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被“自己”刺杀的托洛茨基
一部关于政治谋杀的电影,道出了以暴制暴和暴力者的宿命。
来到墨西哥之前,托洛茨基,这位昔日的革命巨人,就已经是丧家狗了。当然,这里用的是李零先生的定义:所有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世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都是丧家狗。只是,作为丧家狗,托洛茨基的悲剧要更为深重。这位列宁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共产国际的导师,被誉为具有马克思才有的才华的理论家,在革命成功后的苏俄,先是丧失立锥之地,亡命他乡,继而被彻底吞噬。起初他被斯大林放逐到土耳其王子群岛,随后到法国、挪威避难,后来因挪威政府屈从斯大林的压力,不得不转而到墨西哥避难。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与妻子娜塔莉雅由挪威乘船来到墨西哥,左翼的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派自己的专车到码头迎接托洛茨基一行,来迎接的人中,包括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及其妻子、著名现代派画家弗里达·卡洛。卡德纳斯一生实践农业激进思想,反对外国资本统治,但无意卷入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他在困难的处境下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斯大林对接纳托洛茨基的抗议,并且给托洛茨基提供了惬意的住处与适当的安保。
在墨西哥的三年多时间、也是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托洛茨基有过短暂的美好时光,他种花、养兔子,并且在儿子廖瓦被克格勃毒杀于巴黎后,把寄养在廖瓦家中的外孙谢瓦(母亲死于自杀)从儿媳让娜手中夺回来,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的院子有墨西哥政府派驻的5名警察昼夜把守,同时还有8-10名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义务地参与保卫工作。在《刺杀托洛茨基》中,外孙谢瓦有过几个镜头,但如果不知道上述背景,就不会了解那张甜美英俊的脸对颠沛流离中的托洛茨基意味着什么。
托洛茨基的避难之所,成了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朝圣之地,同时也是高谈阔论的沙龙。来者多是教育活动家、自由主义的教授、新闻记者、历史学家,而那里的话题,从辩证法和超现实主义到美国的黑人状况,从军事战略到印度的农业或者巴西、秘鲁的社会问题,范围非常广泛。每一位拜访者都是托洛茨基新知识的来源,他听着,问着,做着笔记,争论,再重新提问。在旁人眼中,他的好奇心与吞噬事实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
然而,死亡的气味很快散发出来。尽管远离故国,托洛茨基的命运,仍被远方的独裁者所决定。在遥远的苏联,斯大林决定,再也不能让托洛茨基活下去了。这不但因为托洛茨基还在激情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还因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国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尽管被成批成批地关进监狱,但仍表现出高度的团结精神,斯大林担心,战争的洪水会让托洛茨基咸鱼翻身。于是,克格勃内部专门负责铲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部门开始高效运转。
影片对托洛茨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表现出的书生气做了描写。在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对其实施了一次武装袭击后,他仍然拒绝加强对身边人员的防范,宁愿承担风险,也不愿形成疑神疑鬼的气氛而影响士气。他更不接受对来者一律搜过身才能入内的建议。如果接受这一建议的话,“雅克松”就不至于能带着冰镐、手枪进入托洛茨基的书房,堂而皇之地对刺杀进行一次“彩排”,继而搬演成功。
与多伊彻对托洛茨基抱有的巨大同情与高度赞美不同,《刺杀托洛茨基》结尾,导演开始与多伊彻分道扬镳。“你是谁?”面对功成被捕的“雅克松”,警方厉声发问。这差不多是所有刺客被捕后都要面对的问题。
此时,影片定格于“雅克松”阴沉、可怖的面孔。沉吟半晌,他大声回以一个令人惊悚的答案:“我是托洛茨基!”影片随即结束。
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尾,含义不难理解——以暴力革命起家、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哲学的托洛茨基,其实是死于自己的哲学之下。
这样的结尾设计,突兀地赋予影片以强烈的审判色彩,而又并非没有理据。根据金雁先生的《倒转红轮》一书记载,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主要支柱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这一要求建立真正的苏维埃的诉求,有其合理性,但被苏维埃政权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予以血腥镇压,而托洛茨基正是镇压的总指挥。当时有报道说,“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起义被镇压后,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8000人从冰面上逃到芬兰。二战结束后,苏联内务部把这些水兵从芬兰带走,关进国内的集中营,此时,这些水兵已经是对苏联没有任何威胁的老人了。
托洛茨基也是革命可以不讲道德的哲学的鼓吹者。他曾说:“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局面前没有道德问题一样。”
如今,当托洛茨基被伟大领袖宣判为革命的叛徒时,他被自己的哲学所反噬,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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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被自己刺杀的革命家——银幕上的政治暗杀》,载《经济观察报》,2017年3月6日,作者:章诗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