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 政党国家

——读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札记之一

布哈林是前苏联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尽管他一直在理论上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是，他还是没有摆脱成为权力的异己而被无情地排斥出领导阶层的命运。无论是什么阶级或者阶层，只要在其内部存在着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必然存在着权力斗争，在某些人身上就必然的会出现由战友到敌人由接班人到叛徒由最高权力者到阶下囚的身份和角色的转变。这不奇怪，苏联的某些人他们的角色转变的历史已经在某个国度重新来过，而且还会继续重新来过。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布哈林的著作代表性的有《食利者政治经济学》、《过渡时期经济学》等，在《过渡时期经济学》里，布哈林的某些论述，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政党国家”这个概念所描述的国家的雏形。

布哈林的论述是就无产阶级而言的，他说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重新组织社会机构的过程中，“与国家之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方法是相同的，这个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隶属于无所不包的组织，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这个方法，被布哈林称为“工会的国家化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

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要）隶属于无所不包的组织，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也就是说要进行国家化，布哈林是从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作对比的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的。在布哈林眼里，“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共同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一切经济的（和不光是经济的）组织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就算摆在我们眼前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组织：国家、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企业主同盟、合作社、银行团、科学协会、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新闻业以及成百个其他组织”，它们都隶属于“最大的、最有力的、包罗一切组织——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这些一切的社会组织都成了“分号、成为统一的、包罗一切的（国家组织）的分部”。既然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把所有的社会组织纳入自己的这个体系，使它们隶属自己，从而达到了“体系的最大限度的稳定性”，那么，无产阶级国家组织也应该把一切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纳入自己的体系，使它们隶属于自己，以获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稳定性获得之后，才能有效地对抗资产阶级机器的反扑。

布哈林的这些论述，其实是在描述一种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换句话说很常见的国家类型——政党国家。在人类历史上，这类政党国家层出不穷，它们都具有布哈林在以上论述中所提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的“国家化”，或者说“政党化”，因为这个国家的架构就是建立在单一的政党组织的基础上的。

复杂和多样性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是任何社会的一大普遍现象。在非政党国家类型中，这些国家中的社会组织，包括国家组织，它们之间即使有隶属关系，也绝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即政治等级上的上下级关系，等级较高的组织对等级较低的组织发号施令，而等级较低的组织必须无条件的接受来自上一等级的命令，即使等级较低的组织在实质上违抗上一级的指令，这大多是该等级组织体系崩溃的前兆，它们也要在表面上对来自于上一等级的指令惟命是从。在非政党国家，社会各组织之间，具有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性，它们在法律的框架下，各自开展自己想要开展的活动而不必听从其他组织的强迫性的指令。

而当一切社会组织国家化隶属于无所不包的国家组织之后，这些社会组织之间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性彻底丧失了，就如布哈林所说，它们成了“最大的组织国家组织的分号和分部”，而一旦这些组织成为最大的国家组织的分布和分号，该组织中的个人，必然的要成为不得不具体执行来自于不同等级的组织发布的指令的工具，而丧失其个体的独立性，人，从能够自由组合组成社会社团和其他组织的自由的人，变成为只能依附于某个组织才能生存的人！

而我们只要对“政党国家”中的政党进行广义上的理解，不把它仅仅看作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党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毕竟，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自己的组织中听从自己的指令，这样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以这样说，人类历史，就是非政党国家和政党国家相互斗争的历史。而从真正的现代意义上来考察政党国家中所说的政党，其实它们都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用帮派来界定更为合适。而政党国家，其实也就是巨大的国家组织体系的帮派化，从该意义上讲，政党国家，也可以说成是帮派国家。而在这个巨大的帮派体化的体制内，本身也存在着无数小的帮派，它们都在为争夺最高的组织领导权而进行着不停地斗争。

历史并不诡谲，只是有些人想清除他人的旧有的记忆。

草作于2107年4月20日下午 于从吾庐