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叔阳把一段文字念给诗人流沙河听：“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的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流沙河浑然不懂，问这是什么意思？苏叔阳解释说：“看花很愉快。”流沙河评：“有很高的可笑性啊。”

    难怪艾森豪威尔要说：“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介武夫对知识分子的不恭，其实那个有趣的定义是揶揄经院哲学家式知识分子的。

    培根总结了这类传统学术的毛病：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地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是注意事物本身。“如果人的智慧和心灵对问题（它是对上帝创造物的沉思）进行工作，那末它们是在按照材料进行工作，因此是有限的；但如果它们是在对自己进行工作，象蜘蛛织网那样，那末便是无限的。它们实际上编织出了学术的蜘蛛网，网丝和编织之精细令人赞叹，但却是空洞的或无益的”。

    大约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对手史蒂文森是个大知识分子吧，所以他对知识分子的攻讦特别多一些。相对而言我更欣赏他说的另一句话：“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也就是说你失去了这份职业还能活下来。”

    路易斯·科塞曾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马克思大约也说过：“我不是为了谋生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谋生这样的话。”不过马克思有恩格斯接济着他，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按照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没有物质文明，哪来精神文明？要有自由的思想，首先得有财务上的自由，恩格斯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前些时间朋友圈热传一篇耶鲁校长谈教育的文章，他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我心想，切，这算什么高见，28年前我刚进大一时班主任就这样对我们说了：“毕业后只有很少的人会继续从事本专业工作，即便是专业对口，以大学四年学习的内容也远远不够。大学实际是培养终身的学习能力，让你们将来能胜任各种类型的工作。”他是一位教专业课的老教授，即使不教书到企业里也是大受欢迎的专家，自然就不用去理会什么有关部门制定的教育方针。教政治课的老师恐怕就做不到这么洒脱。

    如今在投资圈里，“老师”、“专家”已经带有贬义，与艾森豪威尔的定义相反，专指那些缺乏在资本市场中的盈利能力只能以赚讲课费为生的人。他们授课的内容通常只是能糊弄一些初学者，在内行看来也是有很高的可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