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均6千美元：一个临界值？    2008年中国经济和浙江经济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按照初步统计数据计算，全国人均GDP首次跃上了3千美元台阶，浙江人均GDP首次突破了6000美元大关。这些显然都可谓历史性突破！历史地来看，无论是先行工业化国家较早的开拓性经历，还是一些后发型经济尤其是NIES经济（新兴工业化经济）较近的赶超式经历，都表明这两个数据具有某种“临界”意义。其中人均国民收入3千美元，曾是早几年世界银行依据收入划分国家类型的一个临界指标，也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一个经济体由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转折的起始水平。而人均国民收入6千美元，则被经济学家们视为社会经济发展迈入更高层次的一个临界指标。实际上，在世界银行那里，迄今依然将人均6千美元视为“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的分水岭。当然这里所定6千美元，系按1987年美元购买力计算，换算成2007年美元，则为11456美元！
    二、人均6千美元：几个国际参照系
       先看前一种方法。世界银行一年一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按照人均GNI（国民收入）将全球二百多个经济实体划分为四个收入档次，分别为“低收入经济”、“下中等收入经济”、“上中等收入经济”以及“高收入经济”。最新分类（2008年7月1日公布，以2007年国民收入计算）收入门槛如下： 低收入经济体，2007年人均GNI低于 935美元；中下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936美元至3705美元之间；中上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706至11,455美元之间；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11456美元以上。世行计算的2007年中国人均GNI为2380美元，由此将中国划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客观地来看，世界银行这个分类存在天生的缺陷。其缺陷生自其汇率估算方法。该分类在将一国国民收入换算为美元等值时，采用的是三年平均市场汇率，即按照一国货币兑换美元的三年平均汇率计算，每年调整一次。由此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便是汇率扭曲。说具体点，同一个国家，前后几年的汇率不同，由此核定的年度GDP之间就缺乏跨时可比性。不难推断，这种数据只能用以进行横向国际比较，而无法进行纵向比较。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总体经济，还是中国经济之下的区域经济，都属于后发型经济，最好的国际比较，当属纵向比较，需要参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以往经历。就这个目的来看，世行收入分类指标及其关联数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看后一种方法即麦迪森提出的方法。这种方法将购买力平价（PPP）汇率与国际价格统筹考虑，先算出一个标准的“国际元”，实际上是与特定年份美元购买力相等的一个货币单位，因此与美元无异。再将所计算国家货币汇率与此挂钩，进而据以测出具体国家GDP数据。这个方法得出的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借助这一方法，麦迪森教授测算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自公元元年到最近的GDP历史数据，并使用同一个货币（国际美元）单位进行比较，建立了一个比较数据体系。按照麦迪森（2007）的计算，若以1990年美元购买力（亦即“国际元”）计算，先行国家人均GDP跃上6千美元的历史，大体上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二战”前跃过这个门槛的工业化国家，全部属于后来公认的“发达国家”。此类经济体全世界只有8个（参见表1-A），其中美国为第一个跨过6千美元门槛的国家，时间在1923年，瑞典、丹麦则为战前最后迈上这个台阶的国家（参见表1-A）。
    第二种是“二战后”50至70年代跃过6千美元门槛的工业化国家，几乎全部为西欧国家，仅有东亚日本例外。共有9个，这些国家如今也全部属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参见表1-B）。
    第三种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了后来的新兴工业化经济，跨入6千美元时间跨度较大。其中委内瑞拉（1947年）最早，泰国最近（1994年）。包括中国台湾及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经济体，也是在这个时段跃过6千美元门槛的
    上述两种方法，事实上引出了两类国际比较参照系，按照两个参照系衡量中国经济与浙江区域经济，判断有所不同。
    若以前一个系统即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为参照系，则2008年中国人均GDP跃过3千美元意味着，我国总体经济接近“上中等收入经济体”。2008年浙江经济迈上6千美元台阶，则意味着浙江经济已经跨过“上中等经济”收入水平的中线。直观地比较，目前浙江人均6千美元GDP，大体上与亚非拉三大洲如下几个较有影响的经济实体达到的收入水平相近：（1）东亚——马来西亚，2007年（下同）人均GNI 6540美元；拉美——乌拉圭，人均6380美元、阿根廷（6050美元）、巴西（5910美元）；非洲——南非人均5760美元。
    若以后一种系统（麦迪森方法）为参照，则可以认为，目前浙江人均收入达到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几个工业化大国历史上如下阶段：美国：20世纪20年代；西欧法国与德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东亚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三、人均6千美元：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涵义    客观地来说，人均6千美元GDP仅仅反映了国民收入水平，要据以把脉社会经济现状，判断下一步发展的大势，则需要以这个收入水平为线索，做更宽泛的分析与实证，并判断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涵义。
    论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难以回避经济增长阶段论。这个理论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教授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罗斯托教授在其系列论著中，将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分为六个大的阶段。依次为（1）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2）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pre-conditions for taking off），（3）“起飞”阶段 (take off)，（4）向技术成熟过渡(driving to technical maturity)，（5）大众高消费时代(high-mass consumption)，又及后来加上的（6），即“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在罗斯托那里，每一个阶段的典型标志是明确界定的，这也为许多经济学家所熟知，此处不拟一一罗列。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第四、第五两个阶段，即“向成熟过度阶段”（以下简称“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简称“大众消费阶段）。
    先看“成熟阶段”。罗斯托（2001，P.61）对于这个阶段的定义是：这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成熟阶段的主要标志如下：工业主要是制造业发展的多样化；新的主导部门逐步发展壮大并代替了“起飞”阶段的老部门。罗斯托对部分先行国家成熟阶段的时间判定如下：英国，1870年至1913年；美国，1870-1910年；德国，1870－1910；法国，1870-1913年；日本，1904-1941年。其中英国“有效地应用了19世纪中叶的技术”，美国有效地利用了19世纪末期的技术，其他后发型国家则有效地利用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技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若将主要工业化国家上述两个阶段前后转换时段的人均GDP一一列出，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两个阶段转换的时段，一国人均GDP恰恰经历了由3千美元左右向6千美元的左右的跃升。其中美国起点较高，1900年完成“成熟阶段”时，人均GDP超过4千美元（4091美元），1910至1929年启动大众高消费阶段时，人均GDP由5千美元跃过6千美元大关。日本起点较低，1941年完成“成熟阶段”时，人均GDP接近3千美元（2873美元），1955到1965年启动大众消费阶段时，人均GDP几近6千美元（5934美元）！法国、德国最具典型意义，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恰恰经历了由3千美元到6千美元的跨越。其中法国实现了由3384美元到6312美元跃升，德国由3348美元越过7千美元大关
    比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书数据，显然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目前中国全国人均GDP跨过3千美元，意味着我国社会已接近或正在完成技术成熟过度阶段，由此积蓄了足够的能量，足以启动大众高消费阶段。相比较而言，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省域经济，浙江人均GDP跨越过6千美元大关，无疑预示着浙江社会经济已经跨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的门槛！这一点必须引起各方关注！
四、人均6千美元：几个社会经济发展大势    上述判断，实际上可为近年中国尤其是浙江社会经济所发生的许多变化所印证。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尤其是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深处，正在涌动着强烈的大众高消费浪潮，其标志至少可列举如下：
    之一：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其中日本当年的所谓“三C产品”中，彩电和空调在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普及或者接近普及，私家小轿车的普及浪潮正在涌动，进展极快。除此而外，其他20世纪乃至世纪转折时期刚刚问世的耐用消费品，也成了近些年普及最快的产品。统计数据显示，在高档耐用消费品中，普及最快的当首推电话；其次是家用汽车，近五年以来呈现“井喷式”增长。
    之二：住宅建设与装修热潮的涌动。大约从20世纪最后几年开始，一股房地产开发热由沿海而内地掀起，迄今未见消退。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浙江大中城市上涨更快。房地产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但其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气势，尤其是与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家庭装修热，则无疑与人们收入的快速增长与追求舒适生活的需求偏好联系在一起。这一热潮与美国上世纪20年代颇为相似。
    之三：闲暇消费热潮的掀起。首先是工作日的减少与假日的增多，长假的盛行。由此推动了旅游、度假等闲暇消费的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8年，中国全国国内旅游人数就由7.44亿人次猛增到17.7亿人次，8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半！与此同时，在少数高收入者和公职人员中，公私兼顾的出国考察、旅游热潮持续涌动，在沿海地区，自费出境旅游渐成时尚。权威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8年，仅大陆“国内居民”出入境人数，就由1047万增加到4584万人次，增长3倍以上。其中因私出境者由563万人次增加到4013万人次，增长7倍多。这中间，浙江增长高居全国前茅！
    历史地来看，一个经济体一旦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往往会发生如下变化：
    其一是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淡化GDP或GNP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数据，转而关注环境与社会公正等反映大众生活品质的的指标。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初期，日本大众开始将多年推崇备至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戏称为“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转而强调清洁空气和优美的环境。
    其二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折。罗斯托分析认为，一个经济体一旦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与此同时，“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方面。
    其三是“福利国家”理念的普及与强化。罗斯托考察揭示，先行国家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之后，建设“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其内涵不少于四：（1）增加社会保障；（2）强化收入再分配机制；（3）缩短工作日；（4）软化刺激生产或供给的政策目标，强化环境资源保护等目标。
若以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上述历史为参照，目前浙江乃至整个沿海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有许多相似之处，现列举如下：
    与先行工业化大国一样，新世纪以来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大众关注正在从片面强调生产而转向更多地关注消费。先是淡化GDP等纯经济指标的呼声鹊起，接着是环境关注的迅速升温，最后是扩大社会保障体制、改善医疗、基础教育条件呼声的加温。社会关注的这种变化，与先行国家迈入大众消费时代门槛时的情景颇有些相似。
    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似，目前中国经济显然正在改变过分依赖投资驱动的态势，而向更多地倚重消费拉动变化。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的消费增速，近3年以来持续攀升：2004年由上年增长9.1％攀升到13.3％，2005年与2006年分别为12.9％和13.7％，2008年则突破20％。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三大动力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赶上乃至超越投资。
    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似，近年以来以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理念，也在全国得以强化，在浙江等沿海地区，不仅在强化，而且在认真实施。
    然而必须承认，类比只能到次为止。由于浙江经济属于国民经济之下的区域经济，具体说它属于一个转型发展中大国经济之下的区域经济，因此与先行工业化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可比性有限。然而即使如此，类比依然不失为深层思考的重要源泉！
   用人均GDP来考量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经常采用的指标，但是怎么考量的确是个问题，是否具有可比性等问题存在。这篇文章就这方面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