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供给
刘易斯拐点一般指劳动力过剩转为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市化过程的结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这个拐点对一国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一拐点也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转折。如何把握和分析这一拐点将决定我国下一轮10年增长的关键，也是考虑我国新一轮经济布局的一个切入点。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和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主要取决于乡村一级。就城镇来讲，如果没有乡村劳动力的转移，从现在开始每年（5年内）能提供的新增劳动力约在200万左右。而5年后劳动力将每年减少500多万，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对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来讲，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关键就是使得农村一级的人员不断地向城镇转移，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乡村一级的人口流动性极强，与经济的波动关系密切。如果不从制度改革上保证乡村一级人口有序地向城镇流动和提高乡村一级的劳动效率，那么我国很有可能过早陷入刘易斯拐点带来的长期性的劳动力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和世界产业链来讲，将构成较严重的冲击，从而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从这一点出发，在人口启动倒逼机制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发展的新路径选择将变得非常清晰。
人口变化决定发展战略选择
理解我国经济的最主要的逻辑线索是人口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在人口可计量的基础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的几个变化趋势：刘易斯拐点、总劳动人口和总人口峰值、老龄化加速期。刘易斯拐点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后者则要求在其到来之前必须实现产业升级，达到一定的富裕水平，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我国的人口年龄段结构上看，这两个时期的到来给中国的战略调整时间都很短。
从这些转变点和现在的经济形势看，我国面临几个战略压力：（1）从短期5年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使得我国在2001-2008年赖以快速增长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面临转变；从技术创新周期角度看，欧美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周期调整将会长达5-10年，这也意味着我国外贸急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我国必须转移到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来；（2）刘易斯拐点形成后，我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非良性通货膨胀压力，这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决定了中国是步入发达国家，还是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3）人口老龄化阶段后，我国面临着总需求减少，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等问题。这种倒逼机制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寻找我国未来10-2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时，就变得非常清晰；认清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战略性应对方法，也就把握住了我国未来10年的发展路径。
自愿“圈地运动”与城乡一体化
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未来10年的发展路径已经非常清晰。这一阶段被称为“战略机遇期”，实现的任务就是区域一体化、均衡发展和农村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初步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我们认为，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主战略：自愿“圈地运动”和“圆锥形”城乡一体化。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对农村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其中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容有：（1）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转让；（2）推进以工带农，以城市带动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二元制经济结构；（3）推动农民就近就业，加快城镇发展。通过农村的自愿土地经营权流转完成一个农村规模化经营的“圈地化”运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根据一份调研估算，现有生产手段下一户可耕种50亩地，如果改进生产手段，可以提高到100亩地，与现在的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这一过程是政策指导下的自愿过程。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来自于实现农民的城市化，使得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城镇转移。考虑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和区域不均衡性，我国进入了一般国家城市化规律中的第二、第三阶段，即从第一阶段的大城市发展向第二阶段的卫星城市发展和第三阶段的城乡均衡发展的转变。在第一阶段中，一般是大城市像吹气球一样快速膨胀；而第二、三阶段则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快速扩散，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类似于圆锥面的发展，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锥高的高度。这个锥高越高，经济发展越快。
另外，从我国人口按0-90岁人口分布的城市化率看，我国已经出现了人口结果分布的反城市化的情况。现在23岁以下人口的城乡比将从45%快速回落到35%左右。从这个数值可以估算出，维持目前的城镇化率水平不变，也需要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10%的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大约城市新增劳动力中需要有接近30%的是迁入的。如果保证未来每年新增城市化率1%，则城镇新增劳动力中的一半以上需要从农村迁入。
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路径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未来10年农村仍有每年接近1000万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年龄。这一部分人的转移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源，使得我国仍可以享受到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从城市化的路径依赖看，一般出现的是工业化发展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取决于外需和内需两个方面。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的统计数据是每6个就业人中有一个与汽车产业相关；从我国现在的发展看，汽车时代的开启将有效地拉动整个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的继续发展提供支持。
我们认为，在未来10年的增长中，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可以保障劳动力的供应，土地流转的制度保障也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经营效率。在外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圆锥形的城市化发展，可以通过卫星城市的配套吸收大量劳动力，空间位置的改变也将使得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逐渐普及，进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时代。这两个战略已经得到政策支持，从战略规划看，2006-2020年将初步完成这一转变，也就是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已经非常清晰。（王成时伟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