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勇气的晚期风格
凌越    2009-9-4 18:05:23
在回忆录《格格不入》第九章，萨义德细述了他获知自己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情形：1991年9月，萨义德去伦敦参加一个由他召集的有关巴勒斯坦民族自决进程的会议，会议期间，萨义德打电话到纽约给妻子马莉安，问自己一年一度体检的验血结果如何，萨义德当时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胆固醇，可是从妻子犹疑的语气中萨义德似乎感到某种不祥，他当即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从而获知自己罹患了这一慢性绝症。“我费了一个星期，才消化掉这一诊断的最初冲击。……又过了一个月，我才领会悬在我头顶的这把‘德莫克利斯之剑 ’ 给我的震撼有多大。”

显然，对于萨义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作为一个分水岭，萨义德的写作被分为之前更多的关注社会、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1991年他在伦敦开的那个有关巴勒斯坦前程的会议即是明证）的写作，以及之后的更多对于自己过去的回忆和自省，以及带有沉思性质的写作——当然作为一种惯性，萨义德前期的更具公共性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他后期自省以及个人意识的最深处，从而使他的自省和沉思也独具一种厚重的质地和魅力。在《格格不入》前言里，萨义德写得明白：“数年前，我得到一个看来致命的医学诊断，我觉得有必要为我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阿拉伯世界所过的生活，以及我念高中、学院与大学在美国所过的生活，留下一本主观记述。”

这是一本少有的沉痛而感人的回忆录，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阅读《格格不入》时所受到的震动。的确，家仇国恨以及萨义德自己所患的绝症，赋予这部传记独特的沉郁沧桑的氛围，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它的思辨色彩。就像小说家就算是在写作家评论时也像在写一个故事（典型如毛姆的《巨匠与杰作》和奈保尔的《作家看人》），评论家在写回忆录这样的叙述文体时有时也好像在做论文。几乎充斥整部书每一个页码的思辨色彩，一方面减弱了回忆的感伤气息（当你极力观察自己的伤痛时，这伤痛恍惚间似乎逸出了体外），另一方面这思辨其实强化了感受的质地，痛苦因抑制而更形强烈。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批评家，像这样的直抒胸臆对萨义德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尽管酣畅淋漓，但是终究算是一种面对命运的情绪化的反应。在写作《格格不入》的后期和之后，萨义德职业性的理性思辨终于冲破了往事的藩篱，在更为纯粹和抽象的领域里结出了萨义德后期生命中的另一硕果，那就是副标题为“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的《论晚期风格》。

如果说《格格不入》是萨义德对残酷命运的情绪化的反应的话，那么《论晚期风格》则是对这一命运的理性化的反应。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萨义德分别以自己的情感和智慧出色地回应了命运的重击，而且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优雅。在《论晚期风格》里萨义德似乎又恢复成原本那个洒脱的智者，他任凭自己的思绪在一众他热爱的作家、诗人、音乐家晚期作品中自由翱翔，品评其中的苦涩和美妙——通常这二者紧密相连，难以割舍。在本书中，萨义德完全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剔除，他非常有风度地将自己的智慧完整地奉献给他所评价的小说、电影和音乐，但是所有这些论述你又可以理解为总体上其实是萨义德某种程度的自况，甚至你只有在了解萨义德写作此书的时间和状态时，或是在阅读《格格不入》之后，才能真正深入地理解这本书。尽管萨义德的好友，美国著名文论家迈克尔·伍德在导论里说，萨义德在1991年9月之前就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过，理查·施特劳斯的晚期作品的再现是“彻底的、优美的、精心阐述的，是那种其快乐和发现被允许放射出来的音乐”，可是萨义德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集中精力于此议题，显然是受到那一致命医学诊断的驱使，或者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是受到死亡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