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谈论中国问题才算客观
怎样谈论中国的问题才算客观？能深入剖析、批评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又能提出建设性意见者，美国学人黄亚生所著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可算一例。这本书的英文版我曾匆匆浏览过一次，在为一位外籍学者鞭辟入里剖析中国的能力所惊叹之余，也感到有些意犹未尽。黄亚生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一晃三十年，但关于改革，至今存在一个误会———我们已经养成过多地关注国有资本，或者说GDP增长的习惯，而忘了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这个基本问题。如果最终的改革结果是政府腐败丛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那么，在他看来，这样的改革根本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
不过，黄亚生把问题的症结归于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上海模式”，以及政府放手民营、个体经济的“温州模式”之间的争执，却并没有就此深入讨论下去。其实，不论采取何种模式，无非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如今人们急切地论争“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孰优孰劣，就像多年前人们询问“姓资还是姓社”一样，其背后蕴含着更深层面的两种“主义”之争。
是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
意大利经济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将这种“争执”进行了各种归类，比如商业道路与市场列宁主义之争、精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争等等。不过，阿里吉觉得这些说法统统没击中要害。于是他自己给这种争执作出了定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之争。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学过，马克思对斯密的理念是有所承接的。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和“劳动分工说”，都直接来自斯密。在学术传承意义上，其实两人原是一家。但斯密和马克思，也恰恰是被后世学者们“引用最多而被阅读最少”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对于二人的思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从来都是因地制宜，各取所需。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当我们在有计划有选择地吸收了马克思和斯密的思想以后，对于二者剩下的部分该作何处理，是不是也需要予以足够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于阿里吉在书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法理直气壮地作出肯定回答。尽管在我们当中鼓吹自由贸易和所谓市场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们越来越多，但斯密说话的前提和语境却被我们忽略得一干二净。至少在阿里吉看来，在一个连基本的法制都不完善的社会引入斯密主义，并在一个信奉“无利不起早”原则国家的学校推行马克思的教材，都显得不切实际。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传达出同一种危险。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种思想和行为上的“人格分裂”：高举一面意识形态旗帜，同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和破坏性特征”辩护。
很可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在输入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一开始就只看到了《国富论》的斯密，而完全无视《道德情操论》的斯密。
为此，阿里吉不厌其烦地把斯密那套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再次强调了一遍。那就是，《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死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这些著作，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绝对放任自由的，能够自我调节的独立市场理论，反而预先假定这套理论的土壤应当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既“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又“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或者说，让他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种生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