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钟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钟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钟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钟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钟书题写，他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钟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钟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既然钱钟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钟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钟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钟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钟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钟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钟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钟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钟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钟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钟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钟书是有帮助的。

　　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钟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钟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钟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钟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钟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钟书很有帮助。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不过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四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钱基博持同一立场。 这更说明钱钟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一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钟书，因为钱钟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79年钱钟书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他父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钟书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是感情方面的良；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钟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

　　钱钟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钟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现，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钱钟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钟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