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中的“小物件”
孙甘露    2009-9-4
鉴于两岸三地的历史处境，张爱玲或可被视为“间谍小说家”——我是指格雷厄姆·格林式的作家。她的故事通常被不自觉地阅读为变局中的爱情；她的日常性，或者说《红楼梦》式的对日常琐事、家庭关系的不厌其烦的解析；她抖床单似的翻转的弗洛伊德式的压抑、冲动，沉溺似的藏匿于日常生活之中；她津津乐道琐碎之极的细枝末节，很像是自我掩护的职业习惯；衣饰；饮食；方言，《小团圆》前半部分的纷繁杂乱——某些过于追求宽阔视野的间谍小说的通病——因邵之雍的出现瞬间厘清，以小说人物盛九莉推想孤岛时期的作家张爱玲，以上海乡音加北京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来阅读这部小说，这种多声部的默念下，出现了我读过的中文小说中最为酸楚沉痛的爱情表白。注意那个“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海女孩用来应答、认同、承受、拒绝、沉思、承诺的这个词，这个混合着温柔、执著、喜悦和抚慰的词，就从口语中逐渐消失，只剩下字典上的词义。

张爱玲壮阔的身世背景和苟且偷生似的游走于人际利害和世俗渴望的百般纠结的叙述，因九莉的微笑和那一声轻微的应答获得了解脱和澄清。此前李安拍摄的影片《色|戒》的配乐（另一处的声口）非常有助于了解《小团圆》中九莉的感受，一如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之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且，依宋以朗的记述，张爱玲同意宋淇的顾虑，暂时把《小团圆》搁置时，继续写作的正是《色，戒》。《小团圆》中九莉由内地而香港、而上海的辗转经历，很像是因太平洋战争而在远东大城市间游走的具有身份掩护的人。当然，这一切都是象征意义上的。

相对于张爱玲所属的时代，她的作品具有某种隐秘性，她最终客死他乡的命运，她的作品在她身后于两岸三地间此起彼伏的问世方式，都印证了这一点。当然，在文学的意义上，她正是以一个秘密人物的方式就义的——就小说之义，这是作家张爱玲个人遭遇的悲剧。由于张爱玲创作的复杂性，人们一直在论证她的政治立场，由于她在两岸三地跳来蹦去的逗留经历，人们把她看成是一个无信仰的人，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的类似人物，因时局而为男女私情所困、所误解。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强加于“连间谍片和间谍小说都看不下去的”张爱玲。这只是一个隐喻。第190页，张爱玲写道：“多年后她在华盛顿一条僻静的街上看见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小女孩一个人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两手扳着一根横栏，不过跨那么一步，一上一下，永远不厌烦似的。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

一般西方舆论善于归纳出汉语写作中的“含混”之物（比如在汉语垃圾中发现几块外语结晶体），将其简化并命名。过世的作家也难逃此劫，张爱玲说：“我死的时候将再死一次”，听上去很像是钱德勒的对白吧？只有一个间谍死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消失了两个不同的人。不要把张爱玲的“再死一次”看成是对臧克家诗句的改写。以我的观察，两岸三地几乎将张爱玲身后问世的《小团圆》视作《伯恩的身份》式的作品，时不过半年，几乎将张爱玲的几处公寓几位旧好翻了个底朝天，估计此番浩劫之后，难再有新鲜的发现。这类读者稍可安慰的是，在他们之前，邵之雍已经把盛九莉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

这类小说倒也无法避免乱翻抽屉的搜查阅读，即从可见之物着手。所谓表面即最深处，纪德有更官能的阐发：皮肤乃人身上最深的地方。异性恋读者能体会吗？好比女伴的东西被翻过以后归还原处：“还不是看一个单身女人，形迹可疑，疑心是间谍。九莉不禁感到一丝得意，当然是因为她神秘，一个黑头发的玛琳黛德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