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近从社会保障角度思考民工荒问题时的一点想法，和大家交流！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在减少农民、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农民增收和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链条中，减少农民是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为寻求城市务工高收益，我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约有1.2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是这些农民工大部分处于闲时务工，忙时务农的“兼业”状态，他们与土地还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在耕地数量一定的前提下，农村人口数量并未真正减少，土地规模化经营时机尚未成熟。

2004年前后，随着农民务农收益的增加，我国的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农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根据广东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和专家估计，目前广东省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农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类似的情况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存在[1]，很多企业雇不到所需求的农民工。这是否又意味着我国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福利待遇角度对这个问题展开分析。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城乡收入的预期差异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农民的流动是盲目的。国内学者朱镜德提出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两阶段构想，阐述了有效乡—城迁移的见解，指出农民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有效性的动因。赖小琼、余玉平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调整和拓展，提出农民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和收益范围进行拓展。任丽新提出，以城镇非农产业群体为对象，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限制，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最具有制度性的权益保障措施。本文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针对2004年前后的“民工荒”，提出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第二阶段，通过在农民工务工收入中增设福利项目和提高实际工资率来加大农民工与农民的收入差距，以保持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动力，并以割断农民工与土地的联系对有效乡—城迁移进行调整。

1 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前提下（赖小琼、余玉平，2004），是否进行乡—城迁移是其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托达罗指出，城乡间预期收入的差异是决定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经济因素，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向高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动，只要存在相对来说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就会对收入较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产生持续的引力（拉动）效应，其中，对迁移成本的计算与预期是影响劳动力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得到的收益（R₀）我们主要考虑：（1）在城市获得的实际工资率；（2）技能性收益；（3）文化性收益[2]（赖小琼、余玉平，2004）。乡—城迁移的成本（C₀）主要考虑：（1）迁移成本；（2）生活成本；（3）机会成本。只要

NPV（R₀- C₀）>0，

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决策就是可行的。2004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民工荒”恰恰是农民工对乡—城迁移的成本和收益理性分析的结果。

从收益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消费物价总水平明显上升，农民工的绝对工资水平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仍然是10年前的600－1000元，其实际工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3]。此外，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也直接导致民工短缺。

从成本的角度看，迁移成本和在城市生活的成本随着消费物价总水平的上扬而不断上升。另一个成本因素----机会成本，在2004年也迅速上涨。在这里，我们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务农收入，2004年农产品价格上调、农业税减免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20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增长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10.9%，远远高于2003年4.3%的增长率，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8.7%的增长率，并打破了自1985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沉闷走势，改写了多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居民的局面。

比较上述成本和收益，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NPV（R₀- C₀）值可能已经等于或小于零，因而导致许多农民工放弃乡—城迁移决策。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民工务农收益有所提高，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会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对打工收入的预期提高，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更为敏感，低收入的城市工作岗位对农民的吸引力减小，因此，在珠三角等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民工荒”现象[4]。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民工荒”现象并不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民工供给小于需求，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调整农民工劳动报酬（包括提高实际工资率和增设福利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将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分成两阶段（朱镜德，2000），重在增强城市经济吸纳农民工能力的第一阶段已经走过，现在我们正处在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差别待遇、切断农民工与土地联系的第二阶段。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待遇，除了开放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5]增加迁移者的就业机会之外，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需求农民工的企业提供较高的实际工资率和在劳动报酬中增设福利项目来扩大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范围。后一个途径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2 增设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福利项目迫在眉睫

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如果能够促使人力资源的质量（人力资本）不断提高，那么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就会对制度提出新的服务需求。比如，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不断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也会不断提高，因此每个劳动力对保护自己不发生工伤事故的保险需求增加，对医疗服务和生命保险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这实际上就是在呼唤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民工荒”现象或多或少地验证了舒尔茨的上述观点。因此，无论是从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满足工业发展对工人技能需求的角度看，还是从增加农民工收入为其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资金来源的角度看，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刻不容缓的。

如前所述，与上升了的进城务工成本相比较，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益确实下降了。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的下降主要体现在货币性收益上，因此，对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对货币性收益的调整上。

根据伊兰伯格（Ronald G.Ehrenberg）和史密斯（Robert S. Smith）在《劳动经济学(第七版)》中的表述，劳动报酬除了包括以货币支付的实际工资率（图一中的工资报酬）之外，还包括以各种实物或延期支付体现的雇员福利项目，例如带薪休假以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所得基本上是工资报酬部分，福利项目大多处于缺失状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的重点调查结果，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最为严重。因此，本文对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的调整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提高实际工资率；（2）增设福利项目。关于实际工资率的调整相对容易，本文主要讨论增设福利项目。

工资率 （单位时间的酬金）

* 工作时间 = + =

工资报酬

雇员福利 （实物或延期支付）

劳动报酬

图一 工资率、工资报酬、劳动报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工资率 （单位时间的酬金）

* 工作时间 = + =

工资报酬

雇员福利 （实物或延期支付）

劳动报酬

图一 工资率、工资报酬、劳动报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从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来看，保险项目覆盖到农业人口一般都迟于工业人口[6]。但是象我国这样把农民作为一种单一的身份认同使其成为刚性难以逾越，则是不多见的。特别是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民工的社会福利项目缺失问题日益凸显。

就社会保障项目而言，①失业保障（社会保障的核心）：农民工在失业期间领不到失业补助，只能靠积蓄和借钱过日子（77.2%），或被迫回乡（14.6%）（赵晓霞，2003）；②医疗保障：1/3的人生过病，60%的人硬挺，40%的人花钱看病，其中用人单位支付的不足1/12（高金登，2004）；③在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市对城市非流动者、城市流动者和农村流动者进行的调查表明，工作单位为其提供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68%、25%、2%；无锡为70%、14%、12%；珠海为50%、9%、1%。可见工作单位普遍没有为农民工设计养老保险。④劳动时间： 2002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资料显示，珠三角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者仅占30%，工作时间在12至14小时的占40%多；每月没有休息日的占40%多。这种违反法律规定标准的加班对农民工造成身体和精神的极大伤害，甚至造成“过劳死”。

就劳保待遇而言，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城市人嫌弃的脏、重、累、险的工作，劳动强度普遍偏高，工作环境恶劣，而且没有相应的保障。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外来农民工”课题组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未与厂方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打工者有61.2%。没签订劳动合同，不用说享受劳保待遇了，就连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而且加班不加薪的情况非常严重。

就其他福利而言，农民工也是被歧视的群体，与城市工人相比，除了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他们还无缘享受福利分房或在政府补贴下购商品房，解决住房的途径一般是租房、利用废旧材料在城乡结合部违规建造简易住所，借用人单位的房子，极少数人自己掏钱买，因此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环境很差，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或城市的死角，无法溶入真正的城市生活之中，文化收益也比较差。另外，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也没有保障，子女就学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交赞助费、自己办学或干脆就失学。

就农民工劳动报酬中福利项目缺失的影响而言，除了上述成本和收益内容，福利项目的缺失使农民工完全暴露在进城务工的风险中，从而进城务工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另外也加大了农民工乡—城迁移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民工预期到务农与进城务工之间的收益差距确实在缩小，土地保障功能扮演了农民和农民工最低保障的角色，“兼业”成为农民工在福利项目缺失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彭宅文，2003）。在农民工精力有限，无法同时兼顾土地的精耕细作的前提下，我国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

3 民工荒、土地撂荒及有效乡—城迁移特征的调整

3.1继续保持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是有效的乡—城迁移（朱镜德，2002）[7]。 然而，“民工荒”现象提醒我们，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托达罗模型指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农民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因而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动力正在减弱，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如何继续保持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有效性。

维持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有效性必须从增加农民工城市务工收益入手，如前所述，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第二阶段重点探讨福利项目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城市完全竞争市场上[8]的企业在农民工劳动报酬中增设福利项目，扩大农民工收入与农民收入的差距，维持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动力。

在农民工劳动报酬中增设福利项目的难点是社会保障项目。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且经济承受能力低，整齐划一地将农民工纳入具有高费率、高待遇、高补贴特征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是不现实的，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的不同社会保障需求分类、分层设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有雇主、职业和收入稳定、流动性较弱的农民工，将他们纳入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结束他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两栖”生活；对于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较为灵活，应该依据其需求的迫切性分批建立[9]，以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基础，探索出低费率、低待遇、可灵活操作、方便简易的制度形式和参保办法（卢海元，2004）[10]。另外，还要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工人平等的劳保待遇，特别强调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安全的就业环境。

3.2对有效乡—城迁移特征的调节

有效乡—城迁移的特征之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与土地仍然保持联系，然而与“民工荒”并存的“土地撂荒”和土地粗放型经营现象促使我们对有效乡—城迁移的这一特征进行新的思考。2000年，安徽省有统计的土地撂荒面积为135万亩，占总承包面积的1.2%；湖北省季节性撂荒面积达20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左右；江西省撂荒面积为65万亩，占全省现有耕地的2%左右；重庆市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的土地撂荒约占撂荒土地总数的60%左右[11]。

土地撂荒和土地的粗放型经营是对耕地这种稀缺资源的浪费，也阻碍了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的进程。土地撂荒和粗放型经营也说明工作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工对土地保障依赖性的弱化。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收入中增设福利项目有助于弱化甚至于切断农民工与土地的联系，通过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来逐步替代土地对“兼业”农民工的最低保障作用，让撂荒土地的农民工心甘情愿地让出稀缺的耕地，使农民工彻底转移到城市，从而真正减少农村人口，通过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达到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目的。切断农民工与土地的联系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需要结合土地使用权换保障等方式来逐步完成，因篇幅所限，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不予详述。

如上所述，我们要对有效乡—城迁移的特征做出调整（见表一）。（1）最大的调整是在新的有效乡—城迁移中农民工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以增设福利项目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替代土地的保障。（2）农民工与农民收入差距大仍然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但这种较大的差距是调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率和增设福利项目后的结果。（3）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目的除了博取城乡收入之差，还有转变为城市人口（在当前的制度和资源安排之下，也许所有的农民都有这样的迁移目的，但只有那些能够胜任城市工作并在城市长期稳定留下来的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又涉及到人力资本的问题，本文不详述）。（4）城市中外来人口形成的贫民窟现象不严重，因为有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保护。

表一 有效乡—城迁移特征的调整

4 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的影响

4.1 对我国三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短期内，农民工福利项目会增加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吸引力，为防止过度迁移，需要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稳定这一劳动力迁移流（这又是一项长期工程）。长期内，农民工福利项目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会再次以“民工潮” 的形式大量涌入城市。因为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的作用，一方面在于稳定已经迁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切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为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做准备；另一方面吸引有迁出意愿的农村劳动力迁出，进一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2004年农业税减免促使农村居民纯收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吸引大批农民工回流到农村进而有些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这不仅仅反映了城市务工收入的下降，也表明农业生产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务农与进城务工对农民而言，是两个工作性质截然不同的选择，在务农收入不断增加的前提假设下，有能力并且有意愿进城务工的才会受到农民工福利项目的吸引；有能力没有进城意愿以及没有能力进城务工的农民是不会被福利项目所吸引的。因此，在城市完全竞争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市场之间会出现劳动力的互相流动，这种流动是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断调整工作选择，进而实现两个市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能够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随着劳动力在两个市场的流动，能够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

在农民工劳动报酬中设置福利项目显然会缩小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城市完全竞争市场的报酬差距，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民工有机会进入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而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劳动力很可能被淘汰进城市完全竞争市场。可见，农民工福利项目的设置为农民工进入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提供机会，激励农民工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进入城市不完全竞争市场；两个市场中劳动力的流动显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城市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两个劳动力市场----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市场与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市场，只不过这时划分依据是人力资本水平，其他障碍不再存在。随着劳动力在两个市场的流动，能够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

假定随着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专业化经营农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同时务农收入与进城务工收入（包含了福利项目）差距也会不断缩小，假设仍然有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在城市务工的技术收益和文化收益所吸引不断进行着乡—城迁移，他们也会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从长远看，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我国人力资本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个过程也同时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两全其美。中国劳动力市场区分的标志将是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类型（见图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

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

低水平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

农业生产所需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

工业生产所需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市场

图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4.2 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在农民工工资中增设福利项目，让城市户口失去特定的福利含义，既是为了实现我国城乡人口的平等权利，也同时推动了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但地方政府官员不愿意贯彻劳动法，因为怕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到招商引资；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福利项目，因为怕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可见，农民工劳动报酬中福利项目的设置会直接导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会影响到招商引资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建立的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农民工劳动报酬中福利项目的设置。2004年我国经济超出9%的增长率是令人欣喜的，但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发展的关键点不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过程，应该同时也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笔者认为，福利项目的设置是解决企业“民工荒”现象的一剂良药，而加强农村人口教育和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含量是产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长远的收益看，目前企业承受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之重是经济发展必经的痛苦阶段。当然，考虑到企业对雇佣成本增加的承受力，农民工福利项目的增设应该是个逐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推进的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需要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激励企业完成农民工福利项目的设置，促使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工的就业方向仍然是与城市职工互补的，因此，即使在农民工工资中增设了福利项目，他们对城市工人就业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这一前提下，企业必须忍受雇佣成本上升的阵痛，满足自己的劳动力需求。

5 结束语

据笔者在河北省遵化等地的访谈调查发现，乡镇企业确实为农民工设置了不同层次的福利项目，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选择不同的保障项目，但是农民工普遍的反映是不愿意参加这些福利项目，对各种福利项目所允诺的未来生活保障持怀疑态度。可见，即使在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中设置了福利项目，也并不能必然地保证缺工单位雇佣到所需的农民工。原因在于农民工对福利制度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源于农民工长期以来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种对制度的不信任实际上体现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因为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各个用工单位工资待遇的差别，福利项目无法顺利实现衔接，也导致农民工缺乏参与福利项目的积极性。因此，我们提倡的福利项目应该具有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企业之间能够互相衔接的特点。应该由政府提供相关福利项目的制度标准。可见，不但要设立福利项目，还要激发农民工参与福利项目的积极性和对福利项目的信任。

参考文献：

[1] 赵晓霞.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J]. 农村经济，2003（11）：65—67.

[2] 高金登.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苏州大学法学院，2004.7.6.

[3] 朱镜德.有效乡—城迁移与经济发展. 人口学刊，2002（2）：13—16.

[4] 朱镜德.关于中国现阶段乡—城迁移的战略构想. 南方人口，2000（4）：29—32.

[5] 朱镜德.中国农业非剩余劳动力转移决策机制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人南方口，2003（2）：14—18.

[6] 赖小琼、余玉平.成本收益视线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代经济研究，2004（2）：22—26.

[7] 任丽新.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权益问题. 理论学刊，2003（7）：111—114.

[8] 彭宅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效应分析. 人口与经济，2003（5）：61—64，60.

[9] 探讨农民工转为城市工人，中国经济时报，2005-01-28.

[10] 卢海元。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1] Gerald M. Meier,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Ronald G. Ehrenberg, Robert S. Smith, 2000, Modern Labor Economic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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