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他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间的三个小岛，办了一个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等。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就穿戴上清朝的朝服，邀请亲友聚会。他在门口升起满洲国国旗，宣称此三小岛为“小中国”。
本文摘自：《北京的红尘旧梦》 作者：刘东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于每一个刚进北京的外国人来说，紫禁城都是一个抽象的神秘符号，无缘靠近，也无从解密，而庄士敦无疑是一个幸运的外国人。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史上一个奇特的人物，他不仅看到了这个神秘的符号，并用了自己后半生的时间来观察与触摸它。
他甚至一度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灵魂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此深地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事件，除了庄士敦，很难再找到第二例。同时，他也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心潮起伏、相当投入地收看并记录了一部绵延了几千年的“连续剧”的最后一集。

庄士敦(左一)与溥仪(左二)、闰麟（左三）、溥杰（左四）在乍现即逝的梦境中，一缕阳光刺穿幽暗之门，使得记忆豁然开朗。“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紫禁城的黄昏》)——他在内心搭建起自己的城垣，充满怜爱地庇护着一个弱小的少年。他眼中只有一座皇城金色的倒影，在黄昏的流光里金碧辉煌的宫殿，充满了神秘而凄艳的情调；那是他心目中和记忆里的隐秘空间，里面充斥着错落杂乱的中国旧景。
庄士敦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庄士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l898年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他就被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派往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不久即成为英国驻香港殖民机构的正式官员。l904年，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当上了英国驻该地区公署的行政长官。
此时的庄士敦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正浓，据说他最爱访名山宝刹，常到庙中听经，还与高僧或法师一起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后来他出版过《佛教中国》一书，对佛教赞扬备至。
作为外交人员，他也曾得到过“头脑不清醒”这样的考核结果，然而在施政过程中，他却很有办法，因地制宜地采用中国式管理，用孔孟之道来约束百姓的行为。也正是凭着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理解，他才得以融入威海社会当中，广泛为各界人士所接受。据说连夫妻不和、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人们都会想起请“庄大人”来主持公道。l930年庄士敦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曾按很中国的方式为其送行：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
后来他又弃佛从儒，开始悉心研读儒、道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都极为稔熟。他还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
1934年，他出版了《儒家与现代中国》一书。在他的作品里，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笔下经常流露出的那种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相反，他每每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护。他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
他做学问从不满足于表面上对古老中国的猎奇，而是力图真正深入到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也从不以己度人，试图同化或抹杀另一种文明，而是竭力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由此可见，庄士敦不是一个仅仅出于猎奇而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而是在真正努力探求中国文化的真谛。
庄士敦出任“帝师”的前两年，北京城正是一个大有看点的地方。张勋的辫子军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清室复辟，把过时的偶像般的小皇帝从太和殿里抬了出来。很多年后，庄士敦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描绘：“华北一直对此前的民国缺乏热情。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忠于朝廷，遗老遗少从未消失过……温顺的北京市民，或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以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免于任何不速之客带来的麻烦，不管这些不速之客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一次满城飘扬龙旗的慷慨举动，无疑从外表上表现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
张勋复辟失败后，小朝廷压力很大，溥仪的尊号和清室待遇，随时都有被取消的可能。而到了l918年，徐世昌准备出任民国大总统，不能再继续为留有帝号的溥仪当老师，于是便有人建议，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则为清室出主意说，应当让溥仪学英文及自然科学知识，以备政治有变时把出国留学作为退路。
李经迈精通英语，在晚清之际曾多次为朝廷向英国借款充当中间人，与英国许多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他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也极为赞赏，在李经迈看来，庄士敦是一位有着良好声誉的学者和官员。当然选洋老师的过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清室贵族担心年轻的宣统皇帝由于西方人的言传身教，会变得“摩登”起来，但是皇族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1919年2月，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出面，清室与庄士敦签订了聘用合同，“聘任英国庄士敦先生为清皇帝教习，专任教授事宜”。合同中申明，由庄士敦负责教授溥仪英语、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地理诸科。同年3月4日，庄士敦第一次进宫觐见溥仪，并开始在毓庆宫为其授课。
这位英国绅士就这样走进皇宫，当上了溥仪的洋老师。那一年他34岁，来中国也有20年了。在北京期间，他曾先后住过紫禁城御花园、颐和园、张旺胡同和地安门的油漆作胡同一号。在郊外，清廷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处用以消夏避暑的别墅。
当时的溥仪只有13岁。一个不幸的末代皇帝，和一个幸运的英国官员在神秘的皇城里相遇，中外文化交往史上一个有趣的段落开始上演了。庄士敦从英文单字和会话开始教起，教溥仪读过《英文法程》，继而又读《伊索寓言》、《金河王》、《艾丽斯漫游仙境》等，并穿插给他讲一些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庄士敦穿着大清朝服，操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官话，行大清礼节，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诵读唐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
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在庄士敦眼里，溥仪虽然贵为皇帝，可实际上是一个孤独感很强烈的少年，他有诗画方面的一些才能，对时事有浓厚的兴趣，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庄士敦向溥仪介绍西方的先进文化，鼓励这位小皇帝在紫禁城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于是故宫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溥仪也学会了打网球、开汽车，离开紫禁城以后仍然喜欢穿西装。庄士敦还对溥仪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给予了关照，当他发现溥仪的眼睛已经近视时，就力排众议，给溥仪配戴了眼镜。
溥仪对这位洋老师也非常信赖，在庄士敦执教紫禁城的这段时间里，他经常会赐给庄士敦一些字画、古瓷器、书籍和玉器等，最后更是赏赐洋老师以头品顶戴。这位欧洲绅士对于小皇帝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教与学的范畴，而是指点人生的长辈，是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这种感情，是溥仪和他的生父醇亲王之间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自传体作品《我的前半生》里，溥仪专门辟出一章，来回忆这位英国教师对他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