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产业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部分综述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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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9-09-07

分析方向（概览）
1.能源效率、能源强度、能源的价格弹性分析、能源收入弹性分析。
2.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
3.宏观微观供给需求促进和约束国内和国际实体经济和生态环境
4.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能源对经济增长的依赖

具体分析大类

一、能源价格
二、能源消费
三、能源效率
四、能源供需
五、能源投资
六、能源替代
七、能源生态分析
八、能源税
九、能源安全
十、能源微观分析

现阶段文献研究能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基本从以下几个方向上着手，能源价格冲击、能源消费、能源效率、能源供需、能源投资、能源替代、能源生态分析、能源税、能源安全、能源微观层面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围绕的重点是在于价格冲击和消费分析，在其他几个方面的研究中也多少渗透了价格、消费、供需等传导机制。相对而言能源效率在各个方向的研究中都多有穿插。
能源价格冲击主要研究能源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运用的变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多有差异。同时不少学者也基于不同的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消费方面则针对于能源总消费以及各项分类资源消费总量同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在对能源价格以及能源消费的分析中，结论的解释部分对能源供需格外的注重。因此在后期的文献中，有相对大量的研究是针对于能源供需分析。这部分主要研究经济运行环境下的能源供需平衡，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后续研究还包括对能源供需的预测。不得不说能源需求以及能源供给在多大程度上平衡，这是一个效率问题。能源强度或说能源效率同经济发展互动又称为了一大热议。后几个方向诸如能源投资、能源生态、能源税、能源微观分析以及能源安全则相对冷门一些。
现有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一种是应用传统的生产方程式，在古典宏观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能源变量，如CD模型、CES型生产函数、Romer模型等，结合一定的统计分析方法，简单回归分析各个研究变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着现代计量技术的发展，另一种大类方法应运而生，这包括granger因果检验、VAR、协整检验、ECM模型、方差分析、面板数据应用、分段回归等多种复杂的计量方法，检验和实证分析能源变量同几经发展变量之间的长期短期均衡关系；另外最近做得比较多的方法还有CGE模型等一大类的统计方法，他们的应用性也较高，在研究能源贡献率以及均衡分析都有广泛应用。

一、能源价格同经济发展
能源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当能源价格变动时,意味着生产投入要素的价格发生了变动,当能源与其他投入要素的替代弹性非零时,首先改变的是要素市场的价格水平和均衡值,其次要传导到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进而最终影响商品市场均衡时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水平。能源价格的波动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外生的冲击。这种能源价格波动的外生冲击对经济产生了各种影响,包括导致工人真实工资下降、投资下降、产出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等。因此,能源价格增长实质上是一种逆的技术冲击。
能源价格冲击具体涵盖一下几个方面，能源价格价格对其他实物价格的影响、通胀影响，国民收入、技术创新、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调整、部门消费比例、能源替代问题等
Parks (1978) 的研究使用了美国1930 —1941 年和1948 —1975 年的数据,发现相对价格变动的方差与通货膨胀(紧缩) 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但1986 年石油价格下跌后,人们没有发现根据Hamilton (1983) 认为石油价格上涨“系统地”引起经济衰退的结论而预期出现的经济繁荣,石油价格影响的非对称性开始被人们所普遍认可。Hooker (2002) 研究了1962 —2002 年期间油价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发现在1962 —1980 年这段时期石油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而其后,这种关系不再显著。Barrell 和Ponerantz (2004) 分析了油价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分析了油价上涨对经济影响的几个因素,Katayama(2007) 设计模型分析了石油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变弱,但反应时间提前;Blanchard 和Gali (2007)对比分析了进入21 世纪以来石油价格对经济影响不同于上世纪70 年代的原因,指出油价对通胀和经济衰退影响减弱的原因在于: (a) 好的运气(没有其他的逆向影响) ; (b) 产出中更低的石油消费份额; (c) 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d) 货币政策操作水平的提高。
也有学者引入CGE模型考察能源价格冲击是否引起了通货膨胀。Doroodian and Soyd(2003)用一个动态CGIE模型来模拟2000年石油价格如果和1973-1974年价格冲击一致时经济所受到的冲击。他们设定了三个情景:(1)没有技术变革;(2)只有制造业和石油加工业出现技术进步;(3)制造业、石油加工业、化工和服务业都出现了技术进步。结果表明原油价格的冲击很大地影响了汽油和石油加工价格,而总价格水平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会被分散以至于长期来看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而在两个有技术进步的情景下,随着技术进步总价格水平(CPI和PPI)将会下降。
Williams和Laurnas(1981)用印度的工业数据检验能源价格变化时能源投入是否和其他要素投入有替代的可能。其结论是印度的工业生产结构随着时间趋于更高的能源密度。若能源与资本替代,则能源价格上升时,对资本的需求将会上升;若是互补,则能源价格上升也会降低对资本的需求,进而影响投资的形成。所以,除了劳动力之外,其他的投入要素都是能源很好的替代品,缺少能源并不是印度工业难以发展的障碍。而且能源的自价格弹性高于其他投入品的自价格弹性,这说明在企业的生产中可以根据价格变化对能源投入进行相当程度的调整。
Eastwood(1998)给出了一个能源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模型，把能源价格增长与经济衰退联系起来。也有的研究提出随机波动模型。Rotemberg and Woodford(1996)运用不完全竞争理论。说明不完全竞争增加了能源价格增长对产出和真实工资的预期效果,特别是垄断竞争者的隐性共谋导致了产出和真实工资的下降。Finn(2000)则指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冲击的程度以及持续性来源于能源使用与资本服务的关系；能源价格对一个国家的工业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
　
Ilmakunnas和Torma (1994)根据芬兰的金属制品与机械制造数据,构造一个生产模型,研究与能源危机有关的产业结构性改变。他们首先估计了一个部分静态的均衡模型,其中资本投入在短期内被看做是固定投入;然后估计一个动态模型,引入资本的调整成本。用渐进的参数转换(gradual parameters shifts)表示相应的结构性转变。结果表明,与能源相关的参数随时间而改变。能源价格变化会对就业和工资产生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能源价格上升降低了所有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但是技术人员的相对工资却上升了。石油价格上升对总就业水平的短期效果是负的,长期效果却是正的。但是却没有发现工人向具有相对高工资的部门流动（Keane and Prasad，1996）。Rotemberg and Wood ford(1996)修改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以此来解释石油价格上升所引起的产出和真实工资下降的规模。Rotemberg and Woodford (1996)发现石油冲击显著降低了真实工资,石油价格每上升10％真实工资下降1％。Davis 和Haltiwanger (2001) 检验了油价上升和下降对创造就业和失业的影响,发现几乎每一个工业部门,石油价格和货币政策造成的失业作用要比创造就业的作用大得多。
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能源价格与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非对称性(Mork,1989),即能源价格上升时对经济影响较大,下降时影响较小,而且能源需求对能源价格的变动也具有非对称性。Ryan,Wang and Plourde(1996)用多伦多市的数据检验当地能源需求对价格的反应。他们通过构造能源花费份额的方程,考虑了能源之间的替代效应。其结论是价格非对称性是不显著的。但是这项研究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Shealy(1990),Ryan,Wang and Plourde(1996)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起了决定性作用。
很多研究认为,能源价格上升能够激发和引导科技创新,从而大幅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种想法最初来自于Hicks(1932),他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刺激创新,使技术向着更经济的利用生产要素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诱导创新假定(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劳动要素(真实工资率的上升)和能源要素的研究,尤其注意能源与环境经济中价格诱导的技术变化。
　　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与能源相关产品的价格上升会导致整个经济的能源使用密度下降,人们会倾向于使用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产品,如汽车,家电,从长期来看会影响技术变革的方向,更倾向于购买包含更多能源效率的资本品。例如,Popp(2002)用美国1970—1994年能源方面的专利数据估计能源价格对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从需求面来看,以专利为代表的科学知识通过提高新产品的价值而刺激了创新行为,从供给面来看,科技进步使得创新成为可能。他发现,能源价格和现有的科学知识强烈的对创新具有正的效应。这意味着,能源税和环境税政策不仅仅应该通过阻止人们的污染行为来减少污染,而且要鼓励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的控制成本。
然而,也有些不同的结果。例如,Newell,Jaffe and Stavins(1999)对使用能源的消费耐用品建立一个product—characteristics模型检验能源价格变动诱导能源技术变革这一假定。并且考虑了政府规制对假定的影响。他的结果是社会总创新率独立于能源价格和政府规制,有些产品的创新方向与能源价格变动一致,但有些相反。

为了考察能源价格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行为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引入一个长期动态宏观模型，重点关注能源价格冲击的支出效应、收入效应、税收效应以及临时账户效应和交换效应，并验证了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地位（Grant M. Cox，2009）。

国内方面大多是应用国外的模型和研究思路，实证分析中国能源价格的经济影响。林伯强(2006) 运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分析了中国总能源需求、电力需求与中国经济发展和价格的关系,并在误差修正分析中研究了能源价格短期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赵元兵、黄健(2004) 定性地分析了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石油与非石油行业之间的利润再分配影响;杨柳、李力(2006) 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孙稳存(2007) 在C-D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结合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分析了石油价格对中国菲利浦斯曲线的影响,并运用模拟分析指出,能源总体价格上升10 % , 将导致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上升0135 % , 而产出缺口上升0105 %。林伯强（2008）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具有紧缩作用,但对不同产业的紧缩程度不一致,能源价格除了影响经济增长,还将推动产业结构变化。对大多数产业而言,相同比例的价格上涨,煤炭的紧缩作用是石油紧缩作用的2 至3 倍;对于非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紧缩幅度也达3 倍,石油和煤炭的经济紧缩作用程度不一致与目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吻合,2007 年中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70 % ,而石油消费仅占20 %。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
这部分内容主要研究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总含量以及分类能源消费量对产业结构、工业结构、部门成长性的影响；能源强度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Kraft and Kraft (1978)在研究GNP同能源消费之间关系为这一方向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自此对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实证研究纷纷出现（Yu and Choi, 1985; Erol and Yu, 1987，Lise and Montfort, 2007; Oh and Lee, 2004; Yoo and Kim, 2006，Altinay and Karagol, 2005; Lee, 2005; Narayan and Singh, 2007; Shiu and Lam, 2004; Wolde-Rufael, 2004; Yuan et al., 2007等）。但是由于学者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数据变量以及不同时间段的差异，这些实证文献的结论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以下列示了基于协整分析框架下研究能源消费同经济增长关系的部分实证研究成果。

作者研究样本研究时段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Kraft and Kraft (1978) 美国1947–1974 Energy←GDP
无

Yu and Hwang (1984) 美国1947–1979 无

Cheng and Lai (1997) 台湾 1955–1993 GDP→EC 无

Masih and Masih (1997) 韩国1955–1991 EC→GDP 协整

Stern (2000) 美国. 1948–1994 EC→GDP 协整

Hondroyiannis et al. (2002) 希腊 1960–1996 无因果协整

Wolde-Rufael (2004) 上海 1952–1999 EC→GDP 协整

Ghali and El-Sakka (2004) 加拿大 1961–1997 GDP↔EC 无

Lee (2005) 18个发展中国家 1975–2001 EC→GDP 协整

Lee and Chang (2005) 台湾 1954–2003 GDP↔EC 无

Lise and Montfort (2007) 智利 1970–2003 GDP→EC 协整

Zamani (2007) 伊朗 1967–2003 GDP→EC
无
Jorgenson(1984)用新的数据验证了Schurr等(1960,1982)的假说:一国的电力化与生产率增长是不相关的,而且使用非电力的能源与生产率增长更不相关。
Atkeson and Kehoe(1999)用能源使用量、能源价格和能源花费的数据检验了两个模型,分别是putty—clay模型和Pindyek and Rotemberg提出的具有调整成本的putty—putty模型。对于能源价格的持久改变,这两个模型给出了不同的资本和产量反应模式。在putty—putty模型中,高的能源价格导致各国具有更低的资本存量和产出,这与之前的一些横截面数据的研究(Griffin＆Gregory,1976;Pindyck,1979)结果不一致。而且能源税对产出的影响也比以前的研究结果要大。在putty—clay模型中,资本与产出的调整与以前的横截面研究一致,并且能源税的效果也与以前的税收研究一致。Wei(2003)用一个Putty—Clay的投资模型评估1973—1974年能源成本增长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他假设能源价格通过生产函数影响经济。他的结论是出现能源价格的外生冲击时,资本市场下降很少。这些研究表明:能源使用对于能源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弹性的,而横截面数据(各个国家的国际差异)是有弹性的。通过引入新的指标—社会机能多元整体分析（MSIASM）变量，研究重点集中于能源消费对四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克服了原始GDP增长率和能源强度的不足；另外还使用了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力活动的成熟度等指标考察经济体系内部的传导机制（Raluca I.Iorgulescu and JohnM.Polimeni，2009）。
赵丽霞和魏巍贤（1998）将能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扩展后的生产函数模型具有令人满意的统计效果。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基于Cointegration 和ECM分析技术的研究，验证了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证实了GDP、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单纯的电力到GDP的单向granger原因（林伯强，2003）。马超群等(2004) 研究了中国从1954～ 2003年间年度GDP 和能源总消费以及能源消费各构成部分(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力等)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韩智勇等(2004) 和周少甫等(2005) 分别研究了GDP 和能源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石油消费之间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

Hu(2008)遵循Hansen（2002）使用的方法，以中国台湾为样本运用非线性协整模型考察了各分类能源同GDP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使用两区域VEC模型验证了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并集合GDP增长分析了能源消费过程中的均值回归现象。Lee等（2008）以22 OECD 国家1960-2001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协整分析模型，在总生产函数中引入股票做控制变量，考察了能源消费同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结论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股票变量相对于能源消费更有生产效率；同时面板因果检验指出三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联结。这篇文献弥补了原有文献（Altinay and Karagol (2004)，Ghali and El-Sakka (2004)，Lee (2006)等）忽略资本股票市场的不足。

将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LSTR）应用于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结构依从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规律（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结论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同能源消费之间的相互非对称关系，同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阶段性特征。于全辉, 孟卫东（2008）基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有关面板数据协整建模的理论和方法, 对中国东西部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东西部地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东部地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之西部地区更为密切。

Fredrich Kahrl and David Roland-Holst（2009）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考察了能源消费形式对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影响。

三、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
对于能源效率的考察主要从能源效率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两个方面展开的。具体会涉及能源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部门规划、能源消费比重的变革作用，GDP增长、人均收入、R&D投入、技术水平、能源结构、能源供需水平对能源效率的要求和影响。
基于历史数据，大多数学者从能源消费、能源价格以及收入增长率角度对能源效率提升路径做出了解释，一种是生产率增长说，另一种是经济结构说。但是都没有从总体数据中区分出具体的效应。Mort Webster，Sergey Paltsev and John Reilly（2008）比较了两种MIT 排放预测和政策分析模型 (EPPA) ，分别使用传统效率时间趋势方法和收入弹性方法分析政策构架的长期和短息效应。结论指出独立的收入方法相对更好。
Fisher-Vanden等（2008）考察了研发投入对能源使用的影响。具体从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使用质量提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结论表明研发对效率提升有积聚效果，而对能源质量提升有放大效果，并且两个方面存在着制衡关系。因此一个CEG模型被引入分析框架，通过情景分析以求得一个均衡的结果。

董利（2008）基于中国30省区1998～200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能源效率变化趋势,运用Galli的非线性函数模型设定形式面板模型，考察了我国能源效率(能源强度倒数)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满足U型曲线关系。研究证实这种U型关系的确存在,并发现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能源强度的拐点出现在人均GDP较低的水平上。同时,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市场化程度、能源消费结构等一系列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发现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刘畅, 崔艳红（2008）对能源消耗强度按高、中、低能耗区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研究不同区域各种经济因素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协整关系, 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短期动态调整效应。结论显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企业科技开发投入对高能耗区域有较大的长期影响, 说明这些地区依靠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及技术创新达到节能的潜力巨大, 但是高能耗区域的能源消耗强度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短期波动调整缓慢。中能耗区域的能源消耗强度受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影响更大, 并且该区域具有较高的长期能源价格弹性。低能耗区域的能源消耗强度相对于各种经济因素的短期波动能迅速发生变化, 并且快速调整到均衡状态。

四、能源供需与经济发展
能源供需一方面分析能源供给需求变动对价格的影响，从而考虑对经济增长GDP的作用机理；另一面则是在已知能源对经济促进和制约作用的前提下，进而考察能源的整体供需平衡，能源的缺口问题。增长的消费需求自然而然增大了经济运行的压力，因此合理有效的供需预测也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
能源需求弹性20世纪70年代后油价迅速上升,导致了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减小,转向煤炭等替代能源。所以研究能源的需求弹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例如,Sweeney(1984)进行了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来检验能源消费对价格的敏感度。结论指出能源需求对高价格的反应是能源储备量与燃料进行替代,也包括能源和其他投入品的替代。由于大部分能源使用于长期资本装备,而每单位资本装备有固定的能源需求,长期能源价格调整比短期更大,因此能源储备与燃料间的替代在价格停止增长之后仍然会持续更长时间。他计算出二次能源的长期需求弹性可能在-0.4至0.7之间。他还具体考察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投入价格对各个行业的需求反应。

五、能源投资与经济发展
能源投资主要结合能源使用效率，具体引入投资支出，研发费用以及能源密度等变量，仍然使用回归分析（线性和非线性）等计量方法来研判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关系。进来能源期货则成为学者们景象研究的重点，如煤炭期货、焦炭期货、钢铁期货等。
能源期货的研究调整能源价格推动能源市场的完善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面对能源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发达国家建立了各种能源产品的期货市场来分散特定的风险,如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的石油期货交易所。能源期货包括原油、汽油、民用燃料油(heating oil)和天然气四大类。能源期货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在金融学中更多的研究是把它作为一类实物期货来看待。一般认为,能源产品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期货价格是否是下期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和精确预测仍然存在争论。Chinn(2005)检验了能源期货的不同期限结构,他们发现,除了3个月期限的天然气市场外期货价格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预测值。所以,期货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下期能源商品价格的移动趋势,期货市场仍然很难完全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更多的研究是关于能源期货的技术细节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Lu等（2008）运用一个两区域是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了能源投资对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文中以上陕西省为例，通过模拟不同的能源投资情景，对应分析GDP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能源部门增长以及污染物排放的增长。

六、能源替代
经济发展必然要求能源的保证，而不可再生资源的限制性条件，推升了开发可替代能源的紧迫性。不少学者已经开始着手于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替代问题，诸如能源替代的发展路径、能源替代的社会影响、能源替代的福利分析等。除了对能源之间的替代考察外，基于生产函数中要素替代问题也相应成为研究的话题，并且其与能源替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互补。
一些相关研究就是希望确定资本、劳动、原材料等各种投入要素对能源的替代弹性的符号与大小。Bemdt and Wood(1975),Hudson and Jorgenson(1974)的研究都表明:能源与劳动是替代品。而Griffin and Gregory(1976)的结论是能源与资本是替代的。而且由于政府的某些政策是鼓励引入新的物质资本以节省能源,所以他们认为这种资本与能源的替代影响了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中长期来看,这些替代性是否存在仍是个疑问。Ozatalay,Grubaugh and Long(1979)考察了那些能源相对价格较高,并且使用更多节能技术的国家。他们用1963—1974年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估计了Alan偏替代弹性系数与需求弹性。得到的结论是:除了原材料之外,其他投入都可以作为能源的替代品。这样,即使存在能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也可以得到持续的增长。所以,资本与能源从长期来看是很好的替代品。另外,以前的研究都是计算Alan偏替代弹性系数,得出相反的能源资本替代性。Thompson and Taylor(1996)认为使用。Morishima弹性更加合理。他们综合了前20年的研究,然后基于相同的数据用参数估计的方法计算了。Morishima弹性。其结论是资本与能源是Morishima可替代的。
Hengyun Ma，Les Oxley， John Gibson and Bonggeun Kim通过计算1995-2004样本的要素和能源替代的偏弹性，以及能源需求的价格弹性，运用二阶段变换成本函数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替代和能源替代。同时为了有效分析结论，能源强度以技术变革被引入分析以考察能源替代的影响因素。

七、能源生态于经济发展
能源的环境生态分析集中研究的是化石资源（属于非可再生能源），代表性研究包括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足迹分析、经济发展的库兹涅茨曲线等。另外也有从污染治理成本和能源强度等角度来考虑能源使用的负面效应；能源污染物排放情况同经济发展（GDP）之间的Granger检验，进而断定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能源强度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环境成本，以及全球的环境框架协议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单位能耗的降低和污染排放，以及技术创新程度的logit检验等；生态承载力（森林覆盖率）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大量涌现用CGE模型对能源和环境政策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研究(Bergman,1990,Jorgenson＆ Wilcoxen,1990;Robinson,1990;R.-H.Goulder.1996)。能源和环境CGE模型是在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模拟环境税和能源税政策改变对生产、消费和政府收入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包括能源和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常常要考虑各种因素,如能源政策变动、能源需求与供给、含污染的技术、货币政策、技术和不确定性的增长等。具体方法或是在模型的供给和需求部分运用每单位部门产出和中间投入所对应的固定系数估算污染排放量,或是向经济系统引人环境反馈因素,考察环境保护政策对经济面的影响,或将环境影响因素纳入效用函数中,或详细规定削减污染的技术生产函数。
　　Dellinka,Hofkesb,Ierlanda and Verbruggenb(2004)则用Ramsey型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经济在污染削减政策下的动态行为。他们用的是荷兰这样一个小国经济做实证应用,结果表明稍微下降的经济增长、使用大部分污染削减技术来重构经济是最优的。

八、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
能源安全这部分内容基本是延续了能源供需的国内层面研究，因为其考虑了整体世界经济的能源需求和供给，从全球能源供需的角度探讨能源均衡，对比能源对外依存度，针对能源价格冲击和能源供需冲击，来论述能源的国际溢出效应。

九、能源税与经济发展
能源消费导致了两大问题:资源消耗与全球气候变化。因此有关能源的公共政策往往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利用能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一个主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对能源课税。面向能源的税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税,如现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燃油税;二是针对能源消费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征收的环境税(也称为生态税,ecological tax),如硫税和碳税等等。Smulders(1999)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应该使用投入税(能源消费税)而不是释放税(环境税)来解决环境的外部性。能源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资源,促使企业有效利用和开采能源,提高资源回收率。从实践上来看,能源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对机动车燃料征收特别消费税和对运输、民用和商业部门的中端消费征收一般国内消费税(增值税和销售税)。在OECD国家,平均70％的能源税收来自运输部门,而且约70％的能源税收是以能源消费税形式征收的。
　　传统的研究认为,征收能源税比在相同收入水平下增加企业或者个人收入税带来了更多的成本。Goulder(1993)通过模拟试验认为能源税的超额成本主要来自相对狭窄的税基。所以,美国在1993年提出了一个广泛税基的能源税,对原油、煤、天然气进行征税。而欧盟国家的重要目标是统一联盟各国能源税的税种设计和税负。
　　能源税对经济产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给产生显著的冲击。现有的研究(Goulder,1992;Jorgen son＆Wilcoxen,1993)认为能源税引起的GDP下降与所收到的税额大致相等。Rotemberg and Woodford (1996)认为,当能源使用的企业面临不完全竞争市场时,能源税带来的产出损失显著地大于通常计算的。当企业是共谋的寡头时,能源价格的增长会对产出立刻发生影响。但是,在参数选择合理时,对非能源部门的就业和产出影响就很小。
　　环境税是对污染排放课税。环境税既可能抑制能源的低效率消费也可能为经济带来无效率的后果。一些研究提出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增加环境税收入,同时减免企业与个人的所得税、投资税和储蓄税,从而维持国家财政收入不变(称为收入中性,revenue neutral),这样不仅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环境质量,还能够刺激投资和就业,推动经济增长。
不少研究还认为,权衡使用各种环境税工具时激励效果与管理成本,环境税最好采用碳税的形式。经测算,碳税比能源税的减排效果更好,但是全球实行统一的碳税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引入碳税,而美国并没有实行。
Norland,Ninassi and Jorgenson(1998)运用CGE模型对美国实施能源税改革的效果进行了预测。他们的税改方案是,运用完全社会成本定价的方法对能源消费征税,使能源价格正确地反映出能源消费造成的外部环境成本,同时使用单一税率的国家销售税取代所得税,保证总的财税收入不变。G.E.Metcalf(1998)则认为,如果适度征收环境税——主要包括碳税、汽车燃油税、大气污染税以及未被回收的废品税,税额将能达到政府全部税收收入的10％;所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减少社会保险税和个人所得税,以保证收入中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完全消除税制的累退性。

十、能源的微观层面与经济发展
传统的能源研究文献起点多源于宏观面，对于微观层面考量较少，例如对个人收入水平，企业投资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的研究。能源消费的微观行为研究（能源投资、能源股票购买等）、社会福利、个人效用角度、垄断竞争、企业生产成本、微观要素需求和供给方面（工资、休闲娱乐）等成为这一领域的冷门。
随着能源问题的逐步凸显,基于微观能源消费数据而进行计量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消费能源的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居民家庭,基于这种微观消费行为的研究可能更有利于解释能源市场的需求状况。首先,家庭对水电燃料、交通工具燃料的能源花费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据调查,1991年,家庭消费的石油资源占美国全部石油消费的31％,占能源消费的13％(EIA,1993),而且增速也非常快(1966—1991,60％)。例如,Schmalensee(1999)分析了美国家庭对汽油的需求。他认为家庭结构对家庭的汽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根据城市和乡村分组以及收入分组的研究,结论是不同类型的家庭其汽油需求不同。而且家庭能源需求与城市污染和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很多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生产和投资也会考虑到能源成本的因素。根据标准的新古典投资理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应该对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同时,投资项目的折现率应该等于具有相同风险状况的其他投资项目的可获得收益率,因而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与企业的特征无关。S.J.Decanio and w.E.Watkins(1998)构造了一个模型,检验企业的特征是否影响他们参与一个节能型的投资项目(green lights program)。结果是:与传统观点相反,企业特征确实要影响到是否参与此项节能项目的决策。

补充
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资料较少，可以成为研究的重点。
能源区域投资分析（对不同区位的铁路建设投资等）；不同能源区的收入分析、行业分析、企业成长性分析；企业成本同能源价格、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能源价格对微观主体的影响的效用分析；能源转移的经济学理解问题（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能源产业的市场性质分析（垄断性的经济学意义）；能源行业对微观就业环境的作用，包括就业岗位的区域分布、岗位工资等。
方法上面板数据分析、分段回归、EC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