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学派门类是真多，但是从时间顺序和研究基点上来讲，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就是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学派和近现代均衡学派。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认为劳动决定与创造价值，价值运动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内容，但是后来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经济学主流学派逐渐偏离了劳动价值论，先是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后来干脆就是主观价值论，价值——价格的决定干脆转向主管评价层面，与边际效用学说相衔接。到了均衡学派，价值论已经变得非常边缘化，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从价值论转向了供求均衡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彻底地坚持了价值论起点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该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不是一个入手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涉及我们对于“经济”的概念界定问题，甚至反映出研究者的根本世界观与价值观，也可以说最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经济学该研究什么？按我的理解，应当研究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存在发展的相关问题，在这一点上，其实究其本意，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都在尝试解释与解决这个问题——解释是针对历史的过去，解决则是立足于现实展望和指引未来——但是解决的切入点在哪里？想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到底该怎么办？阻碍人类社会实现最大效益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并且，所谓“效益最大化”标准是什么？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截然不同。
西方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它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就反映出来了：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及其效率是决定“效益最大化”实现程度的根本因素，而资源的稀缺性是资源配置机制如此重要的原因——资源是有限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分配的是好是坏才会特别关键，关系着社会“效益最大化”，或者说，资源的流通分配是关键。
从直观上讲，这无疑符合我们对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但是这个“资源配置机制”是个什么东西？西方经济学偏重于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自然经济的概念去阐述这个概念，而且西方经济学无一例外的推崇基本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程度有所不同，经济自由高速发展时期，就大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遇到危机就稍见收敛、强调政府干预。并且，西方经济学给“效益最大化”的标准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这两项在数学模型中看起来都一样，供需双方是对等的，而且这个“最大化”最终是一个价格指标，或者说是财富效应的“最大化”。
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是批判性的，它将阻碍这个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因素的矛头首先不是指向了资源的流通与分配，而是指向了决定资源分配的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资源相对于人的欲求是稀缺的，或者说不认为稀缺是一种普遍和决定性乃至于可以决定人类经济行为目的与意义的因素，而认为生产所决定的所有制等一系列财富权力的存在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的最大障碍，分配是“末”，生产才是“本”。而“效益最大化”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反对财富最大化的标准，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工具性目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这涉及到对人类经济现象的世界观问题，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后所隐藏的哲学问题，导致了两个流派见解的根本区别。
当西方经济学把资源的分配流通——或者说“配置”作为研究的对象时，也就表明了它认为经济活动，是以人的主观为主体，对外在资源（外在不是人身体外，而是人主观意愿以外一切有形无形的资源，劳动、知识也在其中）的配置过程，所以既然是“配置”，生产也就是一个一进一出的过程，西方经济学里的生产一直是一个黑箱似的函数过程，并不关心生产过程以及生产中人结成的特有关系。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所谓价值关系而只有价格关系，即使所谓价值关系也只是价格的比例关系，与纯货币数量相区别。而这恰恰表明了西方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认为人类社会所谓发展就是“人”作为主观主体战胜与改造客观环境的历史，是一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人”是一个统一而抽象的概念，或者说认为人的发展在于人对于外在客观的意义变化而非人类内部社会形态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演变。当然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类的发展要从人类改造外部世界与变革内部结构关系两个角度审视，西方经济学显然偏执于第一个角度，或者说，西方经济学重视的是人主观层面的“能动性”，而非客观层面的“社会性”。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第二个角度则认为人类整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否认阶级社会的存在发展，而大谈特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历史观，特别爱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完美与和谐，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西方经济学显然也在或明或暗地宣扬这些论调。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孕育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资源配置的权力在有产者手里，有产者拥有无偿剥夺无产者的权力，但不是每个有产者都有获得最多利润的权力，资源配置就表现为了供求关系中的竞争，供求关系自然成为了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的起点。
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还有些争议，但是无疑不会偏离物质生产这个中心。首先，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而生产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终极力量，劳动创造人类。而劳动的本质特点首先在于能动性或创造性上，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倒和西方经济学有相通之处，不过根本上讲，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决定并不在于创造，而在于社会，具体些，在于社会交换中完成的价值实现，价值创造终究是一个社会性事物而非人主观能动就可以解决的。价值论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商品——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觉得也有必要先简述一个问题：劳动如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谁都知道人要实现生物种群的延续必然要有食物维系生命，动物往往是吃饱喝足，没什么别的追求，其生物的演变和进化是极其缓慢的，人类的能力则远远超出了维系自身生命的要求，所以人类生产不是简单的动物求生、满足生存基本需求，而是必然有剩余的生产，剩余产品就成为人类发展的基础资源，人类就有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一步步生产剩余的积累下发展起来的。在基本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产生剩余、剩余分配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个体里完成的，不是很依赖市场交换，而且有了社会化的商品交换才会有社会统一的经济标准——社会价值，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通过市场交换完成价值实现、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分配，剩余产品被赋予价值形式，但是终归不会偏离剩余积累——再生产的法则，而纷繁的交换关系掩盖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剥削，而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一以贯之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人类经济运行的本质。而剩余价值分配的决定权力掌握在有产者手里，凝结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中，所以所谓“资源配置”，最关键的配置权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而是所有制性质，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的体制当然是在舍本逐末。
这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生产是基础，劳动是dominative，价值的积累必然是劳动的积累，劳动量决定了价值量（我说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整体中是相等的，对于资本主义企业个体一般是不会符合的），价值的产生不是一个自然事物效用（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而是社会劳动的凝结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商品拜物教就是针对混淆价值和效用现象而专设的，其中特别强调：商品的交换是劳动凝结的交换而不是效用的交换。价值是一个社会性事物，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性事物，不能从人的能动与创造性出发，必须从社会性的视角去研究，价值的积累既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那么价值的来源和形成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政治经济学自然是以价值论为开端的。
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皇冠的明珠”，但是哲学的世界观观点无所不在的渗透在经济学认识中，特别是基本观点和公理，一门学说树立起它的基本论点是最为关键和困难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运动，区分其中的本质与主要方面、抽象掉现象与次要方面是困难的，而且一旦两门本研究一个事物学说在基本论点上有了分歧——特别是由哲学认识的差别所引起的分歧，这两门学说的内容必然大相径庭，甚至连相互借鉴沟通都困难——哲学认识终究是人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主观依据。希望经济学家们不要总把见解的差别简单归于思维方式，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差别，甚至于更dominative的利益立足点即立场，都是差别产生的源泉，毕竟社会科学摆脱不了意识形态和集体、集团乃至阶级利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