言阐述了数学和统计学领域的研究结果。该书采取了一种对两个女孩的人生际遇进行比较的形式，她们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郊区，另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南地区。达斯古普塔并没有用西方人的负罪感大做文章，而是把主要重点放在了曾被认为是“不属于经济学”的制度和政治因素上。如果你认为作者是从政治角度选取着眼点的，那么你可以留意一下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观点，后者同样认为，缩小这些社会之间的差距，比其它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


但至少就目前看来，薄弱的西方金融体系以及重陷衰退的前景，已成为贫穷国家实现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令人沮丧的是，针对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毕业生认为，就对事业的重要性而言，数学处理的技巧远远超过对本国或他国经济的认识。这两方面最起码应该旗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