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选摘自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被免职部分的内容。 －－－－－－－－－－－－－－－－－－－－－－－－－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 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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