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为期两天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达成七项共识后今天在伦敦落幕。对于会前引人关注的“是否涉及刺激经济政策退出”的议题，与会各国达成如下共识：金融市场正恢复稳定，全球经济正在改善，但各国仍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持谨慎态度，并特别关注危机对许多低收入国家造成的影响。因为这次会议是为本月底在美国匹茨堡召开的首脑峰会做的前期准备，所以，它所释放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将代表国际政策合作的方向和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变化趋势。为此，笔者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评价这次会议的意义。
一、政策“退出”尚早，但需创造良好的环境
目前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扭转去年由于流动性恐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行为全球蔓延)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的严峻局面。但是，今天当各国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发展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再次有抬头的迹象！
而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关键取决于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状态，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让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中。
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像08年那样，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这种迹象也已经出现，所以，输入性通胀问题同样会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也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能排除，由于实业投资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更加明显的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发展缓慢的金融市场中，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情况，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投资过度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总之，当前世界经济最先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稳固由政府“输血”所带来的经济复苏格局和再次齐心协力地去抵御大量输血给今后宏观经济所埋下的十分严峻的通胀风险！
二、“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变得更为严峻
在经济不断复苏、企稳的“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以及能够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和统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认识，并由此带来的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地推进中。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目前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引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再者，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国际组织给予更多的“关怀”，需要发达国家为他们创造实现财富增长的“机会”。比如，通过有效地资金援助和自由贸易的政策扶持等方法，让他们有能力去购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有机会去开拓广阔的外部市场，以尽快摆脱这场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盈利能力”所带来的沉重打击。
三、中国的“话语权”不靠“金钱”而要靠“实力”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三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提高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威信”和“话语权”，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反映出建立在世界各国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的“努力”和“姿态”。
首先，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应该要努力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上游产业)的地位，同时，通过沿海有条件的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图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强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和扶持创新的努力，更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改变现行美元一家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下游产业)，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大国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虽然，今天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大国战略是一个中长期需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短期内，尤其是目前如何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困扰，不切合实际的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事倍功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没必要刻意去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看到区域差距给中国经济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也是无可厚非！不过，如何克服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中所暴露出来的较为严重的金融资源的“流向”问题、企业“国进民退”的现象等将直接影响到我们转型的成本和社会和谐的程度。
其次，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会十分明显；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
总之，只有将上述“供给”和“需求”的要素有机结合，做到“相辅相成”，那么，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性循环”机制。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就能做强中国的企业、提高他们的盈利能力，而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做到产业进一步升级，市场进一步发展(比如，服务业很难发展，制造业很难升级，人民币没有输出的渠道)。所以，今天我们谈得很多关于“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都是出于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的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所致。尽管中国方面任重道远，但是，它已经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后危机时代”在发展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第三，中国现在进行的大胆“转型”是在尝试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任重道远。因为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我们却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高端(上游和下游)，不断在加快和强化我们以前并不擅长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的力度，那么，这一“努力”会不会出现由于我们自己抗风险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像97年东亚遭遇过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另外，东亚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即使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它标准化程度高，需要资金等生产成本相对稳定和低廉的发展模式)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它差异化程度高，需要金融资产价格自由变动)运行模式！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上个世纪出现的金融泡沫的崩溃，都说明了他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强盛的战略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今天日本还是担心放弃“零利率政策” 会导致汇率的增值压力过大而使自己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方，而努力保持自己国家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最近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的破产和与之对照的新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视都说明了美国政府在进一步弥补自己增长模式上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